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君［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一、文如其人

虽然苏轼“文如其人”的明确提出比孟子的“知人论世”要晚许多，但很显然，肯定文章与作者的联系是“知人论世”的前提。正是由于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大为流行，所以世人在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时往往要去了解作者的相关情况，而了解作者自身的状况又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这就使得“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成了逻辑链上紧密相扣的两环。由于“文如其人”是“知人论世”的逻辑前提，所以要分析二者的局限需要先从“文如其人”入手。

（一）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分析

1.人格与身份的多重性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提出了精神的三大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格。但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并不是和谐统一的，本我和超我甚至是永久对立的。也就是说，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消彼长交替出现。所以一个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传世的作品，往往更多反映的是他超我的部分，而这只能反映作者的某一层面或者某些层面的人格，并不能完全还原一个完整的人。比如李世民，作为一个帝王，他反对柔靡的宫体诗，主张文学要有助于政教，他自己也有很多意境雄浑、体现帝王之气的诗，如“秦川雄帝宅 ， 函谷壮皇居”“胡尘清玉塞， 羌笛韵金征”，这体现的是他超我的一面。而在私下，在本我层面上，他也会有按快乐原则行事的情况。他爱看绮丽柔靡的宫体诗，也会写一些近似宫体诗的诗词，如“乔柯啭娇鸟，低枝映美人”“还将眉里翠，来就镜中舒”。帝王的雄浑和绮丽的宫体是李世民文学作品的两大方向，看似多面，然而读者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还原一个完整的李世民吗？显然不能。作为自我的他，那些在权力争斗中的阴谋，那些手足相残时的狠辣，还有一些不为人道的隐秘情思很显然是不能写进诗词中的。这毫无疑问也是李世民，但我们却永远无法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这样的他。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往往兼具官员身份和文人身份，特别是在宋代，很多士大夫还具有三重身份：官员、文人和学者。这就导致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只是他们的其中一面而已。“铁马冰河入梦来”是陆游，“我与狸奴不出门”也是陆游；“文以明道”是韩愈，“以文为戏”也是韩愈。所以“文如其人”只是反映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的人，而那些没有表现出来的层面，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我们无法看到而已。所以“文如其人”也会存在不完整、不全面的情况。

2.性格的复杂性

一个人的性格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甚至还可能是相反的。一个人可能既享受独处又喜欢热闹，所以读者看到的作品很可能只反映了作者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性格。例如，在我们的印象中，苏轼有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悠然，有着“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也有着“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迈……苏东坡可以算得上文学史上人物形象非常丰富、立体的典型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发现，他的某些性格特点并未出现在他的诗词中。例如宋人孔平仲《谈苑》记载：“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可见苏轼也有惊慌失措、恐惧失仪的时候。而“文如其人”在涉及有复杂性格的作者时也会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局限性。此外，一个人的性情又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白居易的诗早已在诗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同时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数不胜数。古有南渡前后风格迥然的李清照、朱敦儒；有早年和中年性情大变的张岱；有青年时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却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很显然，一个已完成的文学作品代表的是过去的他或那一段时间的他，虽然可能会表现出某种趋势，但由于世事难料，所以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未来发展的某种必然可能。所以用“文如其人”来分析文学作品和文人，还是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是在判断尚且在世的作者和其作品时，其局限性会更加明显。

3.表达的不完全性

此外，在心理学上把人的行为分为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作者的情感情绪文思属于内隐行为，而当作者把这种文思和情感写成文学作品时就变成了外显行为。在这种由内隐向外显转化的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势必会有所损耗。而越是高深的思想、越是复杂的情感，在由内隐变为外显时的折损率就会越高，于是就造成了言不尽意的情况。正所谓语言是有边界的，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如果可以言说就不是真正的道了。无独有偶，坚持这一思想的还有大乘佛教，即禅宗。禅宗也是强调不立言句，只辨性情，不设断惑证理之阶位，只为顿修顿悟。同样，作者创作完成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胸中之竹”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而我们根据已经产生差异的作品去推断作者肯定也无法还原最本真的作者。这也是“文如其人”存在局限的一个原因。

（二）从文学作品分析

1.文学的工具性

由于文学作品是对生活本身进行艺术加工后的产物，而在这种再创造的过程中很可能就会产生与事实相悖的虚构的情况。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载体它既可以源于现实、对生活和思想进行真实的反映，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粉饰过失、伪装形象。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就曾说道：“以文观人，自古所难……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李绅被后世熟知，大多是因为他的《悯农》诗。如果单看这几首《悯农》，读者一定会认为李绅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事实上，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担惊受怕，很多人甚至外出逃难。此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曾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看到隋炀帝的文章后说的一段话：“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博奥，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由此可见，文品和人品未必统一。

