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俊

摘 要：1921年11月，随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会谈的中心，其中关于胶济铁路的交涉更是中日双方谈判的一个中心议题。为了支持北京政府关于胶济铁路“赎回自办”的方针，全国上下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筹款赎路”运动，其中北京地区各界人士开展的赎路运动尤为热烈。北京各界人士通过组织团体代表会，积极进行舆论宣传，设立筹款赎路基金会，为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彰显了北京各界人士的强烈爱国热情。

关键词：近代北京；救国赎路；胶济铁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在华盛顿召开华盛顿国际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举行，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以及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其中关于山东问题中胶济铁路的收回成为中日双方所关注的重点。在中日双方针对山东问题所进行的”边缘性“会谈中，日方企图以向中国贷款赎路为诱饵，以中日合办铁路为名，行控制中国铁路之实。此建议为中方断然拒绝，为了防止日本控制中国铁路，中方随即提出“集资赎回”之主张。此提议得到了国内民众的热烈支持，由此形成了一次以救国赎路为中心的爱国运动。

一、质询政府 表达政治诉求

华会期间，关于鲁案谈判中胶济铁路的赎回问题成为中日双方争论的焦点。1922年1月4日的中日鲁案谈判上，针对日方的借日款赎路主张，中方表示严正拒绝，同时声明“中国拟将现金分期偿款，展现以十二年为期，并未放弃斯议”〔1〕。国务院外交部随即也公布赎还胶济铁路办法，即“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供均以截清前后为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2〕（P180）。这显示了政府为争取胶济铁路的决心，全国各界也积极商讨筹款赎路之办法。但是此时，在美国的中国代表团却得到日方传出的消息，称“山东铁路事，北京与日本政府已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团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蒋梦麟等人迅速从华盛顿发来公电称“昨梁士诒电专使，嘱借日款购路，用意可知，鲁案危急”〔3〕。1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得到这一消息决定紧急召开大会讨论应对之办法，后决定在星期三北京各团体国民联合会开会时，由出席代表声明请予以注意，倘若外传消息果系事实，则当表示反对，以维外交。

全国各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中日秘密交涉的活动，面对全国上下舆论压力，梁士诒内阁也于1月7日针对与是否借日款一事做出申辩回应，对于筹款赎路“上策固由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两害取其轻，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先仅日本也。至于交涉形式自有常变，小幡公使前来贺任只属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4〕但是梁这一番表述“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意”，其借日款的企图昭然若揭，这自然引起了北京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第一届国会议员赴沪代表王绍鳌回京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华府外交问题，会议决定一方面加派代表赴沪，再与国民外交大会协商挽救之法；另一方面通电全国“内容略谓帝孽复活，纲纪荡然，今尤媚外卖国，罪等卖国，将使璀璨民主之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不得不唤起国人，一致排外云云”。〔5〕此外北京学生联合会也积极组织会议表达政治诉求，对政府有允借日款赎回胶济路之说，大为反对，并于1月15日召开学生联合会议，主张由各校代表于今日（十六）下午二时齐赴外交部，请外交部当局训令三全权代表，坚持由人民自行筹款赎路之原案，即至最终之时，不能解决，即退会亦在所不惜，以此来质询政府，表达学界诉求。同时，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大会也共推四代表请见颜惠庆，质询胶济铁路问题，提出政治诉求，请予接纳，“（一）鲁案迅速提出大会。（二）由部电三代表应付鲁案务依全国之民意，不得奉行内阁命令，稍事退让。（三）赎路之款应从国内筹集，一切外债均所否认。”〔6〕北京各界人士积极的救国赎路活动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一时间爱国赎路运动风起云涌。

北京各团体通过通电以及会见政府代表等方式进行质询，其措辞有理有据，其主张鲜明恳切，表达了北京各界人士的筹款赎路主张以及外交诉求。面对北京团体的质疑与质询，外交部也不得不出面澄清，表明赎路问题要以民意为依据。北京各界的爱国行动也为此后集资赎路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响应政府号召 商讨筹款赎路办法

