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鬼鱼

“诗人”系列

堵车比北京严重，房价比西安昂贵，城管与小贩互殴，天坑吞吃行人，牛肉面隔年就涨，工资低到有关部门做省会城市收入排行榜时它常“被缺席”……生活在兰州，我时常感觉氤氲于头顶终年不散的那层东西，不是雾霾，而是由它的几百万子民肺部所吐出的怨气。

到兰州已十年，生活在这座城市，我一直感觉像是活在虚构里。这并不是矫情，张楚曾在为弋舟写的《完美主义者的悲凉和先锋者的慨然从容》中说：“多年前我偶然路经兰州，发现这座城市跟我想象中迥异。那是座属于火星的奇妙城市……在我潜意识里，弋舟不属于这座城市。”我也秉持此见——我并不属于兰州。我现在生活的城市，为我所虚构，或者说，我遵照我所虚构的兰州，生活于此。那么，那个虚构之外的真实的我，该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一条姓黄的河流把兰州城劈成南北两半”，这句子曾在我多篇文章出现。许是因这份“黄河劈城”的凛冽，其周围又秘密蛰伏昆仑、崆峒等武学宗派，兰州早以“中国最江湖的城市”声名在外。按说，这里该隐居着众多身怀绝技的武林高人，然而没有，藏匿河之南北的却是数不尽的诗人。

多年前，在某书中看到某人揶揄时代怪象：天上掉下十块砖，砸死十个，其中九个就是诗人。于此，我甚至有种或在戏说兰州诗人的恍惚感。此故事当然存有演义成分，但在兰州，黄河上的每一条船上酒吧都被数不尽的诗人光顾过，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拜把子，占山头，喝啤酒，打群架，吹牛皮。这是诗人的生活日常么？分明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啊。我那副虚构之外的面孔，该也是一个“诗人”罢。

耳濡目染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时不过是本质相同的两种说法。虚构与虚构之外，不都是目之所及的荒诞？哪个是真，哪个又是假呢？身边也多诗人，于是伪装起来混迹于此，久而久之，也自觉是江湖之人了。就像出道江湖必须要有让人记住的本事一样，在诗人身边潜伏这么久，于是便掩门虚构我的兰州，我所认为的兰州。于是，开了“诗人”系列，先后闭门造出了《我们在做爱时究竟在做什么》《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灿烂》《诗人》《壶口》《有一个地方你们谁都别想知道》《如梦令》《菩萨蛮》等小说，虽也收获了一点掌声，但这样重复虚构，不仅将自己陷于审美疲劳之地，是否还陷于抄袭之境呢？于是想方设法突破，但事实证明，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困兽之斗。

那段时间，我感到了莫大的无奈。整日虚度光阴，而一到夜深人静，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便是江枯河涸般的绝望。

直到搬家到师范大学对面。

“师范学院”系列

我的工作是某演艺单位的一名文字编辑，工作消闲，每天喝茶、读书、看报的生活，使我过早地进入了“岁月静好”的状态。而到周末，我通常会与几个老友相约到某个黄河码头，觥筹交错，吼民谣，侃大山。在前一种生活中，我似乎提早进入了慢腾腾的老年状态；后者，才看上去像个正常青年应当必备的时代品质。在等同于工作之余的工作日，除了喝茶、读书和看报，大部分时间其实花在了写作之外。办公室琐事颇多，今天有退休的演员来吵闹待遇不到位，明天有当红的演员来申报优秀艺术家，后天有受气的演员来状告领导不作为……耳濡目染久了，演员的酸甜苦乐便成了我生活中无法屏蔽的部分。同他们一样，我也是个在场者。而在真正的工作之余的周末，酒后的我们，十之八九都会聚集在居住于师大公寓楼的某朋友处，聊天醒酒。朋友以卧室做书斋，四壁藏书，好茶，好花，好客，登门者皆志同道合之人，有中学老师、大学教授、青年诗人、文学编辑，大部分乃师大校友。就是在这里，我掌握了有关师大的各种轶闻逸事和新闻快讯。作为一名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戏剧毕业生，我也毕业于师大，但却非此师大。因此，当大家谈论师大时，我常常又是师大的缺席者。

