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瑶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中国致公党（以下简称“致公党”）因成立时间最早（1925年），且在海外（美国旧金山）以及与洪门有历史渊源等特点，向来为学者所关注。从纵向看，关于致公党历史的研究开始较早，民国时期便有相关著作对其早期历史进行阐述。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不被重视或因诸多限制而长期停步不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全面步入正轨。从横向看，在政党史的研究范畴中，致公党的历史研究相较于清末政团、民国初期政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还较薄弱，存在论述框架较单一、缺乏对事件的细致考察、囿于政治性而对事件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的现象。

一、关于致公党历史研究的概述

关于致公党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相关著作虽未直接描述致公党历史，但对与致公党具有历史渊源的美洲洪门致公堂做了介绍，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商务印书馆，1916）、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39）、《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记录了孙中山加入美洲洪门致公堂并试图对其进行改造的历史。《洪门革命史》（美国洛杉矶，1936）是美洲洪门致公总堂盟主黄三德的自述，叙述了致公堂从支持孙中山革命到与孙中山产生分歧，最终选择陈炯明为致公党总理的历史①参见黄三德《洪门革命史》（美国洛杉矶，1936）。。《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陈炯明叛国史》记述了孙中山、陈炯明这两位与致公堂密切相关的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②参见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民智书局，1922）；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陈炯明叛国史》（出版地不详，1922）。。这些来自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资料提到了较多的历史细节，对研究致公党具有重要价值。

1953年，《中国致公党文件汇辑》（第一辑）出版。书中内容包括1947年“致公党三大”后发表的文件，与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陈其尤发表的文件③参见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文件汇辑》（第一辑）（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1953）。。这些文件侧重记录了致公党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的历史，政治意义较强。自该辑出版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地区基本没有关于致公党的资料汇编或学术专著问世。1950年，张执一从革命史的角度提及了致公党④参见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读书生活出版社，1950）。。值得注意的是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民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社会团体，历来受到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重视。1963年，黄珍吾描述了华人华侨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的贡献，其中提到了孙中山争取洪门致公堂推进革命的历史⑤参见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某出版机构，1963）。。同时，李东海研究了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华侨社团在加拿大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与国民党市委关系等⑥参见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陆地区外对致公党早期历史，特别是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历史研究弥补了大陆地区相关研究的不足。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念规范化。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多党合作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使民主党派历史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国内学界对民主党派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涌现出一批关于民主革命时期致公党历史的专史类研究著作。周淑真对民主革命时期致公党的历史进行了梳理⑦参见周淑真等《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其研究主题与1981年陈民所著《中国致公党》对致公党文献进行整理时的主题相一致，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洪门致公堂”，即洪门致公堂的缘起、洪门致公堂接受孙中山的改造并支持辛亥革命的历史；“中国致公党的正式成立及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即致公党正式成立，美洲洪门致公堂支援祖国抗战及尝试重组洪门政党的历史；“中国致公党总部的重建及其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即“致公党三大”及其后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以上述三个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奠定了致公党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彭湘福基本上延续了周淑真的研究思路，将司徒美堂重组洪门政党的失败与陈其尤恢复致公党纳入一章讨论，突出了致公党恢复组织、独立组党的尝试⑧参见薛启亮（丛书主编），彭湘福（卷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致公党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史通史、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的著作中，对致公党历史的研究基本都遵循了上述思路。除了上述著作外，致公党也对自身历史进行了解读。吴豪德在论述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就对致公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以其历届代表大会和主要人物简介为线索，梳理了致公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⑨参见吴豪德《前进中的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出版社，1998）。。

