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颀追击高句丽王位宫相关史事考辨

2018-01-28梁文力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3期

梁文力

东汉末年，公孙度家族割据辽东，“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1］252，“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2］840。景初二年（238年），曹魏攻灭公孙氏政权，虽取得了对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的控制，但随之又面临着来自高句丽的侵寇。①在曹魏讨灭公孙氏的过程中，高句丽曾一度给予支援，如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讨伐公孙渊时，高句丽王位宫曾“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但这种盟友关系随着公孙氏的灭亡而迅速破裂。《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高句骊传》载：“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同书卷二十八《魏书·毌丘俭传》亦载：“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可知自正始年间起，高句丽曾多次寇犯魏边。《毌丘俭纪功碑》残碑第一行亦载“正始三年高句骊反”，可知毌丘俭的出征与高句丽的犯边有直接联系。因此幽州刺史毌丘俭在正始年间（240-249年）对高句丽开展了大规模的征讨，以巩固曹魏政权对于辽东的统治。

中国学者如王国维［3］、金毓黼［4］、耿铁华［5］、赵红梅［6］，日本学者如津田左右吉［7］、池内宏［8］等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谈及或专题讨论过毌丘俭东征的相关问题。但总的来说对于此次征讨的前半段，即魏军攻陷丸都城之前的相关问题讨论较多；而对于征讨的后半段，即玄菟太守王颀追击高句丽王位宫的相关史事则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王颀追击高句丽王的相关史事加以综合考辨，望求正于学术方家。

一、王颀追击高句丽王时间考

根据《三国志·毌丘俭传》的记载，毌丘俭对于高句丽的征讨共有两次：第一次征讨的时间不详，只知是在“正始中”；第二次则明确记为正始六年（245年）。而在第二次征讨的过程中，高句丽王位宫逃往了“买沟”，毌丘俭遂“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9］762。

毌丘俭征高丽之事又见于《梁书·高句骊传》及《北史·高丽传》，二传与《三国志·毌丘俭传》相比，除了将第一次征讨的时间明确记为正始五年（244年）之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当是出于同源。不过在《三国志·三少帝纪》中，毌丘俭征高句丽之事却被记载在正始七年（246年）二月条下：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10］121

而《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二月”条亦承袭《三国志·三少帝纪》之说，更将《三国志·毌丘俭传》中有关王颀追击高句丽王位宫的记载移于其下。

由于《三国志》的记载本身即存在矛盾，单凭史文难以判断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而在集安出土的《毌丘俭纪功碑》残石中有“督七牙门讨句骊。五年……［无］复遗寇。六年五月旋［师］”之字句，王国维据此将毌丘俭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概括为“俭伐句骊，实以四年会师，五年出兵，六年旋师”，并以正始六年的“复征”之事为诸史之误载。［3］984而耿铁华则认为，《三国志·毌丘俭传》所记载的“俭引军还”并非指碑文中的“旋师”，而应当是正始五年攻占丸都城之后的战略撤退，即还至毌丘俭军队攻丸都之前的军事大本营赪岘，而非返回玄菟；至于文献中之所以记正始六年为“复征之”，当是指一次战争的两个阶段。［5］143

笔者倾向于支持耿先生的观点。一方面，毌丘俭攻破丸都城之际已是深冬，面临着补给的困难，况且魏军初至此地，又是孤军深入，故并未贸然追击，只是将丸都城屠掠一番之后即撤去；另一方面，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11］843，作为王族的“桂娄部”不过其中之一，这不禁使人怀疑，仅仅是丸都一城之破，是否谈得上“无复遗寇”?反过来说，如果正始五年一役即已彻底达到目的，又何必要等到次年五月方才还师?

