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梓洁［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乡土文学”这一称谓最早出自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作品通过对故乡的回忆，描绘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闭塞村镇生活。“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鲁迅影响下，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中一部分出身农村乡镇的青年作家靠回忆早年农村生活写作出大量批判乡村社会的残酷与落后习俗的优秀作品。“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鲁迅在创作中一直对儿童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中国儿童不幸的境遇感到担忧，并对儿童寄予厚望，认为要“救救孩子”，“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他将一度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家庭中的附属品或点缀品的儿童推向大众的视野，呼吁人们关注儿童、重视儿童，强调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青年作家群，如王鲁彦、许杰、彭家煌，蹇先艾等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或多或少也对儿童进行描写，有时虽着墨不多，却能以小见大，表现出对乡村儿童的关照与悲悯，将村镇儿童生存、成长的环境与过程活生生地披露在阳光下，发人深思。

一、纯真

自然状态下，儿童天真活泼，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与情感，喜怒哀乐都溢于言表。他们好奇而富有创造力，常提出一些令成人感到可笑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时，儿童又喜欢模仿，富有潜意识的学习心性。鲁迅认为孩子们应该是健康、活泼、顽皮的。

《赌徒吉顺》中许杰借吉顺之口说道：“啊！最纯洁的还是孩子哪！”他认为给纯洁的孩子带来不幸，“这种无上的罪恶，我恐怕只有砍了我的头，自己陈出颈血和心肝，或者还可以忏悔”，对于纯洁的孩子，怀着“同情而自责的心思”。虽然吉顺荒唐地“典子”，但纯真的孩子在睡态朦胧中，却如呓语般叫着“爸爸”，令吉顺深感后悔，“胸膈中的情调也是两样了。眼泪又不觉而然地走出眶来”。孩子的纯洁与大人的丑陋卑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许杰的《惨雾》中虽表现出落后乡村为土地互相残杀的丑态，但在这之中，他特意描绘了还涉世未深的幼童们的单纯。“祠堂前的空气，顿时变了样；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骇然的鬼脸，直瞪着两眼呆呆地站着。多理把那束短棒和猪刀枪丢在地上时，铿然的声音与灰尘同时起飞，震得金樱妹的小弟直哭了起来。”谁也不是最初就喜欢血腥暴力，喜欢受伤的。孩子们由最初的害怕到“不知受了什么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也随着加裕大伯前进”，直到最终多理的死亡，揭示了礼俗制度的乡土社会之下人的悲剧命运。

彭家煌的《怂恿》中牛七与冯姓财主斗法，骗得二娘子诈死。二娘子的死“很使原拔家的孩子们有些恐惧，因为孩子们鲜有看过‘遭人命’的”。蹇先艾《水葬》里十岁的孩子阿哥因看到骆毛被水葬“再也不敢到河边上去了”。孩子的纯真与大人的残忍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在礼俗制一代又一代无解的死循环里，作家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希望——孩子。像金樱妹的弟弟、原拔家的孩子，还未受封建荼毒，就是改变的希望。

孩子纯洁天真，没有受到外界恶意与算计的污染，比成人少了暴力、残忍与血腥。生理的不成熟伴随着心灵的萌芽与相对独立，这是儿童的弱势，却也是作为人的最大优势。

二、嬗变

鲁迅在《杂感》中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礼俗制度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个体对于如何应付人生道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的答案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这种基于经验与规约的人生路线是不容违反的。一旦有人违反既定的角色，就必定会受到严苛的惩罚，尤其是孩子。作为父母“附属品”的孩子，其本身的独立人格在父权过重的乡土社会是不被承认的。父权的维系构成了乡土社会延续与传承的纵轴。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父亲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乡土社会的不流动以及对外界的孤立与隔膜，基层传统社会的旧俗得以留存，同时维护了“礼”这种规范。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乡土社会世代传承的礼在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外表之下，隐含着残酷与野蛮。以此为蓝本对儿童进行的教育，自然不可能是成功与正确的。