1997年，《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是致公党试图建构自身历史、统一全党共识的党史教材（征求意见稿）。该书以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界，将致公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两章。第一章叙述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第二章叙述致公党的恢复及其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①详见《中国致公党简史》编写组《中国政公党简史》（初稿）（中国致公出版社，1997）。。陆榕树、王宋大、吴明熹在2003年主编的《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2）》和《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在201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基本上延续了《中国政公党简史（初稿）》中的思路和观点，并添加了部分史实为补充②详见陆榕树、王宋大、吴明熹《中国致公党简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2015年《中国致公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评析》是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对致公党内存有争议的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进行评论和分析的文章汇编，对了解致公党自身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极大帮助。陈昌福的《中国致公党史论稿》《致公往事（1904—1949）》等著作对官方历史叙事中一些浅尝辄止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③详见陈昌福《中国致公党史论稿》（语丝出版社，2007）；陈昌福《致公往事（1904—1949）》（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2017）。。其中，《致公往事（1904—1949）》是在《中国致公党史论稿》基础上的更深化、更系统研究，其时间界限起于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同于贯通全程的通史式梳理，《致公往事（1904—1949）》进行了专题叙述和研究，既从纵向勾勒了新中国建立前致公党的历史脉络及其历程，又从横向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致公往事（1904—1949）》从学术探讨的角度对《中国致公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评析》中的有些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王起鹍以其在海外洪门团体中收集的大量资料为研究基础，介绍了海外洪门的发展、洪门文化、海外洪门与致公党的历史渊源关系等④详见王起鹍《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党史研究编委会，2017）。。该书系统整理了 32篇致公党早期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等档案照片是以往研究致公党历史尚未使用的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此外，学者们从会党史、华侨华人史等角度对致公党历史进行了探讨。秦宝琦研究了海外洪门在华人中的功能、作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在辛亥革命、民国期间的活动，以及抗战后洪门各支力量的走向⑤详见秦宝琦《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邵雍聚焦致公堂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探索了中国共产党与致公堂的关系⑥详见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邝治中、于仁秋等⑦详见邝治中著、杨万译《纽约唐人街——劳工和政治（1930—19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于仁秋《救国自救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s）》（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2）。将致公堂作为华侨华人团体，与其他华侨华人社团做了比较研究，探究了致公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联合，关注到了致公堂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理念。

二、学界关于致公党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关于致公党的建立及其早期政治主张的研究

学者们对致公党的关注始于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即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利用会党、海外洪门特别是美洲洪门致公堂开展革命的研究。有的研究视角侧重关注美洲洪门致公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即美洲洪门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如张鸿奎指出：致公堂的作用不仅在于思想和行动上与同盟会一致，而且在辛亥前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中都积极尽物力和人力参加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1］；王小鸿认为以洪门致公堂为主体的海外华侨为辛亥革命胜利提供了阶级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2］；秦宝琦除介绍致公堂的筹饷情况外，还历数了洪门志士回国参加反清武装起义的具体情形①详见秦宝琦《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

有的研究视角侧重关注孙中山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改造。如章志诚对孙中山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关系中的细节问题进行了考证②详见章志诚《关于孙中山与美洲洪门的几个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李汉秋梳理了孙中山加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使致公堂走上支持革命道路的历史③详见李汉秋《孙中山与洪门致公堂》（岭南文史，1991年第1期）。；任贵祥具体分析了孙中山在与东南亚和美洲洪门致公堂联络时办法及利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④详见任贵祥《民前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邱格屏归纳出孙中山及革命派对海外洪门进行动员的三个阶段及其不同手段，包括通过回顾洪门历史激发革命热情和通过利益许诺调动海外洪门捐款积极性［3］。

有的学者将洪门致公堂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贡献与孙中山对洪门致公堂的改造结合起来研究，如陈立波、李海峰研究了孙中山对致公堂的改造及致公堂对孙中山的支持⑤详见陈立波、李海峰《致公堂与辛亥革命》（春秋，2011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与致公堂的互动关系引起了学界注意。邵雍认为：兴中会与致公堂的合作对双方均有益处，孙中山及其兴中会从保皇党手中夺回了舆论阵地，纠正了致公堂保皇的政治倾向，初步整顿了致公堂的组织，打开了在美国进行革命工作的局面，致公堂也由此加强了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4］。除此之外，邵雍认为美洲致公堂与孙中山合作中产生罅隙，致公堂方面思想保守、同盟会成员年轻气盛，加之孙中山忙于处理国内事务，最终导致美洲致公堂与国民党势成水火［5］。郭绪印注意到作为共和知识分子的孙中山在与致公堂联合的同时，其政治风格也受到洪门组织状况、活动方式的影响［6］。

