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琳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如何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红色旅游，作为国家特色项目，旨在弘扬红色文化。四川省有着较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而川东地区则有多个革命老区，为红色旅游及红色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英译质量却有待商榷。

公示语是旅游外宣资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开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1]红色旅游景区园内的公示语为游客提供旅游资源信息，或为其在景区活动时进行指示、提示或警示，以保障游览顺利进行，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等。相关公示语的英译质量直接影响外国游客对红色文化的获知，甚至影响他们在红色景区中的游览活动。现有的景区公示语翻译研究多从功能翻译理论、交际翻译理论、语用学等视角研究公示语中存在的问题及翻译策略。在分析过程中，理论指导也缺乏较为统一的理据。公示语翻译研究重心应该关注政策、理论和应用三个维度。[2]因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据，依照其不同的翻译观或核心术语展开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在应用和政策维度的研究。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生态学与翻译学融合的跨学科研究。胡庚申于2001年做了首场题为《从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的翻译学讲座，同年又在第三届国际译联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正式发表了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为生态翻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3]

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生态翻译学被认为是：“生态翻译学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生态翻译的喻指和实指为取向，以发掘和揭示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要务，以使生态理性和生态思想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一切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为宗旨，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3]从该表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新生态主义”为生态翻译学的立论基础，包括西方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东方古典生态智慧和翻译适应选择论。[3]该理论关注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旨在从翻译原则、过程、方法及译评标准等不同层面做出新的阐释。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翻译观及核心概念都能够为景区公示语的规范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如平衡和谐、多维整合、译者责任、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三维转换、译有所为、事后追惩等。

二、川东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之应用维度

(一)景区公示语英译“生态”原则

“适应与选择作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源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4]该学说倡导“译者中心”，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译者“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5]

依据该理论，翻译即“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一方面，译者尽可能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多维度适应的基础上，译者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6]因此，对于景区公示语的翻译，译者首先要选择性的适应红色景区公示语翻译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从而才能在适应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景区公示语英译“生态”方法

基于该原则，译者可以从“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来进行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翻译。

1.“语言维”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7]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体现在语言表达层面上也不尽相同。西方思维方式是分析性思维，语言使用比较具体、准确、句式结构严谨；而中国思维属整体性思维，语言使用往往较为笼统模糊、对称平衡。中文公示语多使用华丽对仗、形象生动的辞藻，以达到预期渲染的效果，而英文公示语以简洁直白、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预期信息。在张爱萍故居、邓小平故居等川东红色旅游景区中，有很多公示语语言似诗似歌，及其押韵，颇具美感。例如，“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具有同样提示或呼吁功能的英文公示语则更加简洁直接，如“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首先透彻了解公示语在词汇及篇章层面的意义，然后结合公示语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在做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时，译者应考虑英文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做出适应选择度最高的选择。但是，有些译者在英译景区公示语时，往往会受中文负迁移的影响，译文略显僵硬，忽略了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从而影响外国游客对于公示语译本的接受程度。笔者在川东红色景区调研时，就发现有些公示语英译并没有做到语言维的最佳选择。如，公示语“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被译为“Tourism Etiquette Rules for Chinese Citizens Travelling at Home”。 公示语英译后是为了给外国游客提供信息或指示的，但是若把中文公示语中的“中国公民”直译“Chinese Citizens”，则说明这些文明行为公约对于外国游客没有约束力，也就没有必要翻译了。所以，译者不可忽略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实现语言维度的最佳选择。

2.“文化维”转换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7]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译者在理解原语语言的基础上，应该关注整个文化系统，实现文化内涵的传递。