随着华会中中日关于山东问题“边缘性”谈判的深入，在中方的坚持下，日方同意中方以日金3000万，约合国币2700万元来赎回胶济铁路。全国民众随即展开活动多方筹集资金。对于赎路办法，交通部也于1月14日发表“寒电”，主张“最善之法，仍以筹集国内款项，赎回自办”，同时建议“鄙意不如预定将该路归为民业，由人民筹款赎回，即由人民自行管路”，至于筹款方式则主张“其办法可将二千七百万元悉行募集商股，如有不足或另募内债或添招商股悉由银行工会等办理，政府可不经手”。〔7〕北京各界人士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商讨赎路办法，组织筹款赎路活动。北京国民外交联合大会二十七团体代表召开会议，商讨筹款赎路方案：（一）纯由国民自筹筹款赎路；（二）以增加关税之一部分为赎路之用；（三）提存铁路余款一部分为赎路之用。〔8〕北京学界也组织会议，主张“彼等拟即聯合校长教职员学生为一大团结，而从事运动，以期达到目的”。〔9〕此后在1月19日的北京学生联合会议上议决三项，主张“（一）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北京教育界筹款赎路大会；（二）联络全国商会联合会，共同发起全国赎路基金会；（三）由本会致函各省学生联合会，一致的进行，以期达到集腋成裘之目的。”〔1〕学生联合会意在联合有力各团体，一致行动，早日筹集成款。

三、设立赎路基金会 倡议集款赎路

由于中央政府财政空虚，府库入不敷出，因此由民众自行筹集赎路基金就成了最善之举。对于筹款赎路之事，各地民众纷纷踊跃参加，北京各界人士更为积极。1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以及相关有力组织共同发起“救国赎路基金会”，同时发表宣言，呼吁“于六个月内集得三千万巨款”，同时主张“现在各省关于赎路运动，均已集会结社，共策进行。北京为首善之区，救国之举，岂宜居人之后”，〔11〕积极倡议民众集资赎路。北京教育界也发出倡议，主张联合为一大团体以筹款赎路为宗旨。1922年1月23日，由北京学界倡导组织的“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正式成立，由蔡元培、王家驹任会长。京兆同乡会亦拟发起北京平民赎路基金会。女界之何慕班、陈维亚各女士，正在组织女界赎路集金同志会。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也召开会议讨论筹款赎路办法。北京的救国赎路运动一时风起云涌，民众爱国热情可见一斑。endprint

当然北京各界人士也认识到仅靠北京学界、基金会等的一己之力筹资款项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北京赎路基金会自成立之时就主张与全国其他地方救国赎路机构取得大联合，以期达到群策群力、集腋成裘之效。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先后派谭仲达、李湘宸两先生赴沪接洽一切。由全国商会倡议成立的救国赎路基金会也将其所拟简章，分投各省区军民长官及各团体暨华侨商会，敦请一致赞同。基金会希望通过这种跨区域与组织的联合，来筹措更多的资金，同时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赎路运动的开展。

由于基金会多为商界与学界倡导成立的，缺乏各界人士与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鉴于此，北京学界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激发民众爱国赎路热情。首先，北京学界集股赎路基金于2月21日为我国农历元宵节，趁着市民游厂甸者甚众之时机，组织演讲宣传工作，宣传筹款赎路之必要。“此等露天讲演，言者本甚吃力，而该讲演员等，不辞劳苦，尽力讲述，故颇能动听。”〔11〕此外北京各私立中学也组织游行讲演活动。他们游行时“各执白纸旗，上书‘救国赎路、‘挽回主权、‘同胞速起、‘还我山东等字样”，同时“沿途高呼集款赎路，大家起来等语，知胶济路之待款自赎，以便集股而挽主权 ”。〔11〕（P711）为了统一筹款事项，救国赎路基金会决定设立北京总事务所，专任倡导接洽之责。 此外，通电全国各团体一致进行与编辑白话传单，分散京中各铺户。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民众的爱国意识，激发了民众的赎路热情，也促进了救国赎路运动的发展，