单就结果来看，正始五年丸都城破时，位宫只是“单将妻息远窜”，而正始六年毌丘俭复征高句丽时，则已是“轻将诸加奔沃沮”［12］803，显然是恢复了一定的实力。可知自正始五年丸都城破后至魏军“复击之”之前，位宫很可能栖身于其他的高句丽邑落之中以图恢复。

有一个旁例可以佐证这一猜想。东晋咸康八年（342年）十一月，前燕国主慕容皝在攻陷丸都城后，准备撤军。而韩寿认为“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余烬，犹足为患”，并请求用发掘高句丽王陵的手段刺激高句丽王，迫其归降，再将其放回，以达到“抚以恩信”的目的。［13］3051慕容皝接受了这一建议，可见也意识到了在使高句丽王归服之前，残余之高句丽邑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

《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提到高句丽王自“梁貊之谷”战败之后，“以一千余骑，奔鸭渌原”。［14］203此说虽与中国史料中高句丽王自丸都城遁去的说法有所出入，但认为高句丽王遁入了鸭绿江畔的某处高句丽邑落的观点确实有其合理之处。根据刘子敏的研究，迟至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五部大致分布于长白山及其南部分支狼林山脉以西，北起今长白、临江境内，南至浑江下游的鸭绿江河谷两岸，并不断向辽东方向扩张。［15］尤其是鸭绿江上游右岸地区土质肥沃，物产丰富，适宜居住，至今仍存有大量高句丽时代的古城、古墓群、窑址、码头等重要遗迹，可知这一地区是高句丽人的传统聚居地。［16］而居于此处的高句丽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加之号”［11］，作为位宫首选的避难之地不足为怪。

综上所述，正始六年毌丘俭再伐高句丽，其目的很可能正是为了征服那些仍然忠于位宫的高句丽邑落。长白山区冬季极寒，五月正是追讨的绝好时机，毌丘俭却在此时选择旋师，可知毌丘俭对高句丽的第二役当已毕于此前。加之纪功石刻上又有玄菟太守的题名，说明此时王颀已经追讨归来。故《三国志·三少帝纪》称毌丘俭讨高句丽在正始七年二月，当是误“六年”为“七年”，而王颀追击高句丽王位宫之事也应当发生在正始六年的春季，约在二月至五月之间。

二、高句丽王“奔南沃沮”辨

正始六年春，毌丘俭对鸭绿江河谷中残余的高句丽邑落发起攻击，高句丽王位宫再度逃遁，毌丘俭亦派遣王颀继续追击。

那么这一次高句丽王又逃向了何处?不同的史料对此有着不同的记述。前引《三国志·毌丘俭传》称其逃往“买沟”，《梁书·高句骊传》称其奔往“沃沮”。《三国志·东沃沮传》则称高句丽王先“奔沃沮”，既而在魏军的追讨下“奔北沃沮”。［17］846-847而《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的记载最为详细，其文曰：

乃遣将军王颀追王，王奔南沃沮，至于竹岭。……王间行转辗，至南沃沮。魏军追不止，王计穷势屈，不知所为。……纽由入魏军诈降曰：“寡君获罪于大国，逃至海滨，措躬无地，将以请降于阵前，归死司寇。先遣小臣致不腆之物，为从者羞。”魏将闻之，将受其降。纽由隐刀食器，进前拔刀，赐魏将胸，与之俱死，魏军遂乱。王分军为三道，急击之。魏军扰乱，不能阵，遂自乐浪而退。［14］

然而对于这段记载真实性，学界早有质疑。如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曾指出，高句丽王用纽由之计击退魏军之事，不但与《三国志》的记载矛盾，而且对被杀“魏将”之身份及与王颀的关系亦无丝毫提及，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这段记述包括纽由其人或许都是由后人建构出来的。［7］55-57然而后世学者在叙述王颀追讨的过程时，却又有意无意地受到这段记载，尤其是高句丽王“奔南沃沮”的影响。如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其第一役既屠高句丽国都丸都城，翌年又起第二回之役，国王位宫（东川王）远奔南沃沮（咸兴地区），故续征沃沮，攻入南沃沮并追击位宫至北沃沮（间岛地区），同时别遣乐浪。带方二郡太守降服岭东濊族诸县。”［8］105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认为：“魏齐王正始六年，毌丘俭再次向高句丽王位宫进攻，宫逃买沟，毌丘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跟踪追击，宫似又逃至沃沮城。适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向岭东之濊出兵，宫遂又北逃。”［18］29

以上两种解说都力图兼顾不同史料的记述，但却没有对史料中出现的“东沃沮”、“沃沮”及“南沃沮”等地理概念进行必要的考证与辨析。因此厘清这些概念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是考察上述问题之前的首要任务。