对辛亥革命成功后即民国初年洪门致公堂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关注孙中山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由联合到矛盾渐生的转变。陈剑安认为民国期间孙中山与致公堂关系产生逆转的原因，在于孙中山是向上发展的资产阶级代表，致公堂是行将没落的旧式秘密结社会党［7］。他用阶级分析法具体分析了孙中山与广东帮会三杰郑士良、尤列、黄三德在阶级出身、政治观点方面的不同［8］。陈昌福从会党、政党对合作的不同立场与态度分析了双方决裂的原因。他认为，孙中山与致公堂合作的主观动机是筹饷，基本态度是利用，其次才是改造，而会党组织独立不羁的山头主义决定了其对革命党的基本态度是合作而不是融合与归附［9］。也有研究将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分裂归因于孙中山的“忘恩负义”，这种说法主要依据黄三德对此事的回忆。

孙中山与致公堂关系的转变与致公党的建立及其领导人选的确定密切相关。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孙中山、陈炯明、黄三德三位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展开了充分探讨。陈昌福认为：孙中山与黄三德决裂的原因在于双方未就致公堂在国内立案的问题达成一致，而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的原因在于双方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孙中山决议北伐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致公堂基于陈炯明“漳州新政”“粤人治粤”给华侨华人留下的良好印象，以及华侨华人商人对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不理解，使致公党最终选择陈炯明任其总理［10］。李吉奎从“弃孙”“选陈”两个角度阐释了致公党选择陈炯明为总理的原因。他认为洪门改党所需要的政党领袖，既要深孚众望、不是洪门大佬，又要敢和孙中山持异议并具有影响力，而陈炯明作为“粤人治粵”的典范，及其禁赌禁烟、重视教育等各项举措为华侨所欣赏，“商团事件”最终促成了致公堂与陈炯明的结合［11］。

总的说来，学界目前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致公堂的联合，以及民国初年致公堂与孙中山因洪门立案一事渐生罅隙、最终选择陈炯明为致公党总理的历史已经研究得较为充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孙中山对致公堂的改造这一视角，对政党理念在致公堂的传入，致公堂接受政党理念并试图将之运用于实践的研究较少。由于陈炯明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评价中均较负面，致公党的官方历史著作对有关陈炯明的历史也有所回避，对陈炯明任致公党总理时期的思想和活动研究，即致公党早期政治主张的研究较薄弱，笔者认为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

（二）关于“致公党二大”以及堂、党关系的研究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常把“致公党二大”与“致公党一大”联系起来，作为致公党建立的历史。《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认为“致公党一大”后，致公党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格局［12］。“致公党二大”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此后，党、堂逐渐分离，致公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了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因此，“致公党二大”被定位为力图改变“党堂不分”格局，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大会。《中国致公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评析》也肯定了这一观点，认为“致公党二大”使致公党在组织上脱离了会党影响，具有了现代政党的雏形［23］9。《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与《中国致公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战略方针评析》侧重结论性分析，肯定了“致公党二大”在致公党建党史上的重要作用，但对“致公党二大”召开的具体过程和在组党、存堂方面的分歧与妥协鲜有提及。这使对“致公党二大”后的历史研究缺乏应有根基，对许多问题背景的交代语焉不详。随着王起鹍搜集到了涉及“致公党二大”历史的档案资料，致公党内专家不断向前推进有关“致公党二大”的历史研究。陈昌福研究的“致公党二大”并不是狭义上只有组党一方举办的组党大会，而是包括组党、存堂两方先期举行具有预备会议性质的“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以及双方分别单独召开的“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和“致公党二大”。陈昌福系统研究了“致公党二大”的阶段性过程，叙述了五洲致公团体在恳亲大会上未能就“一致组党”达成协议，最终决定“组党存堂”，听任党堂自由结合的历史。陈昌福认为，党、堂自由结合避免了党、堂双方的分裂，致公党得以确立主义、政纲、领袖、组织，建构了致公党作为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使致公党实现了由会党向政党的成功转型［13］。同时，陈昌福归纳了“致公党二大”后的堂、党关系，认为“组党存堂”划分了党堂在组织上的界限，形成了党内有堂、堂外有党、党在堂上的复合格局。陈昌福的研究弥补了以往对“致公党二大”研究的不足，不再只是结论性的叙述，而是系统梳理了“致公党二大”前的准备会议以及会议中组党、存堂双方的意见分歧和最终的折中方案。这对理解致公党、致公堂的二元关系格局十分重要。

