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雯瑛［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 710128］

鲁迅小说《药》的第四部分，开头就是这样几句情景描写：“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这是鲁迅第一次在整篇小说中提出“界限”这个词。纵观全文，其实鲁迅处处都在通过“界限”的存在与虚无、对立与融合、凸显与磨灭等一系列的描述，来阐释自己关于革命问题的思考。在《药》这篇小说里，鲁迅对革命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人物关系来反映的，主要包括了革命者与民众、革命者与家人这两组关系；其次，因为整篇小说以治疗痨病的“药”为线索展开，就多了一组关系，即华大妈与夏四奶奶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几组人物关系，看似对立平行，却贯穿着诸多跨越交织；原本界限分明，但往往趋于融合。因此，对这三组主要人物关系的剖析能较为清晰地理解鲁迅对革命“界限”问题的思考。

一、夏瑜与华小栓之间的界限

小栓的“病”与“药”，是华夏两家的一场悲剧。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年轻人，却因小栓的痨病被联系在一起。而这中间的传递，却是由刽子手康大叔串联起来的。在针对人命的问题上，康大叔似乎成了关键人物，一手执屠刀掌握着夏瑜的“死”，一手拿人血馒头把握着小栓的“生”。无论他救小栓是为了钱财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在广大看客眼中，他的身上确实肩负了杀人却又救人这一双重特性。关于这点，小说中用寥寥几笔就做出了深刻、形象的刻画：“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个血腥又带有阴森之气的场景，正是小栓和夏瑜发生联系的开始。

而老栓拿到这个人血馒头的心情是，“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在老栓一家人的认知中，只要吃了夏瑜的血做的人血馒头，小栓的病便可完全治愈，他们的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至于那个在刑场被杀死的人，无论是革命者也好，流浪汉也罢，只要他的死能换来人血馒头，他死亡的意义就实现了，其余再多的，他们根本不会去深究。由此观之，在夏瑜和华小栓之间，他们两人的界限轨迹是这样的：首先，两个本不相关的人之间因“人血馒头”的需求发生了关联，夏瑜和小栓之间原本隔绝的界限被打破，两人的生活慢慢靠近；其次，必须有一“死”，才能有一“生”，可夏瑜和小栓在发生关联的情况下，相交的永远只有死生这一个结点，之前看似已近打破的隔绝，又重新形成了一道隐形的界限。而这生死之间，“死”的是谁并不重要，他的身份是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死”的人能让另一个人“活”。而夏瑜这些革命者认为，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本身就是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为广大民众谋“活”路，并且希望他们的努力可以让民众“活”得更好。然而，现实是，革命者的这个境界，因为缺乏合适的沟通与切入，普通民众根本不会理解，他们只像康大叔和华老栓夫妇一样浅显地懂得，只有革命者夏瑜死了，小栓才可以吃了他的血做的人血馒头活下来；而最终，小说的结局是，夏瑜死了，他的血做的人血馒头也没能够救活小栓，两个人双双死去，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同死，之间的界限似乎又消失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轨迹得到了融合。

由夏瑜和华小栓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界限发展变化轨迹可以看出，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和以华小栓、华老栓及康大叔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隔膜。很显然，革命者与普通群众最直观的是在身份上存在的明显界限，其次就是精神认知上，沟通不足带来的不理解加重了身份本身形成的隔膜感，疏离加剧。这就导致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自顾自地发扬着感人至深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做出了无畏的牺牲；而普通民众对革命的麻木、不理解，以致迫切地需要革命者的血来救活自己痨病的儿子，均是在上演着一出出悲剧。

二、夏瑜与夏三爷之间的界限

在这篇小说中，革命者夏瑜有两个亲人，一是他的母亲夏四奶奶，二是他的伯父夏三爷。这两个至亲的人关于夏瑜从事革命的态度是具有某些一致性的。其母亲夏四奶奶的态度在小说前三节都没有提及，但从小说第四节中她为夏瑜上坟的一个细节中可见一斑：“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一个“羞愧的颜色”足以说明夏四奶奶对夏瑜革命者身份的态度和普通人并无两样，她虽然也痛心儿子被冤枉致死，但她同样没有意识到革命者的奋斗、流血牺牲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能还将“革命者”与“土匪”“乱臣贼子”这些人的角色等同起来，要不然也不可能有“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硬着头皮”“有些踌躇”等表现，产生这么多复杂的情绪。而夏三爷的态度是通过康大叔的口传递出来的：“夏三爷真是个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夏三爷作为夏瑜的亲伯父，本该是保护夏瑜的，但因为害怕自己被牵连，或者往更龌龊的角度讲，纯粹是为了官府的赏银，才出卖了自己的亲侄儿。而像康大叔这样的一般民众，在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语气里面露出的竟是某种羡慕、嫉妒的语气，羡慕夏三爷在告官之后有“雪白的银子”，甚至还可以“独自落腰包”。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夏三爷为什么会有“告官”这个举动，可见他是经过权衡的，而且他并不认为自己告官这个做法是错的。因为告官之后，既避免了自己被牵连“满门抄斩”的厄运，还可以得到许多白花花的银子；况且，因为夏瑜是革命者，旁人对自己不会多加指责，甚至还会羡慕他的英明决定得到的收益。既然这样的结果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 ，夏三爷为什么不去做呢？

