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喆，袁和静，刘金玲

(1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lmz1216@126.com；2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3齐鲁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3)

当前医学伦理学获得了广泛研究与关注，正以快速发展之势得到国际国内高度重视，成果显著。理论界对于医学伦理的基本理论与价值原则、医学伦理教育与教学问题、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与审查问题、医学伦理现实困境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关注。但是现有成果缺乏跨文化的研究视角，缺少中国式的反思与建构，缺少理论支撑与逻辑关系梳理，这也是目前现有医学伦理教材与学术研究成果中的难题。本文从生命文化的视角，试图为医学伦理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促进医学人文学术研究。

1 医学伦理建设困境：实践发展中的理论弱化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学科，是认识、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学说。”[1]我国较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医学伦理学建设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引进相对完善的理论。几十年来，我国医学伦理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困境和问题。

1.1 医学伦理重实践发展层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医学伦理实践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0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委员会经过充分的集体讨论，审议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组织规则》，专门规范医院的管理行为与组织秩序，率先在上海部分医院予以实施。1998年，卫生部专门针对科研单位发布《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要求科研单位设立伦理委员会，规范伦理审查标准与审查机制和程序。不可否认，医学伦理在实践方面得到了快速有效发展甚至突破性成长，在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建设、医学实践探讨方面逐步朝着规范化、机制化、统一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伦理关照与审视切实影响到了医学的发展。但是过于重视实践方面而不兼顾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势必产生一系列问题并最终严重影响医学伦理实践的理论指导与长远发展。

1.2 医学伦理的基础理论弱化

由于过度重视医学伦理实践方面的操作，导致基础理论方面的弱化，促使医学伦理发展中的理论根基不牢，理论知识匮乏。因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起步较晚，过多从西方引进伦理学思想而忽视中国本土特点，特别缺乏适合中国的医学伦理理论框架与体系，直接导致实践问题的讨论无法更加深入、透彻和清晰，间接影响政策制定与科学实践，具体导致医院服务管理出现问题，伦理审查和机制出现纰漏，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比如在医学伦理审查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研究的飞速进步，新技术、新领域和新手段日益呈现，也给医学伦理委员会带来了很多的新问题与新情景，导致审查范围不断扩大，审查难度日益增加，审查要求越发严格，如果审查机制跟不上形势要求，就会诱发很多实践问题。同时在理论指导方面，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不透彻、不深入，现有理论指导主要停留在原则、规范或意见层面，无法在越来越细化、具体和深入的医学伦理发展困境方面给予明确的引导和规范，至此由于医学伦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弱化带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1.3 医学伦理发展中的价值融入缺失

目前我们医学伦理建设与发展在基础理论弱化的同时，还缺乏价值融入的视角与讨论，没有深度结合中国伦理文化、道德传统以及中国的医学实践，导致理论困惑和现实两难现象同时并存。“中西文化的差别之一在于情理与法理的区别，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区别在于中国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伦理人’，而西方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经济人’。中国人在做事风格方面，将理性放在次要或者从属地位，片面地强调情感，排斥理性；西方文化是重视理性排斥情感的。”[2]当前价值观的讨论是解决医学伦理理论弱化带来系列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从价值层面给予更多的伦理关照与审视可以为医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充分挖掘不同文化比较下的理论渊源，探讨不同理论与相关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医学伦理发展提供价值航标，其中生命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融入点。

1.4 医学伦理的跨文化研究视角不足

目前中国医学伦理的发展受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影响很大，很多理论和原则几乎是直接照搬。如西方医学伦理学“自主”“公正”“有利”“不伤害”的四个原则，并不是所有都可以适用于中国现今的医学伦理实践。这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与现实复杂性，无法适应中国国情。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扁鹊的“六不治”，陈实功的“五戒十要”、龚延贤的“医家十要”等，与西方医学伦理有相似更有不同之处。我们需要更多跨文化的视角关注与讨论。

