“慕华事大”思想对朝鲜朝韵书编撰的影响

2018-01-31皮华林秦显韩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皮华林, 秦显韩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纵观几千年中朝交往史,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唇齿相依的关系,从周代的箕子朝鲜到近代李氏王朝的灭亡,朝鲜半岛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一直保持着对中原文化向往、追慕、学习的心态。从箕子入朝带入礼仪规范,汉武帝时代传入汉字,到唐代朝鲜半岛主动引进科举方式、房屋建筑模式,都反映了朝鲜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进入李氏朝鲜以来,朝鲜半岛几乎完全照搬中原王朝的各种体制建设自己的国家。学界认为这是朝鲜半岛仰慕中华文化、主动向中原文化靠近的结果,并且从这些照搬行为中探寻“慕华事大”思想对朝鲜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前人多只注意从文字、书籍、服饰、建筑、官制、科举等方面引进的角度去思考这一思想的影响,却没有意识到就连朝鲜王朝流传的自编书籍,特别是李氏朝鲜自编韵书也打上了“慕华事大”思想的烙印。

一、朝鲜半岛对中国韵书的引进

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推崇儒家文化的历史,因而十分“重视中国书籍的引进与传播”[1],包括中国传统“小学”书籍。对于最早传入朝鲜半岛的“小学”书籍,任少英认为是《龙龛手镜》[2]158。但是,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到高句丽末,“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珍爱之”,季南说“高句丽的‘扃堂’实为地方教育机构,在‘扃堂’里,平民子弟修文习武,学习五经三史、字书”[3],由此可知,在《龙龛手镜》传入朝鲜半岛之前,《玉篇》《字统》《字林》就已经在朝鲜流传使用了。

无论是《玉篇》《字统》还是《龙龛手镜》,都是字书,而非起着规范汉字读音作用的韵书。任少英认为朝鲜半岛在新罗时代实行科举制度时就已经使用中国韵书了[2]。在任少英看来,朝鲜实施科举制度,定会引入韵书。科举制度是一种考试制度,非考试内容,与韵书的引进关联不大。因此,笔者认为任氏的理由不太充分。如果科举考诗赋创作,那么韵书就成了考生必备的参考书目,这在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都有类似的规定。《宋史·选举志》:“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端宗元年的《端宗实录》:“于科举用《东国正韵》,然时未印颁,请依旧用《礼部韵》”。因此,可以根据朝鲜半岛科举考试将诗赋作为考察内容的时间推断韵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

朝鲜半岛实施科举制度时间大致在新罗时代。当时的考试内容为“读书三品科”[4],不考诗赋创作。高丽灭亡新罗后,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延续科举考试,直到“高丽第四代王光宗九年”[5]6,即公元958年,才重新实施科举取仕的制度。高丽实施科举制度后,才将创作诗赋纳入考试范围,其“制述科以词章为主”[5]6。高丽实施科举是公元958年,而宋代立国是960年,因此,高丽此时引进用于科举考试的中国韵书不可能是宋代官修韵书《广韵》《礼部韵略》,最有可能的是当时中原王朝一直使用的《切韵》或者《唐韵》。张晓曼[6]所列朝鲜历代通用的用汉字著述的韵书包括了《切韵》也说明了这点。

到了朝鲜王朝时代,《切韵》《广韵》不见多少记载,反而是《礼部韵略》《古今韵会举要》在有关朝鲜王朝科举材料中经常见到。《礼部韵略》是宋代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为便于科举考试而颁行的比《广韵》较为简略的韵书,后来被引进朝鲜半岛。《礼部韵略》在朝鲜半岛影响深远,到李氏王朝中后期朝鲜学者编撰的许多韵书都带有该书的影子,如《奎章全韵》分韵与《礼部韵略》同。除此之外,“在朝鲜使用较多的中国韵书是《古今韵会举要》”[2]158。明代立国之后,朱元璋下令编撰《洪武正韵》,以规范汉字读音。作为一部明朝国定韵书,自然会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后来的朝鲜自编韵书中,很多也都参照了《洪武正韵》的字母系统,如《四声通解》《三韵声汇》等。

