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汪应辰（1118—1176年），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市）人，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第一。汪应辰初授镇东军签判，累官至吏部尚书，后因得罪宋高宗，遂自请外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在平江任职期间，汪应辰又以米纲之事连遭贬秩，“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1]，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卒于家，谥“文定”，有《文定集》传世。

汪应辰《文定集》又名《汪文定公集》《汪文定集》《玉山集》《玉山文集》。关于此书的版本情况，祝尚书在《宋人别集叙录》一书已作了简要介绍[2]。此后，李冬燕在祝尚书的基础上，对汪氏文集的版本源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2]。尽管如此，汪应辰《文定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如《文定集》的结集时间以及程氏节录本的名称、卷数和附录等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有关程氏节录本的若干问题逐一进行辨析。

1 《文定集》的结集时间及其版本

汪应辰的部分著述，宋人书目已有著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了汪氏《汪端明内制》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分别著录了汪氏《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玉山翰林词草》五卷、《玉山表奏》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则著录了汪氏《玉山先生表奏》六卷，但《文定集》不见于宋人书目和序跋，至明代《文渊阁书目》才著录汪应辰《文定集》，故李冬燕认为《文定集》五十卷本的结集时间应不早于元代中后期[3]。然笔者认为汪氏文集的结集时间可以作进一步界定。元初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分别著录了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玉山翰林词草》五卷、《玉山表奏》一卷，然《文定集》则未见著录。而元末脱脱等人所修的《宋史》，其《艺文志》也仅著录了汪氏《二经雅言》二卷、《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翰林词草》五卷，亦不见《文定集》。迟至明代正统年间，汪应辰《文定集》才首见于官修的《文渊阁书目》。从宋元明时期各家著录的汪应辰著述来看，笔者认为汪氏《文定集》的结集应在元末明初之际。

明代永乐年间，解缙等人编《永乐大典》，曾将汪氏部分著述录入《永乐大典》。正统年间，杨士奇等人奉敕编《文渊阁书目》，此书著录汪应辰《玉山文集》一部，共十三册，系全本[4]。弘治之时，程敏政于文渊阁发现汪应辰文集五十卷，遂将此书择要摘抄，编为十二卷，是为程氏节录本。那么，《文定集》在此之前是否有刊本流传呢？程敏政《题汪文定公集抄》云：“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旧有刻本，今亡，而秘阁本独存。”[5]687-688据此可知，在弘治之前，汪氏文集已有五十卷的刻本，惜已亡佚，而程氏所谓的“秘阁本”即《文渊阁书目》著录的《玉山文集》。程敏政说《文定集》“旧有刻本，今亡”，那么文渊阁所藏的《文定集》应属抄本，这与程氏所说的“旧刻”显然是另一个版本。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名称，史籍鲜有记载，而今人论著也没有提及。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程氏节录本的名称为《汪文定公集抄》，而程敏政为节录本作跋时，题跋名为《题汪文定公集抄》，可证程氏节录本的名称确为《汪文定公集抄》。《汪文定公集抄》在程敏政生前并未刊刻，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程敏政乡人夏浚才将此书刊行于世，此为夏浚刻本，夏氏刻本为十三卷，与程氏节录本略有不同。万历年间，又有夏九州刻本，夏九州刻本是据夏浚刻本而重刊。