但是，笔者认为陈昌福对“致公党二大”的研究仍有一些可以深化、拓展的地方。“致公党二大”是涉及党、堂两方面关系的大会，陈昌福的研究着眼于主张组党的致公党一方。笔者在查阅档案时，注意到主张存堂的一方也组织召开了与“致公党二大”性质相近的“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该会议决议成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为日后组织政党的总机关，并确立了自身的宗旨、章程、组织形式及人员安排等政党的基本要素。司徒美堂任“中国致公堂总干部”的总监督，并且在1939年把所属的洪门堂口整合并命名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这一组织联系了大量华侨，在抗战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受到国共两党重视。在陈昌福研究的基础上，应继续探究为何主张存堂的一方不支持陈炯明组织的致公党，而要先成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这个筹备机关，再继续谋划组织政党。组党、存堂双方的分歧是什么，他们的政治主张有何异同，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致公党历史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洲洪门致公堂对国内抗战的支持，包括组织筹饷机构捐款捐物、敦促国共合作、维护华侨权益、与侨居国居民共同抵御侵略。陈昌福对抗战时期致公党的研究便围绕以上几项核心内容，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为线索，梳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福建事变、七·七事变、皖南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致公党的实际行动与政治主张①详见陈昌福《抗日战争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班布日将致公党作为国共之外的党派之一，并对致公党的抗战活动进行了研究，但其所用史料和研究思路与陈昌福基本一致②班布日《国共之外党派抗战纪略》（文史精华，2007年第7期）。。吴云峰关注到香港等地的“洪门”帮会头目与境内的帮会势力一同开辟交通线的史实，对既有研究做了史实上的补充，对研究香港致公党的抗日活动提供了线索③吴云峰《论海外“洪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潮龙起关注到，在抗日的洪门团体中也有汉奸组织存在。对此，笔者认为在既有致公党对抗战的贡献研究的基础上，应注意在港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分别以香港和美洲为中心进行的抗战活动，尤其是对其在香港方面的抗战活动的研究仍有较大深化拓展空间。

陈昌福注意到抗日战争对致公党自身建设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抗日战争锻造了致公党，致公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铸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特征，为致公党在1947年实现转折奠定了基础。陈昌福的依据如下：首先，在抗日战争中，致公党人关心祖国命运、侨居国利益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开始以政党的气魄和判断把握自身的行动；其次，致公党领导人围绕国家前途命运就抗日民主运动的态势、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维护华侨权益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侨党”特点；再次，抗日战争中，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开始踏上了新民主主义的征途［1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也认为“抗日战争是致公党踏上新民主主义的开始”这一观点可能夸大了实际。近年来，陈昌福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考量。抗战中，司徒美堂的美洲致公堂与国民党关系良好，司徒美堂也因对国内抗战的贡献而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和优待。之后随着抗战的胜利，双方因致公堂在国内成立政党的问题才渐生罅隙，致公堂逐渐找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利益，这使致公堂与国、共两党之间既有分化又有联合。此外，致公堂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时间仍有待考证。潮龙起利用美洲致公堂机关报《大汉公报》及大量一手资料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国堂会的侨务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潮龙起的研究给予我们几点启示。其一是研究资料上的启示。潮龙起大量运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少数族裔研究系图书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上述资料尚未大量运用到现有致公党历史的研究中。其二是研究视角上的启示。潮龙起以国民党的侨务工作为切入点，归纳出国民党调动华侨堂会支援抗战的具体策略，包括派遣政要到美国华侨华人社会修复其与美国堂会的关系，向堂会人士宣讲抗战，以及邀请堂会领袖回国参政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身份，最终使堂会抛弃了过去对国民政府的成见，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华人社会支援抗战。

总的说来，现有关于抗战时期致公党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洲洪门致公堂对国内抗战的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较充分，但对香港致公党在抗战时期活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笔者认为这种研究不均衡是由于对致公党内不同政治势力各自的政治倾向、政治活动缺乏关注。后续研究应关注陈炯明逝世后致公党内各主要势力的发展情况及政治倾向，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具体活动，以期能较全面的展现致公党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另外，抗战时期是美洲洪门致公堂势力增加，开始以政党身份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展开互动的历史时期。美洲洪门致公堂在引领海外华侨华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

（四）关于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关系的研究

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是致公党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多将致公党历史研究置于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下，兼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一党专制政策，进而梳理了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走向合作的原因、经过及意义。

