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梅



冲突与博弈：燕赵体育文明建设的哲学社会学评析

潘玉梅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体育工作部，辽宁 大连 116052）

借用史学、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梳理燕赵体育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评析当下燕赵体育文明冲突的两极表征，澄明燕赵体育文明博弈走向之见。研究认为，夏商军事武学与“周礼”文化的融合成为燕赵体育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燕赵体育文明主要表现为“好气任侠”“慓悍仗义”“慷慨悲歌”的正义文明，“贵和尚中”的精神文明，保家护国的政治文明和多样生态的民间社火文明。

体育文明；燕赵文化；哲学社会学；冲突；博弈；正义

1 前言

燕赵历史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多样的文化谱系，载刻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记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寻根”[1]思维影响下，学术界对于燕赵文化的研究可谓甚嚣尘上，并试图通过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叙事学的方法求索燕赵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象逻辑，这些求是论证为我们梳理了燕赵特有的文化风骨——慷慨悲歌、乐善好施、好气任侠、扶危济困、自强不息等。文化作为较为普遍的社会事相，是特定地域民族历史、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的综合反映，共同建构着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文明。燕赵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成为探索燕赵文明的思想宝库，但是，学术研究视野主要拘囿于燕赵文化，而燕赵文明鲜有涉猎，燕赵体育文明更是无人问津，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初解与深解也成为体育学术研究的新论域。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话语对中国传统体育产生强烈冲击，“文化裂变”现象形成传统体育文明向现代体育文明的范式转换[2]，传统体育文明的快速退出与西方体育文明的广泛嵌入，形成了体育文明演化进程中不对称、不协调的内在逻辑关系，表现出体育文明的多元冲突与复杂博弈。在这一形势下，借助“文化冲突理论”和“哲学社会学”批判思想，从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重新审视燕赵体育文明的内涵与精神特质，挖掘燕赵体育文明的历史元素，阐述燕赵体育文明与现代体育文明之间的冲突事相，指明燕赵体育文明的博弈走向，重筑传统体育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应然空间，形成更广域层次的“文明契约”与“文明认同”。

2 燕赵体育文明的形成与内涵解读

2.1 燕赵体育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

燕赵体育文明可谓深邃而久远，体育的“劳动起源说”折射出体育同人类生存并轨存在，因此，人们从考古学、史学、人类学、现象学的角度探索燕赵体育文化的历史源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认识路径。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表现出与“野蛮”之间的截然对立关系[3]，成为燕赵文明史与莽荒史、原始部落史划界的重要标识。从新石器时代燕赵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来看，磁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蚌器和石雕人头像，以及涧沟遗址的葬坑表现出具有娱人娱神宗教祭祀活动的早期形态；迁西西寨遗存发掘的磨制石器、家畜和磁山农作物遗址标志着生产劳动的产生，人们生活开始进入定居阶段；涧沟遗址丛葬坑随葬物品的较大差异性也说明燕赵贫富差距、社会地位悬殊[4]。由于燕赵早期可考的文献缺失，难有定论，借用“体育劳动说”或“体育宗教说”来考察新石器时期的体育文明都只能说是学术假设或猜想。夏商时期，青铜器的出现，邯郸涧沟和龟台出土的青铜刀具，藁城台西出土的兵器铜钺，定州北庄子出土的兵器戈和斧，以及小山东庄墓葬出土的礼器，说明燕赵地区长期的战乱纷争孕育了地域特色军事武学，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燕赵民间武学滋生蔓延，加之受“周礼”文化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以“军事武学”为核心的燕赵体育文明应然范式。

2.2 燕赵体育文明的内涵

2.2.1 好气任侠的正义文明

燕赵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皇帝、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史记·五帝本纪》）到汉、西晋时期的南蛮入侵，这一时期燕赵武学仅用于军事战争，尚不具备体育文明的生态属性，但是，战争在推进社会变迁、文化进步的同时，也成为燕赵体育文明生成的内在张力。汉武帝时期，在河间国建立“日华宫”（《西京杂记》），齐、鲁、燕、赵儒家学者齐聚于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儒学研究中心[5]。受儒家“德治”“仁治”“忠义”思想文化的影响，燕赵“蛮荒”性质的武学风格融入了“尚义明德”“立身正直”“尊师重道”“见义勇为”的儒家文化思想元素，形成“好气任侠”的燕赵武学传统，燕赵武学发生着由荒蛮走向正义文明的历史逻辑和现象逻辑，体育文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宽容。“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天府广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宛署杂记·民风》），描绘了燕赵好气任侠、慓悍仗义的体育文化传统，表现出燕赵体育正义文明的精神特质。