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文定集》若干佚文，与夏氏刻本相校后，去其重复，勒为二十四卷，此即《四库全书》本。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内容，有十分之四五不见于夏氏刻本，据清人陆心源说，馆臣辑出的内容“凡文四百五十六首，诗五十八首”[6]584。尽管如此，《文定集》仍然有不少佚文，如陆心源就发现《贺郡王冠礼表》《谢转官表》《贺左丞相启》《贺中书林侍郎启》《贺朱丞相帅绍兴启》五首佚文为《文定集》所遗漏，李冬燕在《汪应辰文集版本源流考》一文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建补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便将陆心源之辑佚作《拾遗》一卷附于《文定集》二十四卷之后。”[3]据此看来，李氏显然是将陆心源视为《拾遗》的辑佚者，实际却不然。这五首佚文虽为陆心源所发现，但真正的辑录者却是傅以礼。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云：“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是集跋，据《五百家播芳大全集》又得遗文六首（应为五首之误——引者注），胪列篇目，见《仪顾堂集》。今检原书，具录全文，辑为《拾遗》附后。”[7]192可知傅以礼是在陆心源的提示下，将佚文辑为《文定集拾遗》一卷。傅以礼是闽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书》修补工程的主持者，刊板时曾将自己所辑的《文定集拾遗》附于《文定集》之后。

2 程氏节录本“二十卷”“二十一卷”两说辨误

关于程敏政节本的卷数，一般认为是十二卷，这在清代中期以前向无异词，惟清末陆心源、傅以礼、耿文光等人有不同说法。陆心源、傅以礼均认为程氏节录本为二十卷，而耿文光则认为是二十一卷，与传统说法皆大不相同。

程氏节录本二十卷之说最早由陆心源提出，陆氏《汪文定集跋》云：“汪应辰《玉山集》五十卷，见《宋史·艺文志》，明初已罕传本，宏治中，程敏政始从文渊阁所藏摘抄其要，编为二十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行之，嗣后藏书家所著录皆二十卷本，盖原本之佚名久矣。乾隆中，馆臣始从《永乐大典》辑出，凡文四百五十六首，诗五十八首，厘为二十四卷，较程本几倍之。愚按：《播芳大全》卷一有《贺郡王冠礼表》一首，卷六《谢转官表》一首，卷八《贺左丞相启》一首，卷十《贺中书林侍郎启》一首，卷十六《贺朱丞相帅绍兴启》一首，皆今本所未收也。”[6]584

陆心源在《汪文定集跋》中两次提到程氏节录本为二十卷。不过，陆氏说“汪应辰《玉山集》五十卷，见《宋史·艺文志》”显然有误，《宋史·艺文志》并未著录所谓的《玉山集》，陆氏此误实际是沿袭自《四库全书总目》。

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傅以礼也认为是二十卷。傅以礼《文定集拾遗跋》云：“谨案：宋汪应辰《文定集》，《宋史·艺文志》暨本传均未载。明弘治间程敏政于文渊阁得五十卷本，删存二十卷，嘉靖中刊行。嗣后只选本流传，原本遂佚。此卷从《永乐大典》采出，共二十四卷……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是集跋，据《五百家播芳大全集》又得遗文六首（按：应为五首——引者注），胪列篇目，见《仪顾堂集》。今检原书，具录全文，辑为《拾遗》附后。”[7]192由此可见，傅以礼也明确将程氏节录本视为二十卷。

耿文光所载与陆心源、傅以礼不同，他认为程氏节录本为二十一卷，另有附录二卷。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云：“（《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志五十卷，明初流传已罕。程敏政得内阁本，摘抄其要为二十一卷，夏浚刻之，附以遗事志传，凡二卷。”[8]

事实上，程敏政早已对节录本的卷数作了明确说明，程氏《题汪文定公集抄》云：“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旧有刻本，今亡，而秘阁本独存，尝请阅之，力不足尽抄也，手摘抄为十二卷如右。”[5]687-688据此可知，程氏节录本实为十二卷，陆心源、傅以礼、耿文光等人均误。究其致误之由，陆心源大概是把“十二卷”误作“二十卷”，傅以礼作《文定集拾遗跋》时，特地提及陆心源所作的《汪文定集跋》，则傅氏“二十卷”之说应是沿袭自陆心源。而耿文光“二十一卷”之说显然也是“十二卷”之讹。

