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图书馆 浙江温州 325009）

1 引言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先贤著述整理刊印活动，形成了抢救积累地方文献的优良传统。清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间（1868—1882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15种，民国四年（1915年）瓯海关监督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14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8—1935年）温州旅沪实业家黄溯初刻印《敬乡楼丛书》四辑38种，抗战爆发之前浙江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402种，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事业的发展，2001年7月，温州启动第5次先贤著述整理出版工作。温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与编辑部拟订五年规划，经过5年9个月的扎实工作，四辑40部48册全部见书，完成了既定任务。

《丛书》的整理出版，是一件令人鼓舞的文化盛事。接着苍南、平阳、乐清、龙湾等县（市、区）文献丛书先后启动，《温州文献丛刊》《温州方言文献集成》陆续上马，最近8年又重点整理馆藏日记，影印本与标点本并行，自觉关注、整理、出版与利用历史文献的社会氛围已经在温州形成。对此17年的工作，笔者予以回顾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建设性建议，以资借鉴。

2 温州近年历史文献出版工作的编纂历程

2.1 第一阶段 《丛书》的编纂出版

2.1.1 《丛书》的选题和编校目标

《丛书》规模大、范围广，时间跨度从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内容涉及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语言以及民俗、文物、医学、科技等领域。《丛书》项目的设计是在广泛参考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审慎考虑取证和严格斟别筛选而最后确定，并邀约相当的专家学者承担任务。温州重要的文献著作，除已出版的叶适、陈傅良、永嘉四灵、林景熙、刘基别集等，专著《宋宰辅编年录》《墨子间诂》等以外，余下的精要部分也已大致囊括其中。丛书的选题包括多部重头书，如《温州经籍志》《东瓯诗存》《东瓯轶闻》等。

《丛书》编辑部制订编校体例，采取恰当的整理方法，重视撰写前言、编选附录，提倡多查考、不妄改、详明出处，力求在学术质量上有提高、有进步，庶几对古人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2.1.2 《丛书》的工作特色

《丛书》整理出版工作，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提升，旨在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坚持以抢救为宗旨

凡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之后已正式出版过的不列入整理出版规划，以确保抢救挖掘稿本、钞本、孤本的重点，同时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经过这次系统的整理，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影响较大的历代乡贤著作相当部分，如学术界期待已久的《温州经籍志》（[清]孙诒让撰 潘猛补校补）、《瓯海轶闻》（[清]孙衣言撰 张如元校笺）、《六书故》（[宋]戴侗撰）等名著得以与读者见面，另有两部书底本从台湾地区和日本引进，满足了社会的迫切需要。

（2）依托当地学术力量

五年多来，共有41位先生参加整理工作，除了5部委托市外学者承担或合作（浙江省博物馆张良权先生负责点校《薛季宣集》、浙江大学徐和雍先生合作编校《孙延钊集》《孙衣言孙锵鸣父子年谱》、浙江大学魏得良先生合作点校《项乔集》、上海交通大学李康化先生合作整理《刘景晨集》），绝大部分（35部）是温州本土学术工作者单独（集体）完成的，他们分布在温州大学（师范学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博物馆、平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瑞安市科技局等。

（3）选题涵盖面广

一是多学科：丛书关涉文史哲、医学、科技、军事、经济等众多领域；二是跨朝代：原作者上起北宋晚期的周行己（1067—1125？年）、刘安节（1068—1116年）、刘安上（1069—1128年）、许景衡（1071—1128年），历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下限大体上为1949年，少数几家如王理孚、刘景晨、孙延钊、梅冷生则顺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4）重点鲜明

一方面，宋代周行己、刘安节、郑伯熊等10位学者的著作纳入《丛书》显得比较系统，为今后永嘉学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选题适当向近代倾斜，这一时期是温州文化的又一波高潮，共有16部列入，满足了学术界人士的呼声。

2.1.3 《丛书》的整理方法

力求以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整理，对原著进行适当切实的编校订补并作探索研究。具体方法有：编集、增补、校勘、标点、考辨、注释、前言、附录。