据《三国志·东沃沮传》记载，曹魏时期的“东沃沮（沃沮）”是对于盖马大山以东，挹娄、夫余以南，濊貊以北的这一片沿海地区的称呼，其地“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17］846。然而《三国志·东沃沮传》记载东沃沮之地“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文意不通；而同一句话在《后汉书·东夷·东沃沮传》中则表述为“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19］2816，文意则相对明确，或是对于《三国志》中表述不清的地方做了修正。可知东沃沮之地界仅限于盖马大山以东狭长的沿海平原之内，方圆不过千里。

关于盖马大山的位置，目前主要有“长白山说”及“狼林山脉说”两种观点。［20］548狼林山脉以东为广阔的盖马高原，其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达1200米，是典型的玄武岩台地，终年地寒，非但不滨海，亦谈不上土地肥美。［21］显然不符合文献中对于东沃沮地形的记载。李健才曾以今日盖马高原之所在地作为推测汉魏时代盖马大山之地望之依据。［22］然据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瀷（1682—1764）称：“东沃沮者，在盖马山东。盖马山者，似是白头之干，咸兴以北大山是也。”［23］66可见李朝时代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盖马山”为白头山（长白山）主干山脉的异称，故今天的“盖马高原”显然是晚出的地名，不足以作为断定汉魏时代盖马大山及东沃沮地望之依据。

“长白山”一名初见于《金史》，当是来自对金代女真语的意译。朝鲜后期文人柳得恭（1748-1807）曾记载赴清朝游历时与清人陈鳣之间的一段问答：

（陈鳣）问：“《山海经》不咸山，今长白山，在贵国北界否？”（柳得恭）答：“然。此山亦名白山，又盖马山，又白头山。以华、东语校释，则盖马者白头也。”［24］338

和李瀷一样，柳得恭亦以盖马山为白头山，且明确指出该白头山为清朝与朝鲜的界山长白山。今日之满族仍称长白山为golmin šanggiyan alin ，而“盖马”一词显非汉语，却与gоlmin音近，或许本是原住民语言中对于长白山的称谓之对音，后为定居于此的女真族与满族所继承。故以盖马大山为长白山更为合理。

东沃沮以南与“濊貊”相接。尽管部分文献存在将东濊与东沃沮通称为“濊貊”的情况［25］，但此处已明确将“濊貊”与“东沃沮”区别开来，当是特指濊人。

汉武帝时曾在单单大岭以东的沃沮城置第一玄菟郡，后改置为沃沮县，前辈学者多以其地为今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平原一带，殆无疑义，则西汉之沃沮特指沃沮城一地。然至西汉中后期设置东部都尉时，“岭东七县”已“皆以濊为民”。［26］1958年在平壤贞柏洞土坑墓中出土了“夭租薉君”银印，经考证其主人为西汉中晚期沃沮县境内的濊人之君，即可作为佐证。［27］既然《三国志》中已经将东沃沮与濊人分传记述，则曹魏时期的东沃沮（沃沮）就不应再包括已被濊人所据之“岭东七县”。

最迟自清代起，就有学者以“南沃沮”为“东沃沮”之异称。［28］1769然而根据《三国志》的记述，东沃沮及北沃沮皆与挹娄相接，可知东沃沮的地域范围当是包含北沃沮在内；而“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17］847，则南沃沮的地域范围必不包含北沃沮。因此在魏晋时期，南沃沮不可能为东沃沮之异称。至于南沃沮的位置，前引《三国史记》暗示了其地接近乐浪，而池内宏则明确指出南沃沮在咸兴一带，后《释文汇编》亦踵此说。［18］而如前文所述，此地早已为濊人所据。如果位宫在正始六年曾一度逃至此处，那么史籍中就应当记载高句丽王“奔濊”而非“奔沃沮”。