2.2.2 贵和尚中的精神文明

燕赵体育文明的产生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文化作为较高层次的潜在力量决定体育文化的发展走向。“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有容，德乃大”（《尚书·君陈》）、“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中庸和谐的传统理念也是燕赵思想家们的至高追求[6]。在这一传统文明思潮影响下，赋予燕赵体育“贵和尚中”的精神文明特质，如：文安八卦掌阴阳平衡和谐的拳法特色，永年太极拳内外兼修、刚柔相济的拳理内涵。由此可见，贵和尚中精神文明影响下的燕赵武学传统并不是追求克敌制胜为技击目标，而是注重“以武会友”的交流方式，不断融合百家武学之精华，借助“挂棍”“打擂”或押镖走镖、开设武馆、传艺军旅、寻师访友等方式传承武学文化传统，表现出“尚德不尚力”、开放发展的武学成就，构建了燕赵体育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

2.2.3 保家护国的政治文明

燕赵作为中原与草原、胡汗交汇的特殊区域，为抗拒北方强悍嗜掠游牧民族频繁袭扰，燕赵人民掀起了保家护国、谋求革新图变的强国运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政治文明。燕赵自皇帝时期的“振兵”《史记·五帝本纪》）、春秋时期的“兴兵平代”（《史记·赵世家》）、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南北朝“孝昌之乱”《阳原县志》）、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战乱催生的尚武之风塑造了燕赵人民保家护国的民族性格。“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造就了一批武艺精湛、充满保家护国民族情结的燕赵武士，如：荆轲、廉颇、李牧、赵云、颜良、高怀德、曹彬等。从荆轲刺秦、廉颇“乐毅奔赵、心不忘燕”的爱国之心，刘琨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报国之志、文天祥的英勇业绩，到民间结社、反帝爱国性质的“廊坊大捷”，无不表现出燕赵武学人士尚武自强、矢志报国的政治文明，谱写燕赵体育政治文明的精神长城。

2.2.4 多样生态的民间社火文明

燕赵丰厚的宗教文化传统，催生了各类民间信仰与社火习俗。据《河北道教史》记载，受商周原始宗教、先秦方仙道，以及秦汉黄老道等早期道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太平经》），燕赵也被称之为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唐朝时期因“漕运水道”传入河北的伊斯兰教，以及“赵州禅风”兴盛的佛教传统，无不载刻着燕赵丰厚的宗教信仰基础。宗教文化符号的变迁演进，构建了多样的民俗生态空间，为燕赵各类异质文化的对话交织与相生仪式实践创设了一个框架性的文明符号，成为燕赵民间体育社火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如燕山民间信俗“千童信子节”上的舞狮、着落子、旱船、跑竹马、秧歌等，宽城满族自治县、隆尧县泽畔、廊坊安次区抬阁等。从生存空间的角度来看，燕赵民间体育的传承与各类庙会、祭祀活动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表现出“互为共生”的衍生关系，民间体育借助庙会、祭祀活动实现着与多种民俗文化的相互交融，形塑了燕赵民间体育文明的多样化生态系统。

3 燕赵体育文明冲突的哲学社会学评析

哲学是揭示自然界、社会意识、思维方式的一般规律的、具有最高意义的科学体系，是澄明社会文化事相的理论基石，并引导社会实践走向正确的发展轨道[7]，这也表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把哲学的研究对象纳入社会学范畴，用社会学思维方式考察哲学与社会问题，确认哲学社会学研究的应然范式。哲学社会学与元哲学、哲学史共同组成“哲学学”理论体系[8]。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元哲学、哲学史的研究颇为关照，从哲学的本质规律、哲学特点与功能、哲学本性与结构、哲学体系等方面来建构哲学理论尺度和历史尺度，而忽视了哲学社会学这一应用实践的社会尺度，不能把哲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审视其本质，影响了人们对社会文化的价值判断。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形塑了截然不同的体育文明风格系统，东方体育文明强调内在的精神、道德、伦理、心性方面的修炼[9]，而西方体育文明更侧重外在的物质、审美、速度、力量方面的价值追求。在体育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东西方体育文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交融机遇，同时，也表现出两类文明的相互博弈过程。体育职业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也决定了外在的价值追求成为体育发展的核心范畴，这也使得东西方体育文明在博弈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话语力量造成东方体育文明逐渐被遗落，燕赵体育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也势必遭受着同样的冲突挑战。在哲学意义上，内在的与外在的东西方体育文明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被忽略的燕赵体育文明冲突还需要赋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用哲学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来建构燕赵体育文明，才能规避外在物质极度膨胀下的体育文明异化风险。

