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核不扩散机制还有多大约束力

2018-01-27雷墨

党员文摘 2018年1期
关键词:和平利用核武核能

雷墨

历史与现实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

截至目前,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认可的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这5个拥核国之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也已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核武器的诞生就孕育着扩散的可能性。1953年8月,苏联成功爆炸氢弹,把苏美核军备竞赛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从本质上说,这个倡议折射了美国对核扩散的担忧,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雏形也源于此。

美国“和平利用核能”倡议的基本逻辑是:包括拥核国在内的核技术先进国家,通过向潜在的拥核国提供和平利用核能的援助,“换取”这些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南非、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等国,提供过核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与此同时,英国、法国、挪威对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对印度,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提供了类似援助。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两个核大国意识到了核战争、核扩散的风险,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由此开始酝酿。1968年7月1日,美国、苏联、英国等59个国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正式生效。截至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有190个。

从1970年到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37年间有5个国家(印度、南非、以色列、巴基斯坦、朝鲜)事实上拥有了核武器(南非1991年主动放弃核武)。从这一点看,很难判断核不扩散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

但认为核不扩散机制毫无约束力,也不符合事实。根据解密的冷战资料,西德、瑞典、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国,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展或尝试过核武计划,只不过最终放弃了。如今,“不扩散”已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正确,无论是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种约束都客观存在。

斯坦福大学核不扩散学者斯科特·萨根认为,不能因为某些国家没有遵守承诺就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足轻重,这个条约建立的监督机制,能让外界知道何时出现了“欺骗”行为。

不扩散困境

“原子能的和平与战争用途,是一对连体婴。”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瑞典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这句话,道出了核不扩散的现实困境。

这个困境的表现之一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核技术合作,客观上扮演了核扩散的角色。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核战略学者马修·福尔曼,通过研究1945年至2000年国家间核合作协议发现,接受核技术援助的国家与没有接受援助的国家相比,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高360%。

核不扩散困境更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执行过程中与国际政治现实的不匹配。该条约核心内容有三点:拥核国不向非核国转让、援助核武器及核武技术;非核国不寻求核武器但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拥核国承诺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在具体执行层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承担起了监督前两条的功能,但对于第三条即“拥核国削减并最终放弃核武器”,既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

从某种程度上说,拥核国与非核国都承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过渡性特征,是该条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但现实却在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造合法性困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的布拉格演讲,高调宣称美国将致力于打造“无核世界”,但他在执政后期却制订了投资万亿美元、升级美国核武库的庞大计划。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会突显核威慑的作用。另一核大国俄罗斯,在常规威慑力江河日下之际,不可避免将更加倚重核威慑。

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合法性遭到侵蚀的另一原因。2006年,美国布什政府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议。印度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作为缔约国的美国与其签署该协议,明显违反该协议的原则。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坦嫩瓦尔德的文章分析称,这个协议破坏了“扩散有害”的核心原则,传递出“有些扩散可接受”的信息。通过界定“好”与“坏”的扩散者,美国也在弱化处理朝核、伊核问题的道义基础。

但对于大多数非核国家来说,核不扩散的进展,应该取决于核裁军的进展。

谁是下一个?

历史与现实表明,核不扩散机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世界也没有遭遇核扩散的多米诺效应。换句话说,一国为何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能否成功突破核门槛,背后的原因是多维的。

有学者从安全威胁角度,解释印度和巴基斯坦寻求核武器的原因。但阿根廷与巴西曾出现军备竞赛,最终两国却主动放弃发展核武。有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催生“核克制”,以此解释阿根廷、巴西案例,但这一解释又不适合以色列。

尽管如此,对于核扩散问题,目前发展最成熟同时也最具解释力的还是安全威胁理论。毕竟国家寻求核武器的初始动机,无一例外都是应对安全威胁,最终放弃发展核武器,要么是外部安全威胁缓解,要么是获得了外部安全保障。

以此来看,预判下一个发展核武器动机最强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关键的分析切入点。耶鲁大学学者努诺·蒙泰罗与亚历山大·德布斯,在《核扩散的战略逻辑》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那些面临“弱同盟、强威胁”的国家最可能突破核门槛。他们以巴基斯坦为例解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宽松同盟”,为巴发展核武提供了免遭印度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同时又没有确保巴基斯坦安全无虞。

如果上述理论成立,那么目前韩国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虽然韩国面临朝鲜这个“强威胁”,但韩美“强同盟”能起到实质性的对冲作用,从而弱化韩国自身核武装的动机。日本首相积极推动修宪、重塑日本的“国家身份”,是不是在为未来日本核武装埋伏笔(摘自2017年第20期《南风窗》)endprint

猜你喜欢

和平利用核武核能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日间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
第十四章 地狱之城——核能
例谈计算核能的五种方法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珠海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公告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被评为4A级全国性行业协会
核能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哪些贡献
揭秘核能
Defin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Non-Prolif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