对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多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公开表示愿与致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点，以“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与司徒美堂的函电往来、1941年周恩来与司徒美堂的联络等为主要内容，继而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帮助致公党恢复组织并最终获得致公党响应“五一口号”、支持“新政协”召开的历史。具体而言，《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等均遵循上述线索进行论述。在此理论框架下，学者们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曾瑞炎、任贵祥将致公党作为华侨的一部分，详细论述了毛泽东与司徒美堂函电往来的具体经过，以此研究了毛泽东对致公党的态度及政策①参见曾瑞炎《毛泽东与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任贵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华侨来往电函解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与此类似，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研究论及了周恩来等人与在重庆的司徒美堂进行联络的历史②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上述研究对于研究者理解中共高层对致公党的态度十分重要。另外，学者们研究了中共党员黄鼎臣接近陈其尤并帮助其恢复致公党组织、召开“致公党三大”的历史③陈昌福《陈其尤、黄鼎臣与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及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这一视角也是对黄鼎臣、陈其尤个人的历史研究重点论述的内容④参见周淑真《黄鼎臣传——奋斗不息的革命老人》收录在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1）；王培智、徐放《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可以说，对 1947年“致公党三大”前的历史研究重在论述中共对致公党的争取与联络，而对1947年之后的研究重在论述陈其尤、司徒美堂等人对中共的回应，包括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等⑤陈昌福《肝胆相照 真诚合作——中国致公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政协，2009年第10期）。，而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事件当事人所发表的声明等。

对致公党与国民党关系的研究，多以孙中山改组致公堂并使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为起点，关注“福建事变”后美洲洪门致公堂对反蒋政权的支持，并将司徒美堂重组致公党的尝试和失败作为致公党与国民党产生交集的事件进行重点研究。陈昌福研究了司徒美堂在国内组织洪门民治党失败的原因⑥陈昌福《司徒美堂与中国洪门民治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任贵祥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视角，探讨了致公党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间的表现⑦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既有框架。邝治中、于仁秋将致公堂置于纽约华侨华人社会的不同团体中，基于致公堂与其他华侨华人社团的不同特点，分析了致公堂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

总体而言，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帮助，但也有一些弱点和不足。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与致公党的联络，主要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年谱资料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料为依据来勾勒大致线索，缺乏更多的历史细节。其次是对美洲洪门致公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关系的论述较为简单，多结论性分析，缺少对政治态度转换过程及动因的分析。

（五）关于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关系的研究

对司徒美堂的研究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厘清，特别是司徒美堂的历史定位问题，即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问题。有的观点将司徒美堂定位为爱国华侨领袖，并未提及他与致公党的关系。其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对司徒美堂作出的评价。如，何香凝［15］、陈其瑗［16］、连贯［17］都称他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廖承志在称其为“爱国华侨”的基础上，又重点评述和褒奖了他支援抗战和支持祖国解放、建立新中国等行动［18］；黄鼎臣称他为“致公党著名的元老之一”［19］。对司徒美堂的评价，有的则侧重评价他在美洲洪门而非致公党中的重要地位，依据主要是司徒美堂在《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1948年10月18日）中以“洪门领袖地位”，呼吁洪门兄弟声援协助致公党，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20］。司徒美堂的秘书司徒丙鹤也称其为“美洲致公党元老”“洪门元老”［21］。也有观点认为司徒美堂是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这种说法可能源自伍觉天“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22］。《中国致公党成立 60周年纪念册》、《中国致公党八十年（1925—2005）》在介绍司徒美堂时将其定义为“中国致公党元老之一”①详见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致公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册》（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1985），《中国致公党八十年》编撰组《中国致公党八十年（1925—2005）》（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在此基础上，在2008年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活动中，司徒美堂被定义为“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些说法意在强调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突出司徒美堂作为创始人之一的贡献。致公党内研究专家撰文对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关系问题展开了探讨。王宋大、邱国义延续伍觉天的观点，认为司徒美堂是“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对致公党的建立、发展和改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3］。其依据包括：第一，司徒美堂在致公堂下组织了安良堂，先后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敦、迈阿密等数十个城市设立了分堂和支堂，成为致公堂中的实力派，后又被选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晚年提及“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我还是安良堂的创建者和领导者”［23］；第二，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二大”，支持致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发展，他在1948年10月18日发表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中说“陈其尤同志等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在香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23］；第三，1945年司徒美堂回美国后组建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是以重建致公党为目的，并继承发展了致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24］；第四，司徒美堂代表致公党参加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关心和帮助致公党工作［23］。