2.文学动机的不单纯性

文学作品的形成是复杂的，并不只取决于人，当其他因素占上风时就会影响判断。有时文人属文，因受时局、地位和形式所迫而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未必是单纯的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比如赵崇祚作《花间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蜀主孟昶传达醉心乐舞、忠心为臣之意。所以其中绮丽浓艳的成分很可能是在作者生活现实的基础上被人为放大后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赵崇祚本人。像这一类极端情况下写出的文章，也不能列在“文如其人”的批评范畴中。

3.文学作品流传的不完整性

文学史实际上是和文本相关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只是因为这些人的文本流传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这些作品去看他。但是很显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并不是完整的。一方面，历史和时间本身会对文学作品加以淘洗，流传至今的作品，往往是正面的、精华的部分，而负面的、糟粕的东西大都已被舍弃。同时，历朝的审美取向、政治政策、传媒科技的发展等等因素都会对作品的流传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战乱、火灾、文化政策和保管不当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文学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佚了，至今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或重新收集起来。这也导致我们对于作者的认知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会被刷新或推翻的。比如晏殊，其实他主要的身份是诗人，但因为他的诗全都失传了，所以我们认为他是词人。再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也使得我们对孔子的思想和孔子其人都有了新的认识。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张冠李戴，把不是这个人创作的作品误认为是这个人创作的，或者有一些人为了借助名人的名气而假托名人之名来发表作品，抑或是在整理文献时把自己的作品加进去。《汉书·艺文志》记载，托名之风，先秦时已经颇为兴盛了，比如已经证伪的《庄子外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再到后来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还有托各类名人的名气来为自己作品造势的情况，在后世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在我们今天传颂的作品中，很可能还有一些是没有被证伪的，这些没有被证伪的文学作品，如果用“文如其人”的观点加以分析，也会造成对作者人格的误判。

（三）从接受者角度分析

1.接受主体由于自身原因对作者的理解存在差异

很显然，“文如其人”是读者从接受者的层面通过阅读作品、反观作者得出的结论。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相继兴起，读者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但是读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接受的时候，由于受到时代、地域、学识、个人经历等差异的影响，也会存在误读、理解不到位甚至过度解读的情况。也就是说，读者认为的作者，未必是真实的作者。一千个读者可能会感受到一千个不同的作者，但是实际上的作者只有一个。文学作品允许存在多种解读、合理误读或符合时代的新阐释是因为文学作品具有主观性，但作者作为独立的个体，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我们可以对作者的生平、身世、经历、性格、意图加以合理的想象和推测，但是这种推测必然只有两种可能：正确或错误。如果这种推测不幸是错误的，那“文如其人”的局限性便会显露出来。

2.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对于接受者的接受存在影响

文如其人之所以被人们广泛运用，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够说明问题，也就是在概率上有其优势。但事实上，这种统计所采用的样本在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会存在“置信度”降低的情况。

首先是因人废言。在中国历史中，因人废言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比如秦桧，虽然近代屡屡有人为其平反，但是在中国历史很长的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他是实实在在的奸臣，因此，至今我们能看到的秦桧的作品简直少得可怜。但是据记载，秦桧虽是佞臣却诗文天下，颇擅笔翰，著有《北征纪实》。然而《全宋诗》等仅录有《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及残句一句而已。近代的周作人，作为散文家、评论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民俗学开拓人等等，他的作品因为其汉奸身份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被人们谈论的。很多文品人品不统一的人，他们的作品本身就得不到传播，也就不会列入统计的样本中。可见这个样本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其次是死者为大。要了解一个人生前的情况，他的祭文、碑文、墓志铭都是很重要的材料。然而中国有一种习俗叫死者为大，对于已故的人，特别是在丧期，往往是最大、最尊贵的。因此我们看到的许多祭文基本上都是对于这个人的怀念和赞颂。如果这个人恰好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证明他的生平，那就无法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这个人。仅通过这些材料来论述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很显然也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再有一个就是刻板印象，在心理学上叫作内隐人格理论。比如，提到宫体诗，我们大多会认为非常绮靡艳情，但是宫体诗中也有清流，比如著名的《春江花月夜》。再比如，明朝“三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不乏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成分。而在读者的内隐人格理论中就会认谄媚之人必为奸人，一定是没有骨气、摧眉折腰之人。然而《明史》中则记载：“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由此可见，“文如其人”的置信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的。