（1）编集。有三种情况。①旧集重编。在原集基础上重作编次，统一以作者正名为集名，将原有各种命名的著作加以整编。如《王理孚集》有海髯诗二卷、补遗一卷、海髯词一卷、杂著专著若干，现予统一编次，编为四卷。原著有些是未刊稿，如《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东瓯词征》，工作量相对较大。《年谱》取材广泛，保存了很多原始资料，极具价值。《东瓯词征》在底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大约五分之一。《岐海琐谈》十六卷578条，逐条拟定细目，揭示内容，便于读者检索。②编辑新集。从无到有，有荜路蓝缕之功。如《孙锵鸣集》充分利用博物馆与图书馆藏品，《洪炳文集》系整理者多年积累。《刘景晨集》《黄群集》等收罗完善。以《刘景晨集》为例，在辑佚方面大肆搜罗，借助于民国时期档案、报刊，并得到公私藏家的支持，整理收入序跋26篇、叙传13篇、公文23件、书信2通、启事10则，从而确保了上卷文集的内容比较扎实。③汇编。《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包括红巾军起义、金钱会起义、太平军进兵温州及红布会起义四部分史料。《温州历代碑刻集》及《二集》，收录广泛，将碑刻实物与文献记载结合，具有文物、文献双重价值。《东瓯逸事汇录》选辑温州掌故1 600条，分三十卷，分门别类，纲举目张，用力甚勤，尤其值得称道。总之，无论用哪种方法编集，收入《丛书》的各种著作都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2）增补。重视辑佚工作，补辑佚作，使臻于完备。从茫茫书海钩沉史料，亦颇为不易。各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完全是新补。《孙锵鸣集》较旧存稿增两倍内容。《温州经籍志》增补达四分之一。《瓯海轶闻》《东瓯诗存》（宋代增补较多）《东瓯词征》（下限至建国前）增补也不少。

（3）校勘。尽可能用最好的刊本、钞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及方志等。《龙门集·神器谱》采用美国哈佛藏本、日本和刻本。《刘黻集》点校者到南京图书馆取校清丁丙跋《蒙川遗稿》明钞本。《李孝光集》参校本达47种之多。无论是旧刻本或四库全书本，难免错漏（四库本尤多），所以校订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丛书》体例规定，凡校改之处，均出校记说明，避免妄改。李孝光《雁山十记》，底本作“蜂腰”，他本作“蜂脾”，查清西厓《谈徵·名部下》：“今以蜂窝生蜜为蜜脾，盖形似也。《格物要论》：蜂采百芳酿蜜，其房如脾，故谓之蜜脾。”始知“蜂脾”指蜂巢，全句亦迎刃而解，而原本作“蜂腰”者误。诸如此类，须查考方能判断[1]。

（4）考辨。对有关生平、史实、作品、评价、版本的疑难问题需要加以考证辨析。如周行己有两文，见于他的老师程颐集中，殆误编，周梦江先生考订之后予以剔除。李孝光集中与同时作家互见诗二十多首，《元诗选》各家名下并收，未作任何说明。陈增杰先生作校注外，特立“附考”栏目，加以辨疑。

（5）注释。《丛书》全注有两种:《李孝光集校注》《张协状元校释》。张释本吸收成果，同时又有所订补，是继钱注本、王校本后又一自具特色的读本。其余各书也都有程度不等的注解内容，着重人物、史实、时间、地理。《弘治温州府志》人物注解甚详。《丛书》署名“编注、校笺”者，笺注内容都比较多。

（6）前言。前言介绍著者生平、成就、评价及版本等，表达整理者研究心得。好的前言，就是一篇很有见解的学术论文。《周行己集》《二郑集》《弘治府志》《孙锵鸣集》《瓯海轶闻》《黄光集》《王理孚集》等前言都写得很好。有的前言已刊《浙江社会科学》《温州师范学院学报》《温州大学学报》等。如《李孝光集》前言，除了介绍作家的生平履历与工作版本之外，主要从共创浙派古乐府运动、塑造雁荡山的文学形象、近体律诗的成就三方面展开探讨，高度评价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造诣与贡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7）附录。广泛搜集有关著者与著作的资料，按专题分类编排，如佚目、传记、序跋、唱酬、评论等，实为一简要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为读者提供线索。周行己、何白、张璁、项乔、孙锵鸣、刘景晨、王理孚、黄群等都附年谱。

以上各种方法在《丛书》的整理中互为补充，而且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并不强求一律。

2.1.4 《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丛书》的整理出版，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文献价值，二是资料价值，三是学术价值。

《丛书》经过编校订补给读者提供了翔实可靠更加完备的原始文本，并且带来了阅读和使用的极大方便，这是它的文献价值。

《丛书》丰富的附录资料也为文史工作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史料线索，这是它的资料价值。