公示语中文化负载词或信息的翻译是译者在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难点之一，因为翻译的实质并非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涉及语言背后深层次信息的传递，如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或特定历史背景等。在川东红色旅游景区中，公示语中负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弘扬红色文化，因此在翻译外国游客较为陌生的文化历史信息时，译者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文化负载信息，做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既成为难点也是重点。例如，对于公示语“张爱萍故居始建于清朝末年……”，翻译为“Zhang Aiping’s Former Residence is built in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首先，就语言层面，译文就存在一些问题。时态应该是过去时，“末年”译文表述不够简洁，仅用late就可以表示末期。此外，“清朝”富含特定的历史背景，即便译者采取直译，外国游客也未必能够理解这一特色文化，因此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或注释的方式，以实现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该公示语可译为“Zhang Aiping’s Former Residence was buil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2),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f China.”。译文中增加解释性话语，文化内涵便能得以传递。

3.“交际维”转换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7]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中有一点便是“译有所为”，译者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翻译之功其中之一便是“为”在促进交流沟通。[7]由此，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交际。

公示语隶属于实用文本，而“实用文体是与文学翻译相对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文本，旨在传递实用信息，对读者产生感召和有目的性的呼唤，让读者了解信息、分析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为的语篇文本”。[8]景区公示语有特定的目的性和实用性，重在向读者传递信息、或提示、或警示、或呼吁，以期引起游客的注意或预期反应，从而实现其实用功能。因而，译者应聚焦于“交际维”的转换，最终选择的译文也应该能更佳地实现译本的交际功能，引起外国游客的预期反应。如，“办公区域，游客止步”，该公示语被译为“Office area, Tourists stop”，译者只是关注了语言层面的翻译，却忽视了其交际功能，因而英文略显僵硬。该公示语主要具有提示功能，提示外国游客只有员工才能入内，因此“Staff Only”更符合译入语生态环境，更能发挥交际功能。

三、川东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规范化之政策维度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川东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依然存在众多问题，如译名不统一、拼写或语法错误、语义不清、中式英语痕迹过重、信息遗漏等。这些问题最终源于以下方面：译者能力发展不足；政府及委托方监管力度不够；缺乏有效评价机制等。生态翻译学能够较为系统地为公示语翻译的规范化提供政策维度支持。

(一)建立事前预防机制

首先，委托方应该慎重选聘译者，以规避翻译问题。筛选过程中，应注重译者的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还应该关注译者的翻译经历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译者素质，选用合格译员，产出能“长存”的译品。翻译生态系统对译者做出选择后，还应明确告知翻译要求。

其次，译者应“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一方面，“选择性”指译者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若能适应，则应“有所为”，反之则应“有所不为”。译者对自己的翻译能力应有清晰认知，根据适应度高低对翻译活动有所取舍。另一方面，“适应”指译者选择“有所为”后，应对景区公示语英译这一翻译生态环境有充分了解，了解公示语翻译规范、原则及标准。只有充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后，译作及译者才有可能“适者生存”。《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国家标准的颁布，让译者有了统一的参照标准，让景区公示语英译规范化又更近了一步。但是，即使有了统一标准，译者在遵照规范的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独特的翻译魅力，尤其是在翻译包罗万象的文化因素之时。

(二)构建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多元评价体系”

依据译评标准，“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作文本即视为佳作，三个参考指标分别为多维转换程度(侧重文本质量)、读者反馈(包括译评导向)、以及译者素质(包括其他“人”为因素等)。[5]结合这一标准，笔者尝试构建景区公示语翻译“多元评价体系”，如下图所示：

1.建立健全的读者反馈机制，实现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

‘读者反馈’主要指外界对译品的评价与意见，读者可以是一般读者、专家读者，或者有关翻译活动的委托人、译品的出版者 、译品评论者等。[6]考虑到景点公示语英译的主要受众，该读者反馈机制中主要包含三“者”，即界内专家评审小组和受访外国游客以及景区公示语翻译活动委托人。前两“者”主要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转换程度对译作做出合理评价，后者委托人则主要对公示语的制作环节进行监管。

