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 家讲求学为政本，修身成圣。这也让古代政治伦理形成了共识，制度建设本来就是次要的，而监察制度是次要中的次要。表面上看，监察形式繁多，却无不被套上了长短不一的索套，很难靠近现代监察的本质。

大思想家黄宗羲有个观点，叫“积累莫返之害”，指的是历代税赋每改一次，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历史学家秦晖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在政治领域，很多制度的演变与此类似。比如，朝廷派出监察官，过段时间，监察官尾大不掉甚至变成行政官，马上启动改革，又派出了新名字的监察官。归根到底，是一种信任和控制之间的弹性调整。

看不見的索套

一开始，秦始皇心中就有个小九九：谁对我的权力最有威胁，我就针对谁。显然，丞相就是这个潜在的危险对象。

为了限制相权，秦始皇设立了御史大夫这个官。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样下去恐怕更危险，可以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权力大起来自己都控制不住，干脆闲置。

汉文帝比较聪明，表面上常设御史大夫，但别出心裁设立了丞相使，对“不奉法”的御史们进行监督。这一招在于制衡：御史可以监察丞相，丞相也有办法监察御史。到后来，汉武帝又发明了个更厉害的职务，叫司隶校尉，管首都范围的监察。当朝丞相公孙贺，就因枉法被司隶校尉拿下。

一来二去，皇帝发现司隶校尉级别不高，却很好用，索性废除了丞相使，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顺便还把御史大夫改了个更柔性的名字——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