3.1 正义文明冲突：体育规则与社会规则的两级对抗

按照哲学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把体育正义文明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以透视体育正义文明冲突的实质范畴[10]。“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社会风气成为燕赵体育正义文明形成的原始基因，这种体育正义文明是按照社会规则逻辑建构的文化现象。体育正义哲学反映社会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社会文明为上位概念，对体育正义文明形成规制和影响，并决定燕赵体育正义文明的精神实质。在这一文化机制下，体育与社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划分，体育尚不存在自身的专属空间，体育正义文明只是社会正义的缩影。现代体育发展进程中，体育尽管保持着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体育发展的宏大叙事逐渐脱离了社会规则的约束，并按照体育规则逻辑组建正义文明，体育正义与社会正义在不同的在场语境下形成不同的价值追求。

燕赵体育正义文明的社会学意义表现出“公共的善”的维护，并按照社会实践尺度来维护体育文明，以“义、勇、仁、德、忠”为核心的燕赵体育正义文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规则制约，无规则限制的体育正义以社会公共正义为依托，用无强制性的社会伦理道德来建构体育正义文明，表现出社会正义文化的传承自觉，燕赵慷慨之士行侠仗义之风彰显高尚的体育道德文明。“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柏拉图把正义看成是“适如其分的报答”[11]，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应得部分的恒久愿望”[12]，由此可见，正义代表高尚的社会道德标准，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道德基础，体现着真、善、美的价值内涵。体育自从有了规则以来，由规则衍生的正义文明趋向于营造公平、公正的运动场域环境，为参与者提供“得所应得”的回馈，在实践中形成对体育规则的“共同契约”与“普遍认同”。伴随体育产业化、商业化的发展，体育领域竞争博弈聚焦于“应得部分”的无限制扩张，体育规则成为参与者竞相利用的“工具”，甚至不惜违背体育规则正义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诉求，如兴奋剂、假球、黑哨、贿赂裁判、赛场暴力等。诚然，体育正义文明正尝试着探索适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进路，传统以社会规则为指导理念的燕赵体育正义文明在现代化转向进程中近乎消失殆尽。反思由体育规则建立的正义文明无法摆脱商业化机制下的利益关系，显然已经超越了社会规则的正义范畴，传统社会规则与现代体育规则的两级对抗，燕赵体育正义按照体育运动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忽视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对流关系，燕赵体育正义文明正遭受鄙夷排斥的文明冲突，规则秩序重建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责任和历史责任。

3.2 精神文明冲突：和谐与竞争的对话障碍

燕赵“贵和尚中”的体育精神文明蕴含丰厚的哲学思想，“和”表现出矛盾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用“有容乃大”的文化理念中道而行，强调“中”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意义。“贵和尚中”的体育精神文明囊括了古代阴阳、五行哲学思想，讲求人与自然与社会、人的身心平衡与和谐，不同民族、地域的体育精神文明可以求同存异、交相渗透，实现多样性融合统一，这也是燕赵体育精神文明的价值所在。社会物质发展决定精神意识，物欲膨胀造成体育精神文明的矛盾冲突，这一问题的哲学社会学意义表现为燕赵和谐体育精神文明与现代“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竞争文明之间尚未建立一个系统整体，形成和谐与竞争的对话障碍，崇尚竞争、按照“优胜劣汰”的逻辑法则建构的体育文明忽视了体育精神哲学的本质，期待“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文明理性回归。