一方面，政府资金支持、委托方积极响应，专门成立界内翻译专家小组对景区公示语翻译中的多维转换程度进行评审。另一方面，公示语翻译具有特定的目的，应达到预期的文化传播及交际功能。因此，经过专家评审后的译作应该在目标语受众、即外国游客中做问卷调研，分别从英语表述能力、红色文化传播及交际功能实现三个层面考察景区公示语译作在外国游客中的接受程度。此外，在制版环节，客户委托方应专门成立评审小组，对公示语展板制作严格把关，避免出现标点或字母漏印、误印等失误。

2.建立“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机制，为人才选用奠定基础

“‘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包括译者的成绩、阅历、能力以及诚信度、知名度等)的密切关系。一般地说，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应当与译者素质的高低成正比。”[5]也就是说，译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品质量的好坏。正如在前文“事前预防机制”中所提及的那样，委托方应该选择译者素质较高的译员以更好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但是，在当前翻译市场鱼目混杂的情况下，如何筛选高素质译员成为委托方的一大难题，建立“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机制则能够为翻译人才的选用提供依据。

依据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框架，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翻译教育生态系统及翻译本体生态系统之间关联互动，而这种关照是生态理性所决定的。[9]在这种理念下，译者、译员培养单位、委托方、翻译监管单位等诸多因素都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因此，“序链式”译者素质评价机制构建的前提是成立专门的翻译监管部门，对所有译者备案，进行数字化档案式管理。首先，档案中应该包含译员培养单位对译员翻译成绩的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译员的双语娴熟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每次“译事后”，委托方评审小组应该收集界内专家评审小组及受访外国游客的反馈意见及评定，分别从翻译主题熟悉度、译作整合适应选择度、工作态度与诚信度等方面对译员完成翻译活动情况给出中肯的评价。虽然历时较长，但译者素质评价机制一旦形成，则能够为委托方在选聘译员时，提供较为直接的参考理据。

(三)建立“事后追惩”译者制约机制

所谓“事后追惩”是指对于翻译理论或对于译者行为的要求或指导思想，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由译者去作适应性的选择[7]，而“译事后”对译者的选择、特别是对最终的译文给予评判和处理，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汰弱强留”的法则对译者的选择作出再次选择和仲裁。[7]

“针对译者制约的问题，有没有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最后再作出选择和仲裁 ，这一点对实施‘译者中心’翻译理念来说，不仅密切相关，而且非常重要。”[5]在红色景区公示语翻译过程中，面对纷然杂陈、形式功能迥异的信息型、呼吁型及混合型公示语，遇到形形色色的文化历史负载词汇及信息，译者的自主选择权会进一步增大，因而，译者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事后追惩”，可以督促译者在“译事中”“自重”，也可以通过强化“他律”以加强译者的“自律”。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的翻译，“译事前”，译者应该充分了解景区公示语翻译生态系统、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为适应性选择奠定基础；“译事中”，译者通过多维适应性选择，力求最大化实现公示语原语及译语在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及交际生态上的平衡和谐。“译事后”，景区公示语译本还应通过读者反馈机制接受界内专业人士及外国游客的评估，只有通过评估的译本才能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和“长存”。[10]此外，应当建立译者素质评价体系，为委托方任用能适应翻译生态的翻译人才提供现实依据。[11]通过译者制约机制，“适者生存”、“汰弱强留”，既能让译者“自律”，又能规范“他律”。

[1] 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J].中国翻译,2005(6):38-42.

[2] 王银泉,张日培.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新里程[J].中国翻译,2016(3):64-70.

[3] 陶李春,胡庚申.贯中西、适者存:生态翻译学的兴起与国际化——胡庚申教授访谈录[J].中国外语,2016(5):92-97.

[4] 岳中生.生态翻译批评体系构建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6：46.

[5]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29-35.

[6]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7]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8] 张 义.中英实用文体翻译生态文化语境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2):161-163.

[9]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6):96-99.

[10]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不同翻译研究途径的比较研究并兼答相关疑问[J].中国外语,2014(5):1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