《丛书》整理者有关校订考证笺注的文字和在题解、前言中所表达的意见，或提出疑问，或分析疑难，或总结心得，都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可以引发和推动相应课题的进一步探索研究，这是它的学术价值。

《丛书》的整理出版，在温州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无论在规模或编校质量上都超过以往的几次整理刊刻（如《永嘉丛书》《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敬乡楼丛书》）。顾亭林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前贤的工作可能还不够细密，后来的人就应该做得更加精致。

2.1.5 《丛书》的工作经验

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我们获得若干经验和体会，主要是：

（1）政府高度重视

建立工作班子，陆续划拨专项经费（累计240万元），从组织与财政上予以充分保证。2001年12月2日，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专程登门慰问马允伦、周梦江、张宪文等几位老先生，表达殷殷关切。此后逢年过节，又几度上门拜访，了解工作进度。从2002年起，《丛书》的整理出版任务列入市委、市政府年度重要工作责任制考核范围，明确总负责人、承办责任单位、承办责任人，第二年年初公示完成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整理出版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则将工作列入重要日程，适时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善始善终实施规划。

（2）学界全力以赴

《丛书》编辑部成员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全力以赴，不计报酬，精神可嘉。尤其是主编胡珠生、副主编陈增杰两位先生废寝忘食，为审稿投入大量精力，认真把关，作出可贵的贡献。一批老先生不顾年高体弱，为《丛书》的顺利完稿而日夜操劳，其中张宪文、俞天舒、瞿汉云三位先生临终前夕还念念不忘《丛书》的出版事宜，值得后学铭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何龄修先生给予充分肯定：“2001年7月，珠生先生将满74岁，还应家乡需要，出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编辑部主编，掌握学术工作大权。他受命以后，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与同事诸先生一道辛勤工作，躬亲选题、组织、审读、编辑、校点各役，历时七八年，《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任务大功告成。《温州文献丛书》共收温州里老乡贤著作并有关乡邦故实文献四辑40种（其中有书数种合而为一种者，有零篇散页集腋成裘者，若依入选文献的原始形态统计，其种数当远不止此）。工作做得很出色，我读过其中若干种，觉得编、校、注、点质量上乘。这是温州地区文献的最新结集，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珠生先生一项卓越的学术业绩。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家乡人民的信任，促进了他在学术上的腾飞。”[2]

（3）各方热情协助

温州市政府办公室、温州市文化局、温州市财政局、温州图书馆、温州博物馆、温州档案馆等相关部门和单位不断给予《丛书》工作以支持；社会各界也密切配合，从各个方面协助我们的整理出版工作。譬如温州烟草公司、温州中油销售公司、温州公路运输管理处等单位捐资赞助；著作权尚在国家保护期内的几家后人理解支持，并应邀出具书面授权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接到我们的求助函，很快将所藏档案中梅冷生致夏鼐（作铭）的书信24通复印提供，还有好几位民间藏家主动向编辑部提供藏品，丰富了相关诗文集的内容。九三界别的市政协委员就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常设办事机构所在的温州市图书馆全馆同仁，从馆长到不同岗位的馆员、出纳、会计、驾驶员等同志为查阅、复印、扫描、搬运做了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默默奉献，同样凝聚了他们的宝贵心血。

（4）出版社密切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帮助支持。接手之初即列为重点选题，周密部署，配备精干力量承担编辑业务，并特邀社外资深专家何满子、钱伯城、史良昭、吉明周诸先生负责审读，在丛书体例的规范、内容的协调以至差错的减少方面付出辛勤劳动。尤其是第四辑的工作，在副社长徐侗先生的具体主持下，与我们保持热线联系、及时沟通，最后10部无一例外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顺利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分管出版的副院长熊月之先生同样高度关注《丛书》的进展，不时过问，促进双方的合作。

（5）发行状况喜人

除出版社所在地上海外，北京、广州、重庆、成都、长沙、合肥、沈阳、长春、南京、南昌、南宁、福州、厦门、台湾、济南、杭州等十几个大中城市均有销售，还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到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40部之中，第一辑《张璁集》、第二辑《黄群集》《黄体芳集》等三部初版售缺，安排重印或推出增订本。这方面既有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也有编辑部自身的努力，从而得到当地乃至省内外多家书店的友好协助。