2 生命文化：医学与伦理的融通之道

“生命文化，是指以生命以文化的形式存在，或者说，是关于生命的文化。因此，生命文化也就具有了双重内涵：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生命，只能是生命和生命有机体发生和发展的最高形态——作为类的人的生命；而且，关于人类生命的文化，只能是关于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及其实现方式的人类精神的精华。”[3]生命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为医学和伦理提供和洽方式与途径，生命文化所包含的生命意义、生命质量、生命尊严和生死观念等系列价值观念是医学伦理发展的重要价值保障。

2.1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历史的语境。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始于20世纪初，最先是由“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1959年，英国学者C.P.斯诺发表演讲重申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再次引起社会关注与学界讨论。然而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人文始终蒙昧地混在一起，科学属于哲学范畴，从开始对于世界本源和自然哲学的关注与讨论，到目标转向，以人为中心，关注精神自我，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理性开始张扬，推动近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体系逐步形成与独立存在。然而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逐步产生唯科学主义倾向，对于科学的膜拜与至上，前所未有，给人类带来价值危机与精神焦虑。对于科学负面效应的广泛存在，带来了人文主义的反思，甚至出现极致非理性，而走向非理性主义道路，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进一步分裂与冲突。可以说科学与人文从产生到发展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直在追寻融合之道，“人类实践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其中内含着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自然与历史和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今，科学与人文再现了人的这种两重性的对立，以一种新形式把这一历久弥新的哲学问题再次凸显出来。”[4]从历史的语境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由来已久，其冲突带来诸多问题，需要积极追寻出路。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可以重新审视生命文化对于科学和人文融合的价值作用。

2.2 医学与伦理的冲突：现实的缘由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尤其是生物学的迅猛发展，现代医学科研技术和传统的伦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比如器官移植的成功，“试管婴儿”的诞生以及呼吸机、起搏器、饲食管等“生命维持系统”对垂危生命的延长等。这些新进展也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难题。谁是父亲，谁是母亲，这本来是常识，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然而，辅助生殖技术却严肃地、多面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5]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传统婚姻家庭伦理挑战问题、胚胎或者受精卵是否是“人”的问题、冷冻胚胎处置问题、精子卵子捐赠问题、代孕是否合法化问题等，都有着伦理和价值层面的深层争议。因此，从现实实践层面考虑，医学和伦理之间存在诸多的现实障碍与矛盾冲突。2017年11月，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宣布人类第一例“换头术”在遗体上实验成功，意味着人类活体头部移植手术获得实质进展，国内专家任晓平也参与了手术指导，他曾成功进行过猴子换头手术。同时这一全世界关注的医学事件也引起了伦理学的深刻反思与热议，比如最关键的对于“你是谁”的讨论，身份识别问题，还有遗体捐献者的知情同意问题等。一系列的医学现实问题与伦理冲突都要求我们需要在医学与伦理之间寻找一种融通之道，架构起医学与伦理的通途。因为生命文化以生命为基点，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既要求我们要走出唯科学主义的藩篱，又要充分审视人文价值与伦理关怀的智慧元素。

2.3 医学与伦理：存在必然的通融之道

医学和伦理的通融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精神、价值和方法。就精神而言，医学求真，伦理求善。一方面，“现代医学的科学精神，是要求培养学生求真、创新、怀疑与批判、协作精神，使医学生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研究规律和实证研究，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临床与研究中，促进医学的发展。”[6]医学科学讲究严谨、准确、求真求实。另一方面，伦理追求至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就是共体的“精神”，确切地说，是个体与共体相统一的现实而合理的“精神”。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来说，都是如此。[7]伦理重视社会的精神发展与至善追求，这与医学追求科学求真精神具有相通性，唯有实现医学“真”与伦理“善”的和谐与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医疗效果。价值层面：医学无法完全与价值无涉，医学职业价值观、医学核心价值观、医德医风等都与“价值”紧密相连；伦理属于价值学科，研究生命价值所在，涉及人的行为准则、各种生命、行政活动和生态等，可以为医学发展提供指导，两者可以通融。方法层面：医学与伦理都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手段。虽然两者研究方法有差异，因为医学注重实证，伦理注重非实证，但是实证和非实证的研究方法可以相结合，注重事实的同时研究学科本身的价值。学科间范式可以相互借用，医学与伦理需要不断演化融合。而在生命文化的框架和影响之下，医学与伦理的融通将更加契合与深远。