燕赵体育精神文明追求的是礼让、和谐，其精神实质更多赋予社会道德伦理范畴，而西方体育精神哲学则强调个体的尊重和发展，在最大限度保障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按照社会秩序规范体育竞争市场，开发生命个体潜能，彰显体育精神的主观个体利益诉求[13]。燕赵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差异，体育精神文明的社会学意义上表现出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但是，其哲学维度上，燕赵体育精神文明与西方体育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系统整体，二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因为体育精神的实质范畴表现为竞争与非竞争的双向关系，燕赵“尚力不尚攻”淡化制胜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崇尚对抗博弈并不存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致力燕赵体育文明与西方体育文明的相互融合才能形塑“道德态”身体与“运动态”身体的完美统一，才能有效规避“身心二分”的断裂风险，体育才能成为传播人类社会文明的精神符号。

3.3 政治文明冲突：国家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关系错位

政治文明作为相对独立的文明状态，是人类社会政治智慧的集体结晶，也是区分“野蛮”“落后”“颓废”的关键节点[14]，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变迁的政治先导。国家政权借助权力暴力来维系政治生态，无论是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还是社会体育都无法摆脱政治的宏观干预，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暴力工具”。燕赵体育政治文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文化生态——传统体育政治文明和现代体育政治文明。燕赵传统体育政治文明表现为“保家护国”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发端于以军事战争为背景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国家政治层面的共同契约与文化认同。受西方“个人中心”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现代体育政治文明的国家意识褪色，个人为核心的体育政治成为主宰当下体育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燕赵“重国家、轻个人”与西方“轻国家、重个人”的体育政治文明形成截然对立的错位关系，造成燕赵体育政治文明建设的角色冲突。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说，国家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博弈关系需要走向辩证统一，体育政治文明转向兼顾国家与个人并进，既不能把生命个体置于国家意识框架规制之下，忽视个性自由，也不能为追求个人自我意识而忽视国家层面的重要性，否则，体育政治文明将陷入与社会关联脱离的冲突危机。

3.4 民间社火文明冲突：文化信仰与村寨变迁的空间转换

哲学社会学视域下，燕赵体育社火文明需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必然趋势，其社会化过程还需探寻燕赵体育社火文明得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丰富的民间宗教文化信仰传统是燕赵体育社火文明生成的原始基因，一些饱含宗教祭祀文明色彩的节日庆典（丰南篓子灯、武安捉黄鬼、青龙山庙会、内丘县跳世平、平山王母祭典等）成为民间族群传承的重要文化空间，对燕赵文化的普遍信仰与价值认同形成体育社火文明延续的文化自觉。但是，在文化信仰与村寨变迁空间转换进程中形成燕赵民间体育社火文明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在内因方面，社会文明的进步，特别是西方“科学主义”的不断渗透，具有社会宗教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减少，社会文化信仰意识淡化，用科学统治传统社会生态文明的衍生力量加速了燕赵民间社火文明的自我消亡与文化变异，引致民间体育社火文化记忆链的断裂风险；在外因方面，燕赵民间体育社火文明以村寨物质地理环境作为生存空间，村寨文明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过渡形成文化变异与重塑的复杂关系，其哲学意义上彰显社会发展的一般必然性规律，但是，燕赵村寨文明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语境下，骤然剥离的文化事相改变了民间体育社火文明传承的应然性场域空间环境，逐渐被遗忘的乡土情结形成对传统村寨体育社火文明的认同缺位。

4 燕赵体育文明的博弈走向

4.1 “从善正义”与“规则正义”博弈的逻辑进路

燕赵“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体育正义文明表现出社会“从善”的心理取向，充满武学技击色彩的体育正义文明展开对社会邪恶和野蛮力量的暴力对抗，培养了燕赵尚武之风的文化品格，“从善正义”成为延续燕赵体育文明的重要伦理符号。现代体育文明离不开“从善”的道德伦理教化，这样才能使体育竞赛活动成为传播人类友好与友谊的盛大狂欢[15]，但是，单纯依托“善治”来建构体育文明缺乏强制约束力，于是，体育实践融入“理性”思维，借助外在规则的强制约束为体育文明提供法律基础，建构体育文明的社会秩序，由此形成“从善正义”与“规则正义”博弈。如何处理燕赵体育文明“善治”与“理治”的内在、外在的双重关系共同决定未来发展的逻辑进路。在实质范畴上，燕赵体育文明的“从善”正义延伸的暴力对抗与现代体育追求的身体对抗具有一定的相通相融性，如：拳击、散打、跆拳道、篮球、足球等，都表现出暴力对抗的攻击性力量，并在规则正义的环境中来表现有序的理性情趣和人文精神，这样才能使燕赵体育文明的博弈演化走向高级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游戏形式。