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李氏王朝使用的韵书基本上都是引进的中国传统韵书。这一时期,朝鲜王朝在引进韵书后基本上并不加以改编而直接使用。

二、朝鲜王朝对中国韵书的谚解和改编

汉字是表意文字,即便有中国韵书使用,它对朝鲜士人来说认读学习依然比较困难,从而影响了文化的传播。因此,朝鲜世宗大王召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学者创制了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并于1444年初完成。《训民正音》的编撰,开启了朝鲜王朝谚解中国韵书,自编适合本国使用的韵书的征程,是朝鲜韵书发展的分水岭。从编排模式及注音体系的选择上看,朝鲜自编韵书并没能脱离中国韵书的框架。

1. 编排体例的延续

朝鲜王朝谚解的第一部韵书当是《古今韵会举要》。朝鲜世宗二十六年,即公元1444年,“命集贤殿效理崔恒等诣议事厅,以谚文译《韵会》”,可见,朝鲜王朝在谚文创制完成之际就立即组织了翻译中国韵书《古今韵会举要》的工作。《洪武正韵》引进之后,朝鲜王朝也组织学者对该书加以谚解,称为《洪武正韵译训》。

但是,韵书的翻译工作并不是主要的,而编撰适合本国韵书才是朝鲜王朝发展韵书事业的工作重心。《东国正韵》是朝鲜王朝自行编撰的第一部韵书。该书的“编写工作真正开始于世宗二十六年,在进行《古今韵会举要》国译事业的过程中,扩展了这项事业的范围,并以此为蓝本对朝鲜汉字音进行了整理,从而形成了朝鲜汉字音体系”[7]。可见,该书的底本应该是《古今韵会举要》了,只是删除了底本中的反切注音而标注了谚文。这与《蒙古字韵》的体例相仿。

在朝鲜王朝谚解了《洪武正韵》之后,世宗大王发现该书“浩穰难阅,而览者病焉”,于是命申叔舟删去注释,留其音注,编撰出了《四声通考》。但是,崔世珍又觉得“《通考》诸字,有音无释。承讹传伪,则虽经老译莫能就正;有音无释,则一字重出,无所适从”,于是在《四声通考》的基础上,增加注解,纠正讹误,标注今俗音,编撰出了《四声通解》。申叔舟在《洪武正韵译训》序言中说“然不敢轻易变更,但因其旧”,其后的《四声通考》《四声通解》又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增减释义,纠正讹误而编撰出来的。可见,三书皆承袭自《洪武正韵》,且对其体例未加大的改动。

《华东正音通释韵考》是朝鲜英祖时期编撰的一部韵书,此时清朝入主中原已有100余年。该书延续了《礼部韵略》106韵分韵编排法,其后的《三韵声汇》分韵上也是以106韵为参照。但后者在标注读音上一反以汉字音为主的编排方式,转而以韩国音为主进行编排,这是朝鲜韵书编撰史上的重大变化,是朝鲜学者为编撰出适合本国韵书而作出的一次重大探索,李承子说“它真正考虑到韵书在朝鲜朝时期的字典功能”,“适合韩国人使用”[8]。但是朝鲜学者并没将洪氏的这一成就延续下去,在后来编撰的《奎章全韵》中,“编字次第,仿古韵书”,又走回了传统韵书的模式中。

以上朝鲜自编韵书,无论是谚解还是改编,皆源于中国韵书,从其体例模式上皆能看到中国韵书的影子。除以上韵书外,朝鲜自编韵书还有《续添洪武正韵》(16世纪末)、《华东叶音通释》(1788年)、《三韵通考补遗》(1702年)、《增补三韵通考》(1722年)、《御定诗韵》(1846年)等。但是,这些韵书的模式或皆承续以上几部韵书,或直接与中国韵书有关联,总体上也是对中国韵书模式的沿袭。