截止到2007年6月底，《丛书》自办发行收入累计19万余元，加上出版社代销返还的5.1万元，两项合计24万多元，分批解交财政专户。在此前提下，财政局方才追加第四辑的经费[3]。《丛书》发行工作做到家，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回顾五年多的整理出版（包括发行）历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令人欣慰。“《温州文献丛书》问世以来，国内出版界和海内外学术界好评连连，并引发了各地古籍文献图书的整理、出版热潮，为推动华夏文化的流播发扬，功莫大焉。”

2.2 第二阶段 反响与后续工作

2.2.1 各县响应

《丛书》整理出版规划第四条规定：“务求出精品，产生示范效应，能够带动我市各县（市、区）文化界同仁就近整理当地的代表性古籍。”如今我们的期待陆续成为现实。苍南率先推出《苍南文献丛书》一套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乐清文献丛书》紧随其后，声势更大，迄今已出三辑26册（线装书局出版）；《平阳地方文献丛书》出版二辑1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永嘉推出《鹤阳谢氏家集》；瑞安、文成也分别推出《兰台存真——瑞安中学档案史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文成畲族文书集萃》（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向档案与民间文书延伸，令人鼓舞。

2.2.2 启动《丛书》续编——《温州文献丛刊》

《丛书》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鉴于尚有一部分地方文献同样有必要整理重版，在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与提议下，温州市图书馆研究室于2007年9月启动《温州文献丛刊》项目（以下简称《丛刊》），作为《丛书》续编，由黄山书社于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出版，共10部14册。

与《丛书》不同的是，《丛刊》改为繁体直排。其中《侯一元集》（115万字，2011年12月版）与《林损集》（125万字，2010年10月版），收罗比较齐备，颇受学界关注。

与此同时，为纪念宋恕逝世一百周年，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的《宋恕师友手札》（温州博物馆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9月版）等三部影印本也入编《丛刊》。《宋恕师友手札》一书的影印问世，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志钧先生的肯定：“该书印制精良，内容丰富，不但可以看到近代不少著名人物的手迹，而且提供了一些新史料，有助于解读一些旧问题。”[4]

2.2.3 推出温州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温州方言文献集成》

《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以下简称《方言文献集成》）由郑张尚芳、沈克成主编，温州市图书馆策划统筹，列入温州文化研究工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出版，已出四辑，十六开，影印。

《方言文献集成》收集清代至近现代温州方言杂字、字表词表、儿歌、谚语俗语、方言相声资料20余种。前三辑收录17种温州方言著作。第一辑收录谢思泽《四声正误》《因音求字》、谢用卿《重编因音求字》；第二辑收录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以及叶衡、张玉生、叶泰来等先贤的文献作品；第三辑收录林大椿、杨绍廉、戴炳骢等人的《海泗方言》《瓯海方言》《字衡·东瓯方言等文献》等。这些著作的编撰时间主要在清代与民国时期，少数脱稿于1949年之后；第四辑收录《童蒙至宝认字簿》《韵语杂字》《婚姻生育杂字》《瓯音字汇》等21种。第五辑计划翻译或影印外国学者有关温州方言的著作。

2.3 第三阶段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

近年以来，日记作为一种文献资料已经大量影印或整理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温州市图书馆馆藏的稿本、钞本日记（从清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时间跨度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相当，内容涉及时政、教育、文化、经贸等，从士绅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日记作者虽然多数为温州地方的士绅，但他们的活动及见闻却远远超出温州的范围。当时温州士人与外地交流频繁，他们对新知识尤为渴求，如订阅外地报纸杂志等。一部分日记还对研究物价、民俗乃至探讨戏剧艺术的传播很有帮助，如杜隐园日记、万万庵日记、颇宜茨室日记等。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卢礼阳主编，中华书局2017年1月版）的出版，满足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夙愿。这部丛刊60册，16开，影印收录29家，底本310册，正文32 252页，约850万字。

难能可贵的是，《丛刊》收录的日记九成以上为稿本，少数钞本亦系孤本。《丛刊》不仅将日记文献之原本原貌黑白影印，更着意保留其中的眉批、夹批、签条、照片等，这使得此套日记的出版更有价值。

由于日记文献的保存情况、笔迹书体、开本形制等差异巨大，整理工作颇为不易，整个编纂出版过程足足耗费三年半。温州市图书馆仔细选择底本，逐一交付扫描，如发现页码倒置、卷面不清者，则汇总转交古籍修复师予以修复，再重新扫描，编号检查，再制作光盘，分两次提交给出版社。鉴于蠹蚀严重，张组成的《浣垞日记》稿本54册，目前选出12册破损不太严重、尚能大体阅读的日记予以影印。