那么《三国史记》为什么会记载高句丽王奔往“南沃沮”呢?这或许与《毌丘俭传》中“铭不耐之城”一语有关。清人杨守敬据此认为：“高句丽王宫东南走，过沃沮，已至秽貊界矣。其刊石于丸都者，高丽之都城也；其刊石于不耐者，极高丽王所走之地。”［29］115王国维、金毓黼亦持此说，认为王颀曾追击高句丽王之濊族之地。［4］123-124赵红梅并未怀疑位宫曾逃遁至不耐城，只是认为“铭不耐城”者当为王颀而非毌丘俭。［6］93而耿铁华则根据《翰苑》引《高丽记》之文字，认为此“不耐城”应当是侨置于丸都城附近的国内城之汉“不而县”。［5］153-154然而“不耐”“国内”二名不可相通，且《三国志》已明言不耐城在单单大岭以东，别无侨置之说，而《高丽记》之文亦别无旁证，自属可疑，故耿说亦难完全使人信服。

如果高句丽王确曾一度逃入濊人之境，那么《三国史记》将“句丽王宫奔沃沮”句中之“沃沮”释为“南沃沮”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事实是否确然如此呢？前引《三国志·三少帝纪》中提到正始六年五月毌丘俭讨平高句丽后，又于同年五月讨伐濊人，而《三国志·濊传》亦记载了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及带方太守弓遵讨伐岭东濊人，并使“不耐侯等举邑降”之事。［26］可知此役发生在正始六年五月毌丘俭旋师之际，主将为刘茂、弓遵二人，与王颀追讨高句丽王并非同一次军事行动。因而即使确有“铭不耐城”一事，也当是刘、弓二人所为，而与王颀无关。

毌丘俭之所以遣刘、弓二人伐濊，与乐浪、带方二郡与濊地相近不无关系。倘若讨伐东濊确有追讨高句丽王的目的，则完全可遣二人或其中之一进行追讨，而不必舍近求远，另遣玄菟太守追击。只是此次征讨与毌丘俭对高句丽的战争时间相近，征讨的理由又是“以领东濊属句丽”，则对于高句丽的征讨无疑成为了征讨濊人的一个契机，故《毌丘俭传》中才会将“刊丸都之山”与“铭不耐城”并提。而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只载王颀追讨位宫之事，却不言刘茂、弓遵东征诸濊之役，恐将王颀东征与弓遵东征误为同一次军事行动；又因事涉乐浪太守，故出现了魏军自乐浪郡退兵的记载。

综上所述，正始六年并无高句丽王“奔南沃沮”之事，惟金富轼未能明辨相关的地理概念，故有此误传。不过位宫确曾一度进入东沃沮之地，而在王颀追讨的过程中，东沃沮人因协助高句丽抗击魏军，而遭到了魏军的强硬镇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馀级”［17］847。而《三国史记》中记载的纽由等助高句丽王杀魏将故事，可能正是根据沃沮人后裔中流传的抗击魏军的传说演绎而来。

三、王颀追讨位宫的进军路线考

据《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正始六年毌丘俭再征高句丽，位宫遂逃至“买沟”。买沟之地望，诸史无考。前辈学者多有指出，“买”字之繁体（買）与“置”形近，“买沟”或即《三国志·东沃沮传》所载“置沟溇”之形误，置沟娄即北沃沮，其地与夫余、挹娄相接，正与东沃沮之北界相合。至于其位置，金毓黼认为在延吉之珲春、龙汪清等县。［4］123而《释文汇编》根据此地与南沃沮（沃沮城）之间的距离，推断出其地或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会宁一带。［18］尽管尚不能确定置沟娄城的具体位置，但其地望应当是在图们江下游的沿海平原地区。可知正始六年位宫当是向北沃沮方向逃窜，因北沃沮在东沃沮（沃沮）界内，故部分中国史料又将此事记为高句丽王“奔沃沮”。

而《三国志·毌丘俭传》又称王颀“至肃慎南界”。那么这个“肃慎南界”又在何处呢?金毓黼认为肃慎南界“即今吉林延吉珲春一带之地，当朝鲜咸兴北道之北”［4］123，这一区域大抵与图们江下游地区相当。赵红梅则认为魏晋时代挹娄即先秦之肃慎，而在曹魏时期的北沃沮人已经与肃慎（挹娄）融合，形成后来之“勿吉”，故“肃慎南界”当与“北沃沮”南界相当，即今朝鲜咸镜南、北道之间。［6］93