《惨雾》中环溪村和玉湖庄因为争抢新形成的沙渚发生残忍血腥的械斗，玉湖庄中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都参与了战斗。大兵出战，村里剩下的小孩和女人要给他们送点心和茶水。金樱妹因为两个哥哥和爸爸都在那边，被派去送点心。“她说她不敢去送，她的母亲就骂她，说要告诉她的父亲，叫父亲打她。”儿童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只能从鲜活慢慢走向麻木。儿童拥有纯真的本性，文中“我”的妹妹“平时连听放爆竹都要掩耳朵走”，而同为孩子的金樱妹仅仅因为不敢去可怕的交战地点就惨遭毒打，令人痛心。“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这种粗暴的方式只能强行抹杀孩子们的天性，使孩子们最终变成“同一模型”。教育的目的是给人带来实际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培养奴才或暴君。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完美与特有的成熟状态。“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教育应遵循人的本性，适应人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

然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有控制个人行为的力量。在“团体”面前，任何个人都必须服从，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集体的共同利益与共性面前，个人利益与个性是绝对不允许表露出来的。为了传统与礼的延续，父母只能迫使孩子削足适履，违背生理与心理的自然发展规律，以适应一成不变、不甚合理的礼俗。无视儿童成长的规律，抹杀儿童个性，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与伤害。一切强加于孩子身上的权威、偏见、先例、需要以及社会制度与习俗都会灭杀儿童的天性。受到制度与习俗残酷束缚的孩子是难以保持天性的，这点在充满礼俗的乡土社会尤为严重。

王鲁彦《童年的悲哀》中，在周围人都不赞成“我”拉胡琴时，只有阿成哥支持、帮助“我”实现音乐梦。而后来“我”最喜欢的阿成哥也因村民的迷信以极其痛苦的方式死去，生生葬送了“我”童年所有的欢乐和对音乐的热爱。“从此我失去了阿成哥，也失去了一切”，“我呢，我从此也被幸福所摒弃了”。有时，造成孩子痛苦和悲哀的是可怕的环境，它会一点点夺取孩子们幸福的可能和权利，走向封建思想带来的无底的、无边的悲哀。

对乡村儿童而言，家庭无疑是接受教育的最直接场所与最主要来源。儿童价值观的形成与父母的行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儿童在有意无意间受到父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长期反复的强化会使儿童模仿父母，形成相同或类似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逐渐摒弃蒙昧时期纯真的天性。

三、异化

儿童本性是纯真的，可在封建礼教长年累月的浸泡下，也难免发生异化，变得麻木，甚至是面目可憎。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鲁迅认为封建教育的实质是奴化教育，是灭绝人性的教育。在父权过重的乡土社会结构之下，父母将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物，忽视了孩子拥有独立的人格。加之父母不对头的教育方法，儿童潜意识的学习使之丢失了纯真的本性，甚至变得“瘟头瘟脑”。

《故乡》中，在封建家庭环境和教育下，曾经活泼的闰土再见“我”时变得卑躬屈膝，老爷长老爷短。“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狂人日记》里狼子村的人都以为“我”疯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而我认为“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在鲁迅的小说中，儿童被封建思想荼毒而产生的可怕后果已初见端倪。蹇先艾的《水葬》中，当骆毛因“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贼”而被送去水葬时，作者描绘看热闹的人时，特别刻画了已经“异化”的孩子。“尤其是小孩子们，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拢来，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好像觉得比看四川来的‘西洋镜’还有趣的样子：拖住鞋子梯梯塔塔地跑，鞋带有时还被人家踩住了，立刻就有跌倒的危险，小朋友们尖起嗓子破口便骂。”王鲁彦的《柚子》中“我”下楼找T君，“未出大门就急急地跑进来了一个孩子”，叫着说：“看杀人去呵！看杀人去呵！”到了浏阳门外，“我”回想起三天前人们围观行刑时的情景：“他们都发着酸笑，他们的眼珠上露着两个字：疯子！”“跳着嚷着的不过是一般青年人和小孩子们罢了。”纯真可爱的外表下，这些孩子心灵已经扭曲，变得丑陋粗鄙，麻木冷漠。儿童如此，子孙的时代将会如何？民族的前途有何指望？触目惊心，却发人深省。不重视儿童，错误教育儿童，他们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自己造就的“怪物”，悔之晚矣。

保留了传统礼俗的乡土社会中，儿童是社会关系网的底层。作为父母的私有物，有的被忽视、打骂甚至变卖。但若想改变礼俗制的残酷乡土，这些将来的成人必不可少，儿童是乡土社会转变的唯一希望。乡土小说对儿童的关注是对乡土社会未来去向的关注。小说中儿童的命运恰恰预示那一片片乡土最终的结局，是土崩瓦解还是浴火重生，见微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