在阐释致公党与致公堂组织上同时并存、彼此分立关系的基础上，陈昌福也指出了司徒美堂与致公党之间“既合、亦分”的关系［24］。在此基础上，陈昌福对司徒美堂与致公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估：对司徒美堂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一说，陈昌福认为司徒美堂创建的安良堂是致公堂的分支之一，致公堂与致公党有历史渊源，但不可将二者等同，司徒美堂自己也从未说过他是致公党的创始人。同时，陈昌福认为司徒美堂没有参加致公党建党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致公堂建党的活动在海外主要是黄三德等人在联络，在国内则是由陈炯明制定立党宗旨和政党纲领，至今没有看到关于司徒美堂参与筹备建党的史料。对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二大’，支持致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发展”一说，陈昌福认为司徒美堂参加的是“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和“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主张的保存致公堂与陈炯明组建致公党是存在分歧的。对司徒美堂“重建致公党”一说，陈昌福认为司徒美堂在上海遭遇了组党受骗，新成立的政党受国民党操纵，其立党宗旨偏离了司徒美堂的初衷。司徒美堂并未参加致公党组织召开的“致公党三大”，而是在致公党的体制之外，以“洪门领袖”地位对陈其尤继续组织的致公党表示支持。对司徒美堂“代表致公党参加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关心和帮助致公党工作”一说，陈昌福认为司徒美堂是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新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对致公党四届二大欲选举司徒美堂为主席团成员，司徒美堂表示“很愿意以朋友身份，从旁协助”［25］。陈昌福援引黄鼎臣的话解释了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司徒美堂先生领导的美洲洪门致公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因此，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中国致公党的著名元老之一。”据此，笔者较认同“元老之一”的观点。但司徒美堂在致公党历史中的地位被不断提升，“创始人之一”的定位比“元老之一”更强调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组织间的关系。这种定位得到致公党和中共统战部门的肯定。笔者在查阅档案时，注意到陈其尤等人在恢复致公党组织后曾准备争取司徒美堂加入致公党并拟选司徒美堂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但这一计划最终搁浅。因此，没有具体资料证明司徒美堂曾加入致公党。但是致公党为何重视与司徒美堂建构一种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三、结 论

（一）深挖档案资料，充实研究史料

由于致公党成立于美国旧金山，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活跃于香港和海外，相关研究档案资料分布较分散，学者们获取一手资料有较大难度。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做致公党工作时比较重视秘密性，致使目前有迹可查的档案资料较少。对中共帮助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历史，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中记录了这一事实，但并未做详细展开。伴随交通和网络的发展，发掘致公党历史档案资料，特别是对海外致公党组织所藏档案资料的应用，将使致公党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致公党中央档案室现存有1947年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后召开的11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完整的会议记录，以及这一时期中国致公党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与美洲致公堂联络的往来函电，以及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新政协的记录。这些档案是研究“致公党三大”至新中国成立期间，致公党处理政党内部各项事务以及筹划响应“五一口号”、参与“新政协”的基础。现存于台湾地区有关档案馆的资料也从国民党视角为致公党历史研究提供了参考。对致公党历史相关档案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有利于填补对致公党历史研究的薄弱之处，推动致公党历史研究的发展。

（二）以致公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为核心，关注致公党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将致公党的历史研究置于政党史的研究范畴中作比较，现有研究还较薄弱。这种薄弱主要体现在以往关于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多将致公党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和路径下，多关注致公党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贡献，以及致公党接受中共领导和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但对民主革命时期致公党去会党化、进行自身建设的历史，即致公党由会党转变为政党，逐渐接受中共领导的历史过程中的复杂背景和具体活动仍有待深入研究。从民主党派史角度考量，致公党不同于其他民主党派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特点，最初主要由上层的旧式官僚和下层的小部分无产者构成，其会党背景极具独特性［26］。另外，致公党成立于海外、活动于海外的历史极具研究价值。今后，应以致公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为核心问题，关注致公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应加强对致公党历史中存在争议问题和人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