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寒清［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沈从文193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知识》讲述了一位在外留学的哲学硕士张六吉学成归来回到自己“野蛮”家乡路途上的所见所闻：在离家乡三天的路上，张六吉遇到了一个老农民在儿子被蛇咬死后仍一切如故在田间除草并托他向家中捎信，当他来到农民家中报信时农民一家的表现使他感到震惊。回到家乡后他烧掉了所有的书籍把田地分给农民后又离开了家乡。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4—1930年是湘西牧歌的滋生阶段；1930—1937年为创作成熟阶段；1937—1949年是牧歌理想的坚守阶段。《知识》写于1934年，也就是沈从文的创作成熟期。但这三个阶段的现实社会都不是沈从文心中的理想社会，社会的不断发展反而离沈从文心中的自然美越来越远。他说：“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成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①

沈从文已经感到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的创作风格也背离了“五四”时期文学对乡村的批判基调。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除了因家世出身的自卑外，更多强调着与都市的对立。他的创作以小说成就最高，且多以湘西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着力刻画湘西底层人物形象。在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中，沈从文都是站在一个“乡下人”的角度，游离于时代的激流之外，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出发审视主流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试图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寻找和构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这一特点在1934年出版的《边城》中达到了极致。小说“田园牧歌”式的笔调以梦幻的图景来挖掘和追寻传统的人性美，传达了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人性观”，表现了对当时都市腐烂社会的恐惧和抵制心理。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始终在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美和现实社会的平衡。

凌宇将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归纳为四种基本形态：

一、原始的生命形态

人的内部精神与外部行为与自然契合，表现为人性的自由、情感的朴素与观念的单纯。但这并非出于主体的理性自觉，更多的带有原始蒙昧色彩，主体与环境只是一种自然的顺应，它与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相协调。

二、自在的生命形态

其主体内部精神和外部行为与原始生命形态基本一致，但他面临一个随着社会的历史演变而发生了质变的环境。这就带来了主体与环境的严重失调。由于主体精神非理性自觉的蒙昧状态，生命主体便无从摆脱环境的摆布，自主自为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三、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

所处环境虽与自在的生命形态相同，内部精神却有了摆脱蒙昧状态的觉醒。对人与环境的矛盾，具有符合理性的认识，能自主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即便无法完全改变环境对命运的制约，也能在主观精神上信守人性，抗拒金钱与权势对人的灵魂的污染。

四、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

“它是个体自为生命形态的升华，表现为生命个体将自身对人生的自为认识与把握……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②《知识》所阐述的就是沈从文“人性理想”的第二种“自在的生命形态”。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处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使中国传统乡村淳朴真挚的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沈从文把现代都市生活视为一种文明病，理性地审视着现代都市的黑暗。但就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经验日益丰富，视野也就日益狭隘。所以有人说，我们对于某种事物见的次数愈多，所见到的也就愈少”③。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病的关注使他越来越感到被黑暗包围的恐惧，并在这种被黑暗包围的恐惧中越发渴望回到传统的湘西农家生活。

都市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使沈从文更加沉迷于乡土世界的美，他的小说旨在回归原始乡土文化，回到原始的人性，重拾乡村之美，是渴望逃离大都市，渴望回归乡土的回忆。但当时的中国农村也不是一片净土，战火将淳朴自然的农村摧残破坏，这就使沈从文只能沉浸在自己笔下理想的湘西世界中寻找心灵的寄托。但沈从文仍受到了“五四”思想的影响，在悠闲的乡村生活中隐伏着悲剧。在沈从文的笔下看不到激烈的悲剧结局，田园牧歌式的悲剧笔调和余韵袅袅的结局就像中国水墨画中浓淡相宜、舒缓朴素的留白。

沈从文1922年离开湘西前往北京求学，这样特殊的经历也与一般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一般人都是先在学校学“小书”，之后步入社会学“大书”，沈从文却恰恰相反，这就使“乡下人”的思考方式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苍白的教育背景，对沈从文而言，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④。沈从文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贫乏的书本知识之间的冲突带给了他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视野。

在小说《知识》中，沈从文笔下的张六吉原本是循规蹈矩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沈从文赋予他平凡的经历，却将自己独特的思想灌输在张六吉的脑中，使小说中张六吉的种种行为遭遇带有沈从文自身经历的影子。张六吉知识观的形成是由先“识”后“知”向先“知”后“识”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与沈从文自身知识观的形成正好相反。但张六吉对知识认识的几次变化其实也是沈从文自己对知识的思考和探索。正因如此，短篇小说《知识》成为沈从文先生极为重视的作品之一。

沈从文成长于原始的湘西社会，之后来到北京和上海，尚处在农业社会变革时期的北京和现代化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让沈从文经历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多种文化形态。使沈从文在创作中选择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批判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黑暗，提倡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⑤。所以沈从文的作品既是对朴实乡土生活的怀念，也是反照黑暗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面对当时中国社会世风日下的现状，沈从文更多是从人本身出发，以对纯真人性呼唤的道德途径来达到拯救国家危亡的目的。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多次刻画出先进青年试图改变现实社会，回归到自然淳朴的原始社会，这正是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对知识青年的希望。

沈从文将他的文学理想寄托在对民族的改造中，《知识》中张六吉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张六吉研究的“人生哲学”中仿佛就隐含着沈从文作为京派代表作家追求纯粹文学的理想。小说最后开放的结局也是沈从文赋予张六吉改变现实的期许。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使沈从文不得不直面、思考现实。人的思想要变，要适应社会，要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才有救。

《知识》中沈从文通过张六吉对知识的态度，想传达的并非是真的要反知识，而是沈从文对知识分子只注重书本不切实际的反对和对知识分子道德的强调。正如沈从文对部分知识分子反思时所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和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作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⑥。沈从文理想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学知识，而是借助于知识培养出高尚道德，从而改变现实社会。就像他自己所说：“读书若在求知识以外，还有点意义，应当是从书本接受一个健康坚实的做人原则。”⑦

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始终在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美和现实社会的平衡，主张知识分子对道德的培养和对实践的重视。《知识》中张六吉的经历就是那个时期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缩影。他最终选择焚书弃文，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和思想的单纯。在制度腐败、局势动荡的中国，一大批渴望有所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知识青年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时局，反而使他们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受到排斥游离于社会边缘。沈从文的文章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其中能看到社会面貌，看到人性软弱，看到生存悲哀，也能看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的贫瘠的精神。

① 凌宇: 《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②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杜素娟: 《论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接》，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期。

④ 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⑥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⑦沈从文: 《知识，新与旧》,岳麓书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