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阳修称，士人的理想是“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但谏官天生就是要监督宰相的，而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宰相，一般都不喜欢被人监督。监察官和行政官这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成了千年难解，他们彼此又“相爱相杀”，最终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在冲突中不断磨合，客观上有利于权力的制约。

唐太宗时期的7名御史大夫，最终5人都升任了宰相。这是一种有为才有位的风向标，激励御史更好对行政官员进行监察。但他们当上宰相后，不见得就愿意接受御史监督了。

监察官屡变行政官

古代监察史上，有一个怪圈，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只要常駐地方，假以时日总会变成行政官。汉朝的刺史变身州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秦朝就有了这种变化的1.0版本——在地方设置的监郡御史由于过于强势，就夺取了郡官之权。所以汉武帝在设计刺史制度时，特别作了解释：刺史只监察郡守施政及用人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至于日常行政工作，刺史不能涉猎，即便有失误，也只能事后干预。且刺史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几乎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促使对各郡的监察力度相当，还能避免对郡政涉入过深。

很明显，划清监察官和行政官的权限，是刺史制度出台的初衷。谁能想到，刺史制度在几百年后，又成为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2.0版本。

最明显的就是治所的确定，刺史也是需要一套人马才能办公的。随着人员的膨胀，刺史下面往往都设立相关处室——从事，每人对应一个郡的廉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