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宜州 546300 )

《五色石》和《八洞天》为清朝初期的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各八卷。由于两书的目录首行和正文卷端皆有“笔炼阁编述”字样，故大多数学者认为两书的作者为同一人。20世纪80年代末，欧阳健先生率先大胆地从外在形态和思想倾向与审美意趣等方面断定两书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1]。笔者在重点研究两书所引证的韵语后，也认为两书实非一人所撰。

一、两书各自主要引证的韵语类型不统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出“须引证诗词”[2]25是话本和拟话本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三言”引证的诗词中尚有不少是直接引用了他人的作品，而“二拍”、《五色石》《八洞天》等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则更多引证的是作者自创的诗词。除了诗、词之外，拟话本中还会引证曲、赋、颂、赞、箴、铭、祭文和两句诗(包括俗语)等韵语。之所以将两句诗也视为韵语，是因为它和诗之间实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诗存在的一种简易形式。小说作者若觉得引证两句诗便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自然就不用再加入其它多余的诗句，如唐代诗人崔郊的诗作《赠去婢》原为四句，但冯梦龙等拟话本小说家在引证时只借“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两句来发表议论。有时小说作者也会将经常独立出现的两句诗增补成诗作，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和《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一卷引证时就分别在“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后面或前面加上了两句诗而使它们各自成为一首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