2.4 生命文化：医学与伦理的融合之道

生命文化从个体和群体层面要求医学和伦理的调和。个体层面上，生命文化要求人本身追求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关注更高层面的精神生活，也就要求医学不止应该注重生命的数量，还要注重生活的质量，让人生更加符合伦理的要求；群体层面上，生命文化则要求医院和医护人员本着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态度对待患者，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尽量减少医患冲突的发生，构建和谐社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层面的融合：

第一，生命文化与医学伦理共同关注自然生命。生命文化的结构之一就是研究物质的自然生命，通过对于自然生命的考察和思考来把握文化的要义，思考生命，回归自然，所以生命文化对于自然生命的研究可以为医学和伦理提供融通。因为不论是对于医学的讨论还是对于伦理的思考，都离不开对于生命的追问，医学和伦理都关注人的生命何去何从的问题，思考人生价值与死亡问题，追问人的终极价值与目的，然而人的生死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医学研究首先就是对于自然生命的追问与保护，不论是安乐死，还是临终关怀，都体现着医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医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救死扶伤，保护生命；而伦理倡导回归自然，如何成为“好”人，如何过上“好”的生活，如何给予人文的关怀和照料。

第二，生命文化与医学伦理共同关注生命的社会性。生命的社会性是人的生命区别于宇宙其他生命的最本质特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与文明生态中，生命被赋予了社会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8]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社会的保证，社会的进步也需要人的努力。伦理的核心是关注人伦秩序与社会整体关系和状态，医学伦理追求医学实践与医疗社会的和谐、共享、参与、公正、一致。医学伦理时刻体现着生命的社会性特点，也需要生命文化的融入来完善相应的价值体系。

第三，生命文化与医学伦理共同追求生命要旨与精神要义。生命文化以现实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为研究对象，在价值与意义中激活生命的信仰，克服和忍受生存环境的艰辛，抑制本能的欲望与冲动，摒弃诱惑，保持自己的尊严，个性和目标，寻找精神的归属与超越；同样医学伦理研究的最终极目标也离不开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和精神家园的寄托。医学伦理研究中也要求医护人员以生命文化为价值取向，以生命为主体，换位思考，关怀患者，敬畏、热爱生命，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3 生命文化融入医学伦理建设的机制建构

3.1 基础融入：医学领域与伦理环境中的生命文化渗透

医学伦理建设的基础是指医学伦理发展的环境依托，具体包括现有的医学发展形势与伦理布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医学水平逐渐提高，医学的内容和方式逐渐与其它学科交叉、渗透、重组成新的系统与整体；中西医密切配合，注重对疾病的预测与监控；诊治疾病更关注异质性和个体差异，对疾病的变化发展有了新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关注诊治过程中的伦理道德。我们要在医学领域中渗透生命文化的影响，在伦理环境中构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价值，让生命文化在医学伦理的发展环境中建立起应有的地位。张显扬认为，生命文化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化生命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生命的意义，其中包括生命意识、生命关怀、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9]而医学伦理的发展需要注入生命文化的价值观和理论，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应用，维护生命的同时探索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的境界。