4.2 “尚中精神”与“尚力精神”博弈的应然范式

燕赵“尚中”体育精神文明具有中庸和谐、乾健坤厚的文化特质。从古代奥林匹克抵制战争、捍卫和平的努力，到现代体育对身心平衡与和谐的价值追求，无不与燕赵“尚中”体育精神文明存在内在关联，其初解意义表现出消弭种族差异、隔阂、矛盾和误解，隐喻着友谊与和平的伦理价值。现代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尚力精神”，激励人类不断进取的伟大夙愿，以满足生物性本能的征服欲望，形成对自我的超越，这种竞争法则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竞争是生物法则，是满足人类精神诉求，达成制胜目的的一级欲望，这种“合目的性”的体育精神文明成为被利用的“工具”，而体育精神在满足一级欲望的同时，还需要反思这种欲望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是否符合社会伦理的规范要求，由此才能赋予体育精神文明以“合目的性”与“合道德性”的辩证统一。按照这一思维逻辑，燕赵“尚中精神”与现代体育追求的“尚力精神”形成价值取向不对等的思维关系，这就需要建立新的博弈秩序联盟，打造“竞和”相融的现代体育精神文明范式。

4.3 “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政治博弈终端

燕赵体育政治文明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是国家情感、民族情感、社会情感的高度凝结，已然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概念范畴，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政治情怀也是燕赵体育政治文明的早期形态。燕赵体育政治文明的爱国主义思维方式把个人意识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以国家政治为主导的体育文明压制了生命个体的意志与自由；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体育政治文明应当说使体育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昭示生命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利己排他”的体育价值观滋生体育“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缺失引致体育政治文明的异化危机。“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表现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取向，但不能把二者分殊而论之，人性的自私贪婪与国家绝对权力的两极对立形成两种社会表征：霍布斯提出的“无政府恐惧情结”“国家绝对权力紧张”。故燕赵体育政治博弈需要在个人主义框架中寻求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用“正义”“至善”的个人主义高调逻辑建构体育之国家政治生态，才能有效规避体育文明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博弈风险。

4.4 “宗教”与“科学”思想文明的博弈归属

宗教用神学思维的超自然力来认识主观世界，把社会事相看成是神的意志和表现，用以解决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而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表现出不依附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实在性。从认识论上，宗教与科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选择路向，科学注重经验观察，宗教崇尚体验想象，科学的经验世界与宗教的超验世界，科学的相对性、可能性与宗教的绝对性，这种博弈对立只是神学与科学两类学科之间关系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所有的科学都排斥宗教。在哲学社会学领域，科学的价值在于发现认知世界的一般规律，同时，还要把人置于道德主体和社会主体范畴，以构建自然科学文明和精神文明话语谱系。燕赵民间体育社火文明也同样面临着“宗教”与“科学”博弈的两难抉择，在实践探索演化的进程中，显然以近代“科学”为主流的思想文明形成对传统“宗教”的强烈冲击，寄托于宗教信仰空间的燕赵民间体育文明面临永远消逝的可能。因此，具有宗教信仰特质的燕赵体育思想文明需要建立与科学之间的对话联系，用“科学宗教”的思维方式建构燕赵体育思想文明，用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对体育社火文明的价值认同，用宗教思维对生命态身体和运动态身体充满敬畏与崇服，以解决体育科学（如体育生物科学引发的兴奋剂，体育赛博技术下的运动装备研发）一元思维下道德与心灵缺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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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Game: A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s Construction

PAN Yu-m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aon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52, China)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 to analyze the biopo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rrent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 conflict, and to clarify the trend of the game of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martialism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rites of the zhou has becom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 yanzhao sports civilization mainly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justice civilization of "kindness and chivalry", "courage and righteousness", "generous elegy",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worshipping and valuing the harmony",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protec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folk civilization of the diverse society.

sports civilization; yanzhao culture;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conflict; game; justice

G804

A

1009-9115(2018)06-0097-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6.022

2018-07-30

2018-09-27

潘玉梅（1980-），女，满族，辽宁大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责任编辑、校对：何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