除影印本之外，温州市图书馆还选择份量较重、价值较高的十家，约请馆内外学术界同仁标点整理，同样得到中华书局的通力合作，得以收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我们的整理原则有三条：一是内容不加删节，保持底本的原貌；二是编制人名索引（或保留作者的日记提要）；三是除了前言，编选必要的附录。

经过前后六、七年的努力，《刘绍宽日记》（全五册）、《符璋日记》（上中下）、《林骏日记》（上下）、《赵钧日记》（上下）等四部已于2018年春见书，发行情况超出预期；《张棡日记》（全十册）预计2019年初出版，孙宣、刘祝群两家日记标点本已脱稿交中华书局，项申甫日记、郑剑西日记等则在后期整理中。

与《丛书》《丛刊》及《方言文献集成》相比，馆藏日记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四点显著的变化，可以视作温州历史文献事业的拐点：一是出版经费不再由温州市财政负担，完全是出版社筹集解决；二是从图书馆自身而言，不局限于承担日常工作或参与一部分业务工作，而是贯穿于整个业务过程，策划选题、落实人选、审读书稿、对接出版；三是文献整理工作开始向专题文献（日记）倾斜，与古籍出版方面首屈一指的中华书局合作，并纳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图书品质有充分保障，同时发行力度迈上一个新台阶；四是“既出书又出人”的局面形成，近年崭露头角的陈盛奖、陈伟玲、谢作拳等同仁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3 对今后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

前17年的工作成效主要得益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前温州市长钱兴中诚恳接受学术界关于出版《丛书》的建议，功不可没，此举对各县示范与推动作用大，其中乐清最为典型，有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主导，乐清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牵头，有学术带头人（指胜任《乐清文献丛书》主编工作的许宗斌先生）。当然，馆藏资源与财政因素也很关键。在看到收获的同时，我们也审视自身的不足。一是由于准备不甚充分，抢救整理发动面不够广泛，与各县的整体协调工作力度有限；二是个别选题未纳入或纳入却未能落实，有的选题的调整特别是增加显得仓促，论证环节不够到位；三是整理出版质量（包括发行）参差不齐，影响了历史文献的传播与利用。

有鉴于此，就今后工作提几点建议。

3.1 仔细盘点，挖掘特色文献资源

建议仔细盘点特色文献资源，注重特色，继续推进。如温州收藏的民国档案中，永嘉县、乐清县商会档案自成系列，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建议率先列入工作日程，系统整理出版。这对于加深认识温州乃至浙江实业家的精神风貌与社会贡献、宣扬温州人的创业精神与慈善意识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其次，馆藏民国地方期刊128种，大多未收录于《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且其中45种《温州市志》未曾著录，可见珍贵。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刊物，纸张低劣，难以长期保存。建议争取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的支持，集中影印出版。其三，馆藏刘绍宽、朱铎民、梅冷生师友信札也值得整理刊布。

3.2 乘势而上，继续出版学人文集

前几年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出版《温州学人文选》，为老学者（包括辞世不久的学人）总结学术成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建议恢复出版这套《文选》，使王栻、翁同文、周梦江、张禹、张宪文、胡今虚、张乘健诸集均得以顺利付刊，既告慰逝者，亦嘉惠学林。更早一点的，如孙孟晋、金嵘轩、张慕骞、张一纯诸家，也可考虑。

3.3 积极行动，切实做好发行工作

应该说，这些年温州地区整理出版了不少历史文献，但是有一部分书在书店却很难见到，需要的读者苦不堪言。究其原因是因为策划出版的单位与部门受财政因素的限制，不便或不愿开展发行工作。一部分单位出书停留于“自娱自乐”的初级阶段，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传播与社会各界的使用。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这也是文献整理工作者的职责。因此，通过主动争取出版社的配合发行、耐心争取新华书店的协作代销、财政支持相关单位自办发行等途径，促成更多温州学术成果走出温州，提升温州城市形象，让文化自信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3.4 倍加重视，推动学术梯队建设

历史文献的整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既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与过硬的功底，更需要几代人的合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所以从各方面应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培养生力军与后备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这样，温州的历史文献工作才有希望继续走在全国地级市前列。

注释：

①详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贺信（200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