夏瑜与夏三爷之间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精神认知层面。夏三爷作为夏瑜的伯父，他们是一家人，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本该是不存在诸多界限的。可现实中是，夏三爷根本不理解夏瑜闹革命的做法，而且害怕受牵连，告发了夏瑜；夏瑜也不会理解自己的伯父出卖自己这样的做法，还会为了伯父的愚蠢举动而嗤之以鼻。那么夏瑜和夏三爷之间，就有一道明显的界限把他们区分开了，这个界限就是对革命的认知、对革命者的理解和支持。原本不该存在的界限被树立起来，甚至连血缘至亲都可以不管不顾，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但反过来讲，虽然革命者夏瑜在狱中也坚持“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可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母亲和伯父都说服不了，都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一个“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一个“告官”。夏瑜和这两个亲人之间的隔膜是革命者疏离群众的典型表现，也是悲剧上演的根本原因。如果说，革命是为了普通大众造福，那么首先必须取得普通大众的认可与接受，才能逐步获得他们的支持，进而向成功迈进。可是，如果连自己为之奋斗的人都不理解自己，由思想认知上产生的隔膜，或者说精神界限似乎是永远无法逾越的了。这也就是革命的失败所在——脱离群众，带来的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无尽的悲哀。闹了半天的革命，只能换来官府的追缴以及民众的榨油，诸如康大叔所言：“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所以，造成夏瑜悲剧的原因是双重的，无论是夏瑜还是夏三爷这些民众，除了哀其不幸，更多的恐怕是怒其不争了。

三、华大妈与夏四奶奶之间的界限

夏四奶奶作为革命者夏瑜的母亲，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死去，这是一个母亲的本性。同样，华小栓的母亲华大妈为了不让小栓死去，不惜花重金，孤注一掷地买人血馒头这个药引来治疗小栓的痨病。相同的怜子之心，在母性上是不存在界限的。可她们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界限，就是因为小栓必须吃了夏瑜的血做的“人血馒头”，他才可能活下来。也就是说，夏瑜死，小栓“活”，那么华大妈一家肯定是期待着夏瑜被行刑的，而夏四奶奶当然不希望夏瑜死。因此，从他们的儿子夏瑜和华小栓的关系上分析，华大妈与夏四奶奶之间肯定是存在着界限的，人性的自私在她们母性的无私之上建立起了一堵厚厚的墙壁，这两个女人的愿望肯定无法同时达成，只要有一方达成，对另一方来说，都将是希望的破灭，带来永久无法磨灭的苦痛和伤痕。可是在小说的第四节，夏四奶奶和华大妈这两个存在着绝对对立界限的女人，却因为儿子的离世，在儿子们的坟墓前，两人互相安慰，互相扶持鼓励，形成了一幅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这两个人之间的界限在清明节的坟地里似乎消失了，“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而夏四奶奶相同的举动是通过华大妈的视角传递出来的：“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只因为这一个判断“那坟里的也是儿子了”，两个女人很快在丧子之痛的情绪笼罩下亲近起来，惺惺相惜，互相安慰：“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吧’。”那么，这两人之间的界限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首先从两个人的经济角度看，华大妈是茶馆的老板娘，但因为小栓的病，他们生活得也很艰辛，这从一个细节描写可见端倪：“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地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而夏四奶奶虽贵为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可孤儿寡母的她生活的也不容易，牢头说从夏瑜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就连夏四奶奶自己的装扮也不过如此：“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蓝，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地走。”由此观之，从物质及社会地位上分析，这两个女人都是底层民众，生活得也很可怜，生存状态大致相当，不存在界限。两个人也都死了儿子，虽然孩子的死因不同，但丧子之痛并无差异。那值得讨论的就是，在夏瑜“死”和小栓“生”的问题上，她们之间存在着的由冲突而引发的界限。这个界限从根本上讲是无法跨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两人在坟地里的互相安慰与陪伴看起来那么扎眼、不协调。纵然两个儿子都死去这一结果瓦解掉了她们之前的界限，可真实存在过的东西不能因为结果的趋近而轻易消失磨灭，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终究是有什么东西在膈应着。可是“无界限”却又偏偏跳了出来：“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两个坟墓的并排而立就如这两位母亲的惺惺相惜一般，带给人的感受不单纯的是讽刺，还有同情、悲悯、哀叹、惋惜等等。也就是说，华大妈与夏四奶奶之间终究是存在着界限的，但这个界限不是她们自身形成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她们的，就如儿子们的死亡一样，她们无从选择。甚至她们自身可能都不太清楚，两个人之间还存在着因儿子的“生”与“死”而引发的界限。尽管从现实角度出发，她们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与悲痛，虽然在坟地里因儿子的死形成了某种和解，但终究无法达成一种和谐。这两个妇女因儿子而形成的悲剧命运，因儿子的生存问题而产生的无法消解掉的界限，更是增加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鲁迅在谈到《药》时，曾经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是谁，却还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这段话是鲁迅关于革命问题的思考，他的论证充分说明了革命失败的双重原因，一是群众的愚昧，二是革命者的悲哀。但这“悲哀”和“愚昧”像一朵双生花一样，是互为表里的。在《药》这部小说中，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和以夏三爷、华老栓及康大叔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是两个本该一体却又独立存在的群体，如果革命不能发动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那就只能是革命者的革命，与群众无关，那么，群众的愚昧、革命者的悲哀是必然结局。正如鲁迅在小说第四节讽刺的那样：“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因此，沟通交流、打破界限是革命成功的前提，如果可以从启迪民众的心智入手，华老栓、华大妈可能就不会去购买人血馒头治疗肺病，夏三爷、康大叔可能就不会用革命者的鲜血来谋取个人私利，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两个可怜女人的命运可能就不会这么悲剧。当然，这一切可能只能从对革命之路的不断探索中来寻求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