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最早出自孟子，在文学评论中是指在阅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时也要了解和把握作者的思想、经历和时代背景。诚然，“知人论世”本身是存在合理性的。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一定会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投射。但是，这种投射本身并没有其必然性和确定性。也就是说，这种投射只是文学作品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而已。

（一）人属性的双重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属性。我们在论世时，实际上更多的是从作者的社会属性出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者的自然属性。

首先，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每个作者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厨川白村曾认为，艺术是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懊恼。一种是人的内在欲求力，一种是客观外在的强制压力。于是当内在的欲求力战胜了对于外在压力的恐惧，就会诞生看似与外在社会不相吻合的作品。这时作品彰显的更多的是作者个人的情感和品质，而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情况。比如毛泽东，他很多非常昂扬豪迈的诗词都是写于非常危急、非常困顿的时刻。然而在他的诗词中，读者却全然感觉不到政治环境的高压和革命的危机。比如写于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读者完全无法想象那是写于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候。

其次，还有一些作者，他们自己虽然是贵族阶级，但是其文学作品却具有超越自身阶级的力量。比如托尔斯泰，他身为沙俄贵族，他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他同情奴隶，认为自己身为贵族阶级就可以不劳而获是罪恶的。他甚至在晚年用离家出走的方式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他的作品，也大都具有超越阶级和时代的价值。而这一切大都要归因于托尔斯泰自身的因素，作为一个“异类”，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社会属性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遇到这样的作家时，我们如果过分注重他的社会属性，就会影响对作品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者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受到某一个事件或某一种情绪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普遍和持续的情感中，也会有偶尔跳脱出这种整体情绪的个性的存在。比如张岱《湖心亭看雪》的开篇，大多评论家都认为，用崇祯年号是表达了作者对明朝、对故国的怀念。统观张岱的生平和他作品所表达的情感，的确存在这种可能，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张岱只是正常地记述了一件事，由于回忆的是明朝时发生的事，当时也没有现在用的公元纪年法，自然用的是明朝的年号，不可能用清朝的年号。所以如果僵化地使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就很可能会把作者的某些作品都加上统一的标签，限制了其他合理解读的可能性，产生先入为主的误区。

（二）文学创作具有随机性和持续性

知人论世还有一个局限，就是有些作品，由于作者创作的随机性较强，而无法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比如灵感就具有突发性，是瞬间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有时它甚至不来自平常的感官而是一种第六感，有时它也往往在无意识中兴起，在中国古代称其为“妙手偶得”。然而正因为这种灵感并不会明显地受到当时的时代影响，也不会呈现出某种时代特征，它甚至不来自于一种正常的感官，所以就不能够用论世的方法强行加以解释。如李贺，他不会先拟好题目再作诗，据《李长吉小传》记载，李贺曾“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此外，还有一种就是“两句三年得”。那创作背景的界定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间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会对作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而且他的创作很可能在漫长的过程中已经与最初的动机和主旨产生了偏离，而产生这种偏离很可能是逐渐的，甚至作者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所以这时如果机械地使用“论世”的方法，价值就不大了。由于时间跨度太短或太长，这其中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要么随机性过强，要么是一个即兴或经过漫长的取舍和自我否定之后的综合产物。如果一定要用“论世”来分析，也会过于牵强。

（三）史料本身的被加工性

由于时代的阻隔，我们想要了解当时的“事”和“世”，都要通过史料、文学作品等去探究。然而这些材料很显然都是二手材料，是被人加工过的材料。成王败寇，古已有之。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晓得”，所以作为非亲历者，我们了解到的“世”很可能已经不是最真实的“世”，所以用这个真实度不一的“世”来反观作者和作品，一定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最典型的就是先秦时期的历史，如《阿房宫赋》《至言》等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后来经考古证明都是不正确的。阿房宫其实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而已，那些华美壮丽的场景不过是后代文学家的想象罢了。同时，秦始皇是否如历史中记载的那样暴虐，在史学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史料的真实性高低往往也会对我们“知人论世”产生影响。这也是“知人论世”无法避免的一个局限。

诚然，“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中都彰显了其非凡的价值，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只是作品分析时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已。知人不易，论世更难。所以当拿到一个文学作品时，读者更应该先从文本出发，潜心分析感悟，不随意臆想，也不主动夸大。在独立思考之后再用“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的方法加以适当的比照，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而不应该像现在的教学和大部分人的阅读习惯那样，先把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拿出来，之后再去看文本，并且一味地将“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当作金科玉律，使得分析作品和审美体验过程本末倒置，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只有正视“文如其人”和“知人论世”的局限性，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客观、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地去欣赏和分析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