2. 标注音系的选择

朝鲜王朝的学者有着根深蒂固的“正音”思想,《东国正韵》序言中的“若不以大正之,则愈久愈甚,将有不可救之弊矣”,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朝鲜士人心目中的“正音”是以中华之音为参照的。《洪武正韵译训》序言中道“命儒臣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所宗”。《华东正音通释韵考·御制序》:“盖华音当以古为正,我音当以华为宗。”《三韵声汇》金在鲁序则说:“天下之字音有万不同,而当以中华为正,我国字音最近中华。”“正音”思想的行为表现则是朝鲜实施了“汉语官话质正制度”[9]。既然如此,如果朝鲜王朝汉字音发生了变化,与中华正音产生了区别,那么,朝鲜学者必定会想方设法寻求正音。有明一代,中原王朝颁布了国定韵书《洪武正韵》,多次加以修订,并“一直不断地印制”[10]。朝鲜王朝认为其为“天下万国所宗”,是他们心目中的“正音”参照。朝鲜学者因此直接谚解《洪武正韵》并加以使用,即《洪武正韵译训》。既然是翻译之作,那么该书中的音系自然为汉语音系了。

随着语言的变化发展,朝鲜汉字音与中原汉字音产生了区别,影响了语言交际,以致朝鲜王朝不得不重新审视读音。《世宗实录》有言:“汉音传音,渐至差讹,虑恐倘有宣谕圣旨,难以晓解,朝廷使臣到国应待言语,理会者少,深为未便。”《四声通解》序言也说“承讹传伪,则虽经老译莫能就正。”但是,朝鲜学者心目中中华之音,特别是中国韵书之音才是正统的“正音”。于是,他们在编撰本国韵书时,常常参照中国传统韵书之音以标注本国韵书。但是,学者们发现中国传统韵书之音与当时的现实语音有一定的差异,如果仅仅标注“正音”不标注时音,也不便于使用。因此,朝鲜韵书,包括朝鲜汉语教材中常常标注有“正音”、时音两种语音体系。如《四声通考》凡例“以图韵诸书及今中国人所用定其字音,又以中国时音所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俗音于反切之下”,即《四声通考》标注有传统韵书韵图之音,又标有当时的通行俗音。《四声通解》凡例则说“今俗音者,臣今所著俗音也”,也即崔世珍在编撰《四声通解》之时除了保留前人标注的语音之外,另外标注上了当时的语音。《老乞大》《朴通事》从高丽朝就开始被朝鲜半岛使用,“到了朝鲜朝已经成为最重的汉语教科书”[11],而《翻译老乞大》是崔世珍为《老乞大》作的谚解本,其正文的汉字下左右用谚文各标注该字的俗音和正音。除此之外,《华东正音通释韵考》《三韵声汇》《奎章全韵》等,都标注有华音和东音两种语音系统。这一做法也是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过程中的一大创举。可以说,自从朝鲜汉字音与中国韵书之音有别之后,朝鲜学者已开始在一本韵书中融入两种甚至多种音系了。

总体来看,朝鲜朝编撰的韵书都以中国传统韵书为参照进行改编,不管是分韵还是编排都没有逃离中国韵书的框架模式。他们标注字音则都以华音为标准,即便参照的华音已经不符合时代需求,也会被标注到韵书中,同时为了便于当时交际使用又标注时音或俗音,以致形成一本韵书中“华音”“东音”并存的格局。

三、朝鲜韵书的编撰深受“慕华事大”思想的影响

朝鲜王朝想要编撰出适合本国使用的韵书,应以本国音为参照,努力摆脱传统中国韵书束缚。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的过程中所作的调整,包括体式的变化、东音的标注,正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但整个朝鲜王朝的韵书却并没有彻底摆脱中国传统韵书的模式,最后一部官修韵书《奎章全韵》反而又回到了传统韵书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朝鲜王朝“慕华事大”思想影响的结果。

1. “慕华事大”思想的表现

高丽末期,守边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行废立之事,不久又取而代之,建立新朝,是谓朝鲜王朝。李氏王朝立国之后,为巩固政权,争取明王朝的支持,实行了“事大保国”之策,主动承认大明的宗主地位,接受明廷册封,积极纳贡称臣。作为朝鲜“事大”的回应,明廷则实行“字小”的德化外交政策。朱元璋在《皇明遗训》中写道:“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把朝鲜定为不征讨之国。李氏王朝统治朝鲜期间,多次遣使入明廷,进表言“本国事大以诚”,“小邦不可以犯上国之境”,“臣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臣,亿万斯年”,“伏望皇帝陛下推字小之仁,扩包荒之量,怜臣抱屈而无诉,许臣效忠而自新。臣谨当永为蕃翰于一邦”,以此表达“事大”之诚意,从而“开启了新一轮的‘慕华’行动”[12]109-115。

