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卢升弟

2017年9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正殿，《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开幕。开展当日，为了一睹北宋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真容，很多人早早就来到故宫，在展厅外排起了一条条长龙。据记者报道，由于游客众多，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实行限流措施，现场竟出现了排队4小时参观5分钟的情况。展厅之内，观众们为了看得更加清晰，都尽量贴近展柜。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在《陌生的经验》一书中，谈到他数年前在观看《千里江山图》时的情形：“我就脑袋贴在玻璃上，像个傻子，呆呆地看。”并且还发出这样的惊叹：“怎么可以这样子好法，怎么可以？”对于《千里江山图》，显然他已是如痴如醉了。

王希孟原不过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的一位并不知名的“生员”(学生)，他的一幅画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宋代国家画院与整个宋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又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公元935年，后蜀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当孟昶、李煜们还在自家的后宫之中享受着笙歌宴舞、诗酒书画的写意人生之际，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一袭黄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痴迷绘画的宋代帝王

北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史籍中未见他作画的记载，但他对画家却是青睐有加。在灭蜀之后，他马上就将后蜀宫廷画院的画家们诏至东京汴梁，并给予很好的待遇。如著名画家黄居就被授予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寺丞、上柱国，并赐紫金鱼袋，官及二品。

第二任皇帝太宗赵匡义则是“富艺多才”，酷爱书画，甚至动用国家权力“诏天下郡县收访前哲墨迹图画”，设置“密阁”，专门收藏书画。他还利用他的一个亲戚孙四皓做“星探”，在社会上发现并网罗绘画人才进入翰林图画院，为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仁宗皇帝也是一名“业余画家”，史籍说他“遇兴援毫，超逾庶品”。他特别喜爱画菩萨像，曾下令将他画的龙树菩萨雕版铸模，大量印制。

神宗皇帝则喜爱山水画，尤其是大画家李成的作品，是一个超级李粉。画院画家郭熙学习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别器重郭熙，以至于皇宫之中“一殿专背熙作”。

南宋高宗赵构也颇具才华，《画继补遗》中说他“天纵多能，书法复出唐宋帝王之上。而于万机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说虽然过于夸张，但赵构热爱书画却是事实。正是由于他的热爱，北宋灭亡之后，在国势柔弱不堪的情况下，他依然积极恢复画院，召集流散的画家。他还经常亲临画院视察指导工作，并为画家们的作品题跋，保持着与画院画家的亲密接触。

由于帝王们的示范效应，一时之间，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众吏，挥毫作画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而对于一般平民画家来说，倘若能更进一步，成为翰林图画院的一员，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荣耀了。

画家地位高，工作忙

徽宗时期，由于赵佶对书画情有独钟，还特别“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上朝。佩鱼就是一种鱼形的袋子，本是一种装饰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宋代时一般赐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够级别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内侍等均不配发。画院的画家们能够享受如此待遇，十分难得。此外，赵佶还打破了宋初以来朝廷技艺人员不得为官的传统(个别情况除外)，任命了不少画家出任正式官员。

南宋高宗时期，画院画家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出任官员的画家数量更多，级别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副部级(工部侍郎)。更为特别的是，很多画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别赐予的“金带”，所谓“金带”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既然朝廷为画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他们的工作自然就不会那么轻松惬意。

画院的工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为帝王、后妃、皇室成员画肖像，这是画家们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二、美化、装饰皇宫以及宫观壁画。三、画家们还要为皇帝代笔，作画赏赐那些有功的大臣。尤其是徽宗时期，每天都有一位待诏级画家在宫中轮流值班，以备皇帝的随时召唤。四、“翰林图画院”还要发挥绘画的教化作用，为朝廷做政治宣传工作。五、作为朝廷的使者，画家还时常被派往他国，为“夷王”画像，促进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

除上面五项工作外，画院画家还负有一项我们想象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绘画为工具，充当朝廷的间谍，收集他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例如，开宝年间，赵匡胤准备讨伐南唐，派画院人物画家王霭潜入南唐境内，暗中画下南唐重臣韩熙载、宋齐丘、林仁肇等人的画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将林仁肇的画像悬挂于屋内，并有意让使者看到。使者回国之后立马向李煜汇报了此事，糊涂的李煜果然中计，误以为林仁肇已经叛国投敌，竟然用毒酒处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将。王霭立下此功，得到了赵匡胤的奖励，由画院祗候升为待诏。又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记载：宣和初年，宋徽宗产生了征伐辽国的想法，便派遣画学正陈尧臣出使辽国，打探辽人的动态。一路之上，陈尧臣带着两位画学生写写画画，将沿途经过的道路、河流、山脉等统统绘制成图。回宋后，不仅带回了辽王天祚帝的画像，还献上了辽国的山川形势图。徽宗见后大喜，陈尧臣因此而名利双收，不仅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官升“右司谏”。

用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画家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书画的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赵佶亲自当老师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

得益于皇室得天独厚的条件，赵佶接触到的历代顶级书画数不胜数，得到的教授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赋极佳，在青年时期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指引画院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要客观自然，不能主观随意。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些绘画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画家，展现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风范。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

时间是一具淘金的筛子，它把泥沙漏过，留下真正的金子。杰出的艺术品也是如此，即使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筛选，也仍然会熠熠闪光。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有一幅《写生珍禽图》的工笔花鸟画，被人以2530万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七年以后，这幅画作又以5510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这一拍卖纪录。这幅《写生珍禽图》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赵佶。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翻阅着陈旧泛黄的史料，回望两宋画院的发展历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绚烂与辉煌。

中国古代画院从五代时期的滥觞，到两宋时代的繁荣兴盛，既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也有上层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良好的创作环境，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画家们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绘画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极为华丽的一章。

黄居、黄惟亮、燕文贵、高克明、李宗成、高文进、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韩若拙、苏汉臣、李唐、萧照、刘松年、马远、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的画家，而他们留下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秋庭戏婴图》《四时花雀图》《子猷访戴图》《货郎图》《七夕夜市图》《风雨归舟图》……更是万世留芳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