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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从业人员也需要体面的收入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行业不能一直奢求从业者不求回报地解决社会公益问题

公益组织从业人员收入低，听起来不算什么新闻，也更符合我们的想象。公益组织常常与“志愿”“慈善”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对公益从业者的印象自然成了“无私奉献”：不能计较工资收入，甚至没有工资收入。但待遇低的背后是压低的人力成本，并导致人员流动加大，影响项目持续，也影响项目质量。公益组织的公益性决定了它的薪资不能跟其他行业看齐，但专职的公益从业人员也需要体面的收入，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行业不能一直奢求从业者不求回报、舍生忘死地来解决社会公益问题。

“永远在做能力建设”

作为成都一家社工机构的社工，刘欣欣现在的工资是2500元，另外有200元的岗位补贴，每个月除去五险，拿到手就只剩两千出头，没有一金。去年成都市的平均工資是5108元，刘欣欣和同事的工资远在平均线以下。刘欣欣大学学的社会工作，班里29个人现在只有4个从事社工工作，还有1个在公益组织。因为工作和专业对口，刘欣欣工作也算是得心应手，但是随着一个个项目的结束，周边同事也相继离职，认识的10个人，现在只剩下5个了。

同事离开的主要原因就是工资。刘欣欣介绍，社工的工资，各个机构薪酬设置都不一样，但基本所有一线社工正式工待遇税前为2500元左右，大多没有公积金。

公益组织待遇低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2015年的《中国公益从业者保障状况专题调研报告》显示，56.5%的全职公益创业者月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等收入的税前总和）低于全国平均工资，而根据2016年《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薪酬调查报告》，公益组织从业人员工资收入3001元-5000元之间占34.9%，3000元以下占23.2%，超过1/3的公益从业者没有基本社保。低保障情况让公益从业者一旦遭遇困难便极易陷入危机，反而成为需要帮扶的对象。

“整个行业工资都不高。”成都益众社区发展中心创始人倪凯志说。益众是成都一家做农村社区发展的公益组织，成立于汶川地震后，8年多的发展已经有固定支持方与拥护群，但现在仍然面临一些行业问题。倪凯志介绍说，入行公益行业通常比其他行业要求低，一般入门薪酬三四千左右，对应届生还可以，但因为整个行业薪酬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两三年后年轻人需要成家立业，收入难以负担日常支出，这时候很多人就算很喜欢这份职业也不得不选择改行。

薪资不够高，行业能吸纳的人就以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主。数据显示，20-25岁之间的90后年轻人是公益领域中的主要从业者。女性作为主要力量，在公益人才总量中占比近七成。

年轻人多，待遇低，行业的人员流动就大。据《2014年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外向型流失明显，其中，企业成为流向最集中的地方。

和川公益负责人贺永强表示，“工资低就吸引不到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干不了多久就要跳槽，这个行业永远在做能力建设。”

被压低的人力成本

薪酬低的背后是公益项目里的人力经费太低。

当前公益组织所做的项目、资金和资源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和基金会支持，而不论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基金会支持，都是以项目来拨付资金，但项目经费里对人员经费大都有限制要求，甚至为零。广州一位公益组织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表示，大部分购买服务项目都会限制人员工资。

在2015年成都市发布的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扶持项目财务管理细则里写着，除专业社工服务类项目的工资性支出不超过立项资金的15%，其他项目不得列支工作人员工资性支出。放眼全国，情况类似，江苏扬州社会组织信息网上的公益创投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上写着，项目资金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

2015年成都市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扶持项目财政预算中安排的“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是2000万元，扶持239个项目，而当年成都市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8540个。算下来，平均每个项目10万元不到，远远满足不了每个组织的发展。益相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一年接的项目大约有20个，但所有项目资金总量还不到100万。

由于项目资金有限，公益组织会相应地压低项目方案里的人员经费来尽可能地争取项目。数据显示，仅有15.1%的资助项目和12.7%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员经费，68.9%的资助项目及55.6%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提供的人员经费不足或严重不足，还有16.0%的资助项目以及31.8%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没有获得任何人员经费支持。同时，仅有1.7%的机构获得了较为充足的人员保障支出方面的定向资助。

而公益项目最大的支出其实正是人力成本。倪凯志介绍，“一个项目里人力成本至少要30%—40%左右，比如10万元的项目，人力成本最少要4万多。”成都益相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罗老师表示社工有些项目的人力成本高达70%左右，有时候一个项目做下来反而自己要倒贴钱。

为了避免亏损，在项目实施时，只能用实习生代替一部分正式社工。最常见的还是一个团队做一个项目的同时，兼做其他的项目。一个人要做两到三个项目，才能保证基本的工资发放。刘欣欣手上有两个项目在同时进行，倪凯志也刚接了一个没有人员经费的项目。虽然没有人员经费，但因为是服务的老社区，倪凯志还是接了。没有人员经费，倪凯志只能把项目压到年后跟这个地区的其他项目一起做。“没有人员经费，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守在那里。”而项目时间不够，效果也可能打折。

倪凯志一直坚持做公益最重要的是人。“人是最核心的，人是最重要的资本，只有以人为核心，才能找到公益问题的突破口。”

对此，成都市民政局也开始有所认识。2017年12月，成都市民政局印发《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社工薪酬应不低于当地上一年平均工资，社会工作项目经费的60%支付薪酬、培训、社会保险。这对于成都地区的公益组织和社工机构都是一个利好消息。endprint

筹款步履维艰

资金、资源的短缺也影响了公益组织和社工机构发展的专业性。

据《中国社会组织扶贫现状、类型及趋势研究报告》，当前国内一些NGO机构，同时涉足两个或多个工作领域，很多机构选取了两类以上的服务对象，一个项目在做教育，另一个项目可能做老人和儿童类。益相伴罗老师表示，“很多机构也想做专业，但有生存压力，大都处于哪里有资源，就去哪里申请，有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辛旭韬告诉本刊记者，行业、项目对从业人员和机构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基层社会组织最缺的还是企业支持和资源，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并不多。

因为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会捐赠里人员经费受限，公益机构也会进行互联网筹款的尝试。按照201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相关规定，必须依法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可以面向公众开展募捐。而公益组织进行筹款，只能选择挂靠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这是当前国内公益机构自己筹款最常用的方式，也是符合法律的唯一方式。”贺永强说。

但挂靠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会被收取一定的服务费，“3%—5%，这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已经是非常高了，超過了税率。”倪凯志说。

公益组织和社工机构虽然是非营利组织，但仍然要承担税费。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益众每年交的税费大概占到了营业额的5.7%，相较于现在国家鼓励发展的小微企业，因为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公益组织交的税费比小微工商企业还高。

即使挂靠基金会，筹款也并不容易。筹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当下公益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直接的挑战之一，在中国，企业一直是社会捐赠的主力军，全国社会捐赠的70%来自企业，个人捐赠占社会捐赠总量一般都在20%以下，这与国外的数字刚好相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授匡冀南说，就“决策过程”而言，来自机构和来自普通个人之间的善款差别是很大的。来自个人善款的出发点基本上都是出于人性本身的感动和爱心，而来自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预算，动用善款最重要的指标却是是否有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跟刚过去的“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事件一样，近几年基金会募捐丑闻频发，个人和企业对公益组织的信任下降，企业逐渐自己成立基金会，做公益项目，这些会进一步加大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压力。（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欣欣为化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