朝鲜的“慕华事大”是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的结果,也是朝鲜王朝“一种自愿的选择”[13]。朝鲜王朝“慕华”具体表现在对中原文物礼乐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效仿学习上。孙卫国对此多有论述:朝鲜向来以与明朝车同轨、书同文自豪。李氏朝鲜500年间,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以模仿中国为能事。李成桂建国,命郑道传仿《周礼》编纂《经国大典》,刑法全部照搬《大明律》,成为其“慕华”的实质性的体现。制度上取法中华,明朝中央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朝鲜则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明朝地方设省,朝鲜地方设道。姜希孟(1424—1483)说:我国号称小中华,凡礼乐文物,民风士习,悉仿皇朝。分八道以统领州府郡县,而各置观察使一人焉,即皇朝都御史巡按诸路之制。”甚至于地名上,也是袭用中华地名,李万敷(1664—1732)就说“我东地名,多袭中华”。明朝有“湖南”“岭南”“广州”等地名,朝鲜亦有。甚至于科举取士亦遵中华:“自三代以降于汉、唐、宋、大明之世,庶孽位将相、显名绩,吾东方,上自三国,至高丽五百余年,取人之规,一遵中华,无所间隔。”取士制度,一遵中华[12]109-115。

可见,朝鲜王朝各个方面都能与中原文化保持一致,是朝鲜士人所热切追求的结果,也是朝鲜“慕华事大”思想影响下士人自觉的行动。

2. “慕华”思想对韵书编撰的推动

为了能够引进中原文化,传播儒学思想,朝鲜王朝不得不培养一批精通汉语的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世珍等即是朝鲜王朝有名的汉学家。一国对另一国的效仿学习,在物质和体制上做到神似比较容易,但是在语言文字上做到真正神似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需要语言学习环境,二是长时间不间断的学习。特别是第一个条件,对语言学习结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朝鲜学子学习汉语的环境得不到保障,其学习效果依然不佳,以至于朝鲜使臣在与中原王朝交流过程中常常因为语言文字水平不足受到斥责:

《太祖实录》:“钦传宣谕圣旨:你那里进来的表内,下的字样好生兜搭。今后休教进表来。钦此!”又“前者朝鲜国表内,撰表者故下戏侮字样,特将使臣柳玽等六名留在京师,索取同撰表人郑道传赴京。”“本部尚书门克新等官奏闻奉旨: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又咨:今朝鲜每遇时节遣人进贺表笺,似乎有礼。然文辞之间,轻薄肆侮。”又“宣谕圣旨曰:……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着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对言语问题,朝鲜学者早有认识,《太祖实录》:“遣郭海隆押送撰文者金若恒如京师。移咨礼部曰: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言语,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仅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朝鲜学子学习汉语的效果不佳,在外交上引起了一系列矛盾,从而影响到了本国的“事大”政策。朝鲜统治者对此也非常重视,设置了司译院,专事语言教学之事。《太祖实录》曰:“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使用的韵书,基本上都是引进中原王朝编撰的韵书,这是其追慕中华文化的一种反映。但是,中原王朝的韵书,是建立在汉语这种孤立语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适合中国人学习使用。朝鲜语与汉语有别,朝鲜学子用这类韵书进行学习并作诗写赋,本身就不适应。况且,韵书中所记载的语音具有滞后性,而语言、文字都在不断发展,特别是产生了“东音”与“华音”的区别之后,原有的韵书所记载的语音就已经脱离了时代。根据脱离时代的韵书学习汉语,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朝鲜学者不得不探索编撰更加适合本国语言的韵书。