3.2 制度融入：医学伦理保障体系建设的落实与执行

制度融入是一个系统复杂的体系，既包括制度体系建立又包括制度执行，医学伦理制度与体系建设是医学伦理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制度框架的科学构建与可靠执行是生命文化融入医学伦理的主体要素与重点环节。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注重生命文化的影响和浸入，加大对于生命文化的诠释与制度渗透，在规范与机制建设中切实发挥生命文化的影响力。比如保障生命文化在医院中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进行干预和监督，促使广大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生命文化素养。同时积极对患者进行生命文化教育，及时进行医患沟通和生命文化方面的渗透影响，建构起生命文化指导下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活动。在完善各项伦理审查与监督制度过程中，同样要重视生命文化的融入和影响，只有在制度执行中才能显现融入效果。

3.3 价值融入：医学伦理价值理念与生命文化观念的契合

当前价值重估和价值重建是生命文化的当务之急，也是医学伦理建设的重中之重。生命文化强调生命的至高无上，原始价值包括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等，这些终极价值观念应该体现和贯穿到医学伦理发展的始终。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尊重生命不仅是要尊重自己本身的生命，还要尊重与自身相互作用的外部世界的生命，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存在物，尊重生命是对人的根本要求。医学伦理发展中同样需要医护人员尊重生命，因为这不仅体现着对患者生命的珍惜，也体现对以文化方式存在着的人的理解和认同。顺应自然规律，生命的存在和发展终将结束，所以在生命文化中，以文化方式存在着的生命在脆弱和濒临结束之时尤其需要关爱，这也有利于多样复杂生命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医生用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言同患者沟通，可以缓解患者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因此，关爱生命可以提升生命的境界和意义，在生命文化和医学伦理之中都必不可少。生命得来不易，拥有生命则意味着对外部和内部世界同样承担着责任和义务，要为人生和社会创造独特的价值，因此要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的权利和义务。医学伦理同样要求珍惜生命，一方面是对病患有限生命的珍惜，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医务人员高度的责任感和生命文化意识。文秋林曾说，医院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赢得良好的信誉，除了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与诊疗效果之外，还应当重视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提升。而“对人的生命和生命权利的尊重与敬畏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10]医学伦理也需要敬畏生命，相信生命无穷的潜力和创造力，最终才可以让生命真正存在于奇迹与幸福之中。

3.4 行为融入：生命文化在医学伦理行为中的科学实践

行为融入是生命文化在医学伦理发展中的终极目的，具体体现在教育教学、临床诊疗和伦理审查等方面。教育教学方面，要全面渗透生命文化意识，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培养医学生良好道德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临床诊疗方面，要重视与患者的沟通，比如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2012年启动“每天与患者沟通多一些”活动，对医生接诊提出沟通时间表，包括最低要求门诊医生接诊初诊患者平均每人次用时8分钟，手术前主刀医生与患者或家属谈话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11]医护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树立医学伦理和生命文化的价值观，实践中将普遍的医学伦理原则与具体要求相结合，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审查也要遵循医学伦理原则，贯彻生命文化思想，提高成员素质和审查权威，使组织结构规范合理，职责明确，切实提高审查的力度。总之，唯有实践行为中的生命文化坚守与执行才是真正让生命文化渗透到医学伦理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 郭照江.新编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129-141.

[2] 张鹏.中国的伦理文化与临终关怀[J].医学与哲学,2016,37(12A):27-31.

[3] 陶清.生命文化论纲[J].江淮论坛,2009(3)：83-87.

[4] 宋宇文.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原因及克服途径[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3)：19-23.

[5] 沈铭贤.医学与伦理能否同行——从生命伦理学的特点探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J].医学与哲学,2012，33(11A)：13-16.

[6] 胡振宇.论医学教育中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培养之统一[J].医学与哲学,2004,29(7)：22-24.

[7] 樊浩.“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基于黑格尔道德形而上学理论资源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5(4)：108,1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

[9] 张显扬.应当加强生命文化的研究[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4)：9-11.

[10] 文秋林.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探讨[J].西北医学教育,2011,19(4)：723-725.

[11] 靳颖姝.中山一医院推出沟通时间表 在患者术前聊15分钟[EB/OL].(2012-09-14)[2017-12-28].http://news.fh21.com.cn/ysxw/yjxw/326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