四、呼吁发展民权，主张胶路收归民有

其实胶济铁路收回后归属民有还是国有一直存在问题争议。虽然交通部多次发电将胶济铁路归为民业，然而民众对其是否能够民有化还是一直存在犹豫怀疑的态度，尤其在后期筹款赎路阶段，民众“深恐有蹈前此川粤汉、沪杭甬、同蒲等路之辙，颇怀疑虑，有所质问。”面对“各地商民前项疑问，深恐有所失望，阻其输资之心”的情况，北京救国赎路基金会特地呈请政府颁布明令：“（一）定胶济路永远为民业铁路，政府无论何时，绝不收归国有；（二）商民所集赎鲁款项，专为赎回胶济路之用，不论何时，丝毫不得挪作他用”，〔12〕对于当时政府在鲁案解决后，即有以周自齐为该路督办之传言，北京各界联合会业经决定质问交通部“以政府对于胶济铁路既已宣言归为民用，何以任用国民不信任者充任督会办，自相矛盾云云。”〔13〕面对各方的质询，总统徐世昌于2月23日发表通电：“胶济铁路，应决由人民筹款赎回，即定为民有铁路，永属民业，以符名实。”〔11〕

五、结语

刚经历五四爱国运动洗礼后，北京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场救国赎路运动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北京各界以通电等形式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或者推选代表来质询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者召开会议申明政治主张，以引导舆论风向，同时还成立各种爱国团体进行筹款赎路活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推进救国赎路运动的发展。北京各界对于胶济铁路收回一事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与强烈的爱国热情，通过以上各种方式，不仅唤醒了民众外争国权的民族责任感，也进一步促进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然而，由北京各界发起的救国赎路运动在实际运作与效果上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筹款赎路”运动声势颇大，但是真正筹集到的款项却是杯水车薪，更多的人是凭着一腔爱国心来进行筹款运动。在中日对有关山东问题进行“边缘性”谈判的时候，代表团陆续收到来自中国各地的来电，其中有学生团体、各省长官以及军阀吴佩孚，他们一致赞成立即偿还贷款。但是当代表团秘密致电上海银行公会以及中国各银行公会，询问那些承诺的捐款是否可靠以及能筹集到多少现款时，得到的回复却是：“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向许诺者收集捐款极其困难。”〔14〕因此，靠民间赎路集款赎路显然是不现实的。诚如熊斌所指出的“中国内政纷扰，国力不强，政府外交谈判须凭借国家实力这一理性前提就注定了北京各团体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华会结果，悲情色彩不言而喻。”〔15〕

进一步分析，北京各界的救国赎路运动更多体现的是近代国人的文明排外式赎路情结。正如学者马陵合指出的，近代中国民众赎路运动主要通过一些”合法”手段并付出高昂代价来收回部分路权，赎路情结虽然使政府和民间一度呈现出激进的排拒外资姿态，但是文明排外并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选择。当然，救国赎路运动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组织动员民众与宣传效果的有限、社会与政府未能良好的互动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赎路运动随之渐渐平息也不难理解了。虽然北京救国赎路运动无疾而终惨淡收场，但是北京各界各团体人士所彰显表现出的民族责任感与爱国热情还是值得肯定的。

〔参 考 文 献〕

〔1〕鲁案谈判又继续进行〔N〕.晨报，1922-01-07.

〔2〕凤冈及门弟子.梁士诒年谱（下册）〔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14.

〔3〕公电 华盛顿电〔N〕.申报，1922-01-05.

〔4〕梁士诒再电声明赎路主张〔N〕.晨報，1922-01-09.

〔5〕国内外国民外交运动之一致 第一届议员赞成吴佩孚歌电〔N〕.晨报，1922-01-10.

〔6〕国民外交运动之踊跃 国民外交会开会被解散〔N〕.晨报，1922-01-14.

〔7〕交通部拟定赎路办法之通电〔N〕.晨报，1922-01-16.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八辑〔Z〕.北京：中华书局，1979.

〔9〕北京教育界之赎路运动〔N〕.晨报，1922-01-18.

〔10〕京学界之筹款赎路运动〔N〕.申报，1922-01-22.

〔11〕昨午集股赎路会之宣传运动〔N〕.晨报，1992-02-12.

〔12〕京中赎路运动之进行〔N〕.申报，1992-02-16.

〔13〕各方竞争胶济路督办〔N〕.晨报，1922-02-15.

〔1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熊斌.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J〕.民国春秋，2009，（02）.

〔责任编辑：张 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