3. “慕华”思想指导下所编撰韵书特点

(1) 收字与中国韵书大体趋同。新韵书的编撰,也是为了学习汉语汉字,自然离不开收字标音的问题。哪些字是该收的常用字,哪些字不是需要收的死字,都需要有一定的参照。对无穷多的汉字哪些是常用的,哪些是正在使用的,朝鲜学者不可能一一去调查。在“慕华”思想的影响下,朝鲜学者认为再好的调查结果也不如承袭中国韵书更权威。而作为朝鲜学者心目中的典范韵书《礼部韵略》《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其中的收字自然被视为参照对象。如《三韵声汇》序言中说“参以韵会、洪武”,即该书参考了《古今韵会举要》。我们将《三韵声汇》与《古今韵会举要》所收之字进行统计并相互比对,发现前者收单字9 709个,而后者收字8 974个,二者所收的相同单字共有8 071个,占前者总字数的83.1%,即前书所收之字的83.1%皆来自于《古今韵会举要》。这是朝鲜韵书在收字上对中国韵书进行承续的典型例子。

(2) 编排模式与中国韵书近似。除了收字之外,韵书的体例模式是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朝鲜学者在编撰新韵书过程中,多有吸收中国传统韵书的体例范式,比如,序言、凡例的设置,正文列字的方式皆与中国韵书相近。特别是正文部分,中国传统韵书,一般按韵分类,并于小韵字下注反切,然后列出同音字,《切韵》《广韵》《集韵》等韵书皆是如此。朝鲜自编韵书,也是按韵分类,或者每韵之首字之后以谚文注音,后列同音字,如《奎章全韵》;或者每一韵的首字之前以谚文作注,其后列出同音之字,《三韵声汇》即是如此。笔者在翻阅朝鲜自编韵书时,总能从中看到中国韵书的影子。这是朝鲜学者在“慕华事大”思想影响下寻求自编韵书与中国韵书范式趋同的结果。

(3) 一部韵书多种音系并存。朝鲜“慕华事大”,与中原王朝来往交流频繁。但朝鲜学者苦于语言文字不标准而多次遭受明王朝责备之实,于是在编撰韵书的过程中对字音的要求甚严,一切以中华正音为准则。受“慕华”思想的影响,朝鲜学者认为,自己审音不如寻找中国传统韵书之音来得快捷方便而又有依据。所以朝鲜学者都将中国传统韵书之音标注在本国韵书之中。同时,为了适应本国交际需要,再标注上本国之时音,使得一本韵书存有两种或多种音系,如《四声通解》注有正音、俗音、今俗音三种音系,《华东正音通释韵考》有东音、华音、俗音三种音系,《三韵声汇》标有东音、华音二种音系等,这是朝鲜王朝“事大至诚”的真实写照。

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事大成了韩国传统上某种文化精神。在政治和军事上,它臣服于明朝,接受明朝的保护,在思想文化上亦以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为归依”[14]。整个朝鲜王朝都在“尊中国圣贤、习中国典籍、用中国文字、以中国之君为君”[12]109-115;都以能追寻中原王朝风俗文化为荣,“以与明朝车同轨、书同文自豪”[12]109-115。因而,当时的朝鲜学者在内心深处把中国传统韵书奉为圭臬,并以自己编撰的韵书与中国韵书的范式相近甚至相同为荣。《洪武正韵译训》序言所说“然不敢轻易变更,但因其旧”,正是这一心态的最好说明。因此,在翻阅朝鲜韵书时,从中总会看到中国韵书的影子,但又觉得它们与中国韵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朝鲜学者在参照中国韵书的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小范围的改变,记录汉语语音,又记载朝鲜汉字音,在满足“事大至诚”需要的同时,又适应本国需要。当然,在朝鲜学者心目中,中原统治阶段所编撰的韵书,才保存着真正的“正音”。甚至,到了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尽管清王朝也编撰了不少韵书,如《佩文韵府》《音韵阐微》等,但是由于朝鲜王朝并没有从思想上承认清朝政府的正统地位,在文化上“不再认同清帝国为天下之主,并坚持‘尊周思明’的文化政策,强调‘华夷之辨’”[15],所以此时的朝鲜学者在编撰韵书的过程中依然以明王朝的韵书为参照对象,也不愿意接受清朝学者的韵书,这正是深受“慕华事大”思想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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