尽管“肃慎”一名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然而今天留存下来的两汉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肃慎”的新记载。这一文献上的空白不得不让人怀疑魏晋时代的“肃慎”是否确是先秦时代之“肃慎”。诚然，《三国志》有《挹娄传》而无《肃慎传》，而《挹娄传》中称挹娄为“古之肃慎氏之国”，可知魏晋时人确以“挹娄”为古之“肃慎”后裔，且二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混用的现象。但如果细读《三国志·挹娄传》及《后汉书·挹娄传》就不难发现，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仅仅是挹娄人“矢用楛”。“青石为镞”［30］848，与先秦文献中使用“楛矢石砮”的肃慎人有相似之处，这显然是在以一种静止的眼光看待历史，是对于挹娄人族属的臆测。此外，“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30］，然而在延吉新光遗址［31］、珲春北山墓地［32］等目前已经断定属于柳亭洞文化晚期（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豆型陶器。因而在东汉乃至曹魏时期尚无俎豆现象的挹娄人显然不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原住民。

关于魏晋时期挹娄人的活动范围即社会状况，《山海经·大荒北经》“不咸山”条下的郭璞注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晋太兴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别驾高会，使来献肃慎氏之弓矢，箭镞有似铜骨作者。问［之］云，转与海内国通，得用此。今名之为挹娄国，出好貂、赤玉。［33］480-481

此注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直到东晋初年，挹娄人使用的铜制箭镞仍是与通过“海内国”（或即临近的高句丽、鲜卑诸族）之间的贸易获得的，而其自身并不生产这样的铜箭镞，从侧面反映了挹娄本身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事实。其二，魏晋时代的“肃慎国”即挹娄人的活动中心“去辽东三千里”，远不止在长白山一带，《新唐书·地理志》引唐人贾耽《皇华四达记》称渤海王城（即今黑龙江宁安县东京城）“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34］1147，其地殆与郭璞注文相当，即东晋初年挹娄（肃慎）人的活动中心仍当在今牡丹江流域。因此曹魏时期出现在图们江流域一带的挹娄人无疑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移民。

北沃沮作为东沃沮之一部，其习俗与高句丽有相似之处，是以平原农业与近海捕鱼业为主的族群；而挹娄人在言语、习俗上则与邻近的夫余及高句丽人迥异，是以山地狩猎为生的族群。二者显非同一族系。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自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前半期，我国的天气有逐渐趋冷的趋势，这种寒冷气候在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年均温较今日低2∼4摄氏度。［35］受其影响，不但表现为与中原王朝交邻的北方诸族对于中原王朝的侵扰，也表现为更北方的民族的南迁，而魏晋时期也正是生活在图们江以北的挹娄人逐渐开始南下侵入北沃沮地区的阶段。《三国志》在叙述中明确将北沃沮与挹娄区分开来，正说明曹魏时期挹娄人尚未与北沃沮或夫余人融合。因此，王颀所到达的“肃慎南界”很可能北沃沮所在平原与挹娄部族所居山地交界之处，即图们江三角洲以北的老爷岭山脉之东南缘。

受自然条件与生产力的限制，古代的交通线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这一特点在边疆地区体现得更加显著。而据《新唐书·地理志》引《皇华四达记》称：

（丸都县城）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34］

可知在渤海国时期，神州（渤海西京鸭渌府，在今吉林省临江市）与显州（渤海中京显德府，在今吉林省和龙市西古城子）之间确有陆路可通。这一记载明确表明在长白山区实有一连接鸭绿江河谷与图们江流域的孔道存在。

此外，苗威认为王颀所部当是从玄菟郡出发，向北经过夫余的国都（今吉林市），再向东“过沃沮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记功。［36］其依据或为《三国志·夫余传》记载的毌丘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一事。［37］842然而毌丘俭讨高句丽的时间前后长达一年之久，根据现有史料无法确定王颀诣夫余王的具体时间，故这条史料并不能作为断定王颀追讨路线的依据。

综上所述，毌丘俭在正始六年春再度向高句丽余部出兵，又遣王颀溯鸭绿江河谷北上追击北遁的高句丽王位宫，穿过长白山区进入了图们江流域，并最终抵达了日本海西岸及老爷岭山脉之东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