3 程氏节录本的附录问题

汪应辰《文定集》程敏政节录本为十二卷已无疑义，但问题在于节录本是否有附录？关于这一问题，祝尚书、李冬燕二人均未作论述。实际上，关于程氏节录本的附录问题，史籍已有不同说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了程敏政摘抄的《汪文定公集抄》，此书包括正文十二卷，附录一卷[9]。而清修《续文献通考》则云：“马《考》（即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应辰《玉山翰林词草》五卷，而《宋艺文志》（即《宋史·艺文志》）载其集五十卷，流传已罕。明弘治中，程敏政于内阁本摘抄其要，编为十二卷，又附遗事、志传等文二卷。今据《四库全书》著录较多十之四五。”[10]据此可知，《续文献通考》认为程氏节录本除正文十二卷外，还有附录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又有不同，该书云：“《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应辰撰，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宋史·艺文志》载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传。宏治中，程敏政于内阁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尽录，乃摘钞其要，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11]《四库全书总目》将程氏节录本的篇目一一罗列，可谓言之凿凿。

事实上，以上记载均有问题。程敏政所作的《题汪文定公集抄》并未提及节录本有附录，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则说：“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兹刻仅十二卷，盖学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阁本者云。乃冠以廷试策，附以遗事若传，总为十四卷。”①据此可知，程氏节录本惟有正文十二卷，附录乃夏浚所加。《四库全书总目》在罗列程氏节录本篇目时，认为程氏节录本包括“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而李冬燕也据这一记载，认为“（程敏政）以个人之力抄出十二卷，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3]，两者均误。据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所言，程氏节录本原为十二卷，“廷试策”一卷是夏浚刊刻此书时所加，又以遗事、志传作为一卷附后，这就是夏氏所说的“总为十四卷”，可知“廷试策”一卷并非程氏节录本所原有。而《四库全书总目》又说“（夏浚）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亦误。查明代嘉靖夏氏刻本《汪文定公集》，正文实为十三卷，附录仅为一卷。此外，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云：“考嘉靖刻本正文十二卷，附录一卷。”[12]此说亦误。

除《续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外，《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也著录了一部《汪文定公集》抄本，系清修《四库全书》时浙江巡抚采集，据称是“学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阁本者”[13]，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到的“程本”实际就是此本，但此书正文有十二卷，另有附录二卷，实际并非程氏节录本。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程敏政节录本“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可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之本实际是据夏氏刻本而抄写。

4 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汪应辰《文定集》大致结集于元末明初之际，它的版本则可以分为4个系统：一是五十卷本，即程敏政所说的“秘阁本”；二是程敏政节录本，为十二卷；三是夏氏刻本，为十三卷；四是《四库全书》本，为二十四卷。其中五十卷本和程敏政节录本均已亡佚，实存夏氏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系统，现存《文定集》的各个版本基本是由这两个系统衍生而来。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及附录问题，史籍说法不一。结合程敏政《题汪文定公集抄》和夏浚《刻汪文定公集序》的记载，可以确知程氏节录本为十二卷，且并无附录，清人所谓的“二十卷”“二十一卷”两说均误。

自夏氏刻本《文定集》行世后，程氏节录本已颇为罕见，而后世著录的所谓程氏节录本，实际大多为夏氏刻本。清末之时，程氏节录本似乎尚存，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叶昌炽在京师购得一部《文定集》，叶氏日记云：“（六月）初四日，至琉璃厂，遍游书肆，架上寂寥，其直倍蓰，与庚辰入都远矣。惟购得宋《汪文定集》一部十二卷，明程篁墩节录本，初不欲取，因有明善堂藏书印，出自怡府（即怡亲王府——引者注），存之。”[14]叶氏明确说自己所购的《汪文定集》是“明程篁墩节录本”，且卷数也与程敏政节录本一致，据此来看，程氏节录本在清末之时仍然尚存。但民国年间，程氏节录本已不见于诸家藏书目录，亦未见公私藏书机构有收藏，则程氏节录本可能在清末或民国时期即已亡佚。

注释：

① 夏浚此序见于嘉靖刻本《汪文定公集》，后收入夏浚《月川类草》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