在《你在这世上太孤独》《深遂》《清明》《端阳》《惊蛰》《海棠春》中，我均提到了师范学院，之所以不是“师大”，是我觉得“师范学院”四个字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温度，会呈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年代感，这有点像“做旧”。《惊蛰》中，导师谭玫与费翳教授、“我”与师姐杨姿的悲剧，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既是生活日常，也充满了人性的微妙。它们在作为“生活”而存在时，不过是鸡零狗碎的闲谈资本，然而，当被打捞进“小说”中，就焕发出了习焉不察的意义和价值。

与“诗人”系列相较，“师范学院”系列似乎更具时代意义——彼时我首次阅读完《红楼梦》，被其中那鸡零狗碎的生活与习焉不察的意义所深深折服。

这些故事当然源自于虚构，我也乐意享受这种虚构的过程。就像《深遂》中主动离家出走的琴师居然要求子女接他回家，这并不是我所设计的结局，小说情节的走势偏离了既定轨道。但那条弥漫着未可知的道路，不是更有意义吗？习焉不察的“察”，一旦探寻下去，谁会知道在人性的世界里，还将遇到什么。正是这种“可能性”的走向，让我对虚构着迷。它是散发着那样迷人气质的艺术，正如我与被虚构之人一同行走在暗黑之中，有时我们携手探幽，有时我们互相杀戮，直到有一道光亮照进来，像鸡鸣鬼退那样，离开我的虚构城池。

人生造假

我的牙齿一直都不好看，用“犬牙呲互”形容，也不为过。我从小就意识到，因此遇到原本要开怀大笑的事情时，只能处于自知的抿嘴状态。一个西北汉子，就此减去几分粗狂，甚至偶尔还被指认为扭扭捏捏。母亲说，这是我幼时喜欢舔牙所致，将一口整洁的牙齿，舔歪了。我以为母亲杜撰甚至“造假”，舌头如此柔软，而牙齿那么坚硬，难道我的舌头练过太极功夫，会以柔克刚？待查过资料，一切真相都水落石出，母亲没有说谎，舔牙不仅会导致牙齿参差不齐，而且还会带来诸如语言能力、发音水平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

回想我过去二十多年的所谓人生历程，因为这口歪牙，确实在语言能力上存在过很大问题，但好在，它们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状态。当然，身体健康方面是难免的——写《龋齿》时，我一吃甜食，镶嵌在下排门牙中间的那颗歪牙，便隐隐发疼，而到《龋齿》发表时，那颗歪牙竟“恰逢其时”地脱落了如麦粒大小的一块。灯光下，它枯窘腐朽，干瘪黑瘦，如透支掉能量，提前死在使命位置上的一个青年。可是我才二十八岁啊，那一夜，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坏掉一颗牙，震荡的当然是整个人生。对于没经历过大苦大难的我们来说，凡是遇到不顺不遂，而恰又偏好文艺，扯起“人生”的大旗，似乎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大旗飘飘，而我们的人生，则轻飘飘。因此，这似乎不仅显得矫情，而且有种“造假”的嫌疑。我当然尚不会无耻到把这样的“造假”归纳为“虚构”的境地，这是两种差别概念，尽管在小说家口中，它可以无差别。但有时平心而论起来，我又想，这样的“造假”，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矫情归矫情，但至少，它足可以安慰我还活在“人生”里。

从毕业至今的工作日，我每天都穿梭于“师范学院”和“剧院”之间，在这真实无比且乏味单一的人生里，如果说每天近三十公里的往返路程让我觉得还有乐趣可言，那一定是我说服了自己到虚构的小说里对别人的人生进行“造假”。当然，《龋齿》的故事不全是“造假”，有一部分取自我所工作的剧院演员，但在如今的时代，它甚至逼真得具有普遍性。有一段时间，我似乎酷爱对我所并不厚重的人生进行“造假”，除了《龋齿》，还有一篇《孔雀》也是如此，我早就明白，它同样逼真，或许，也具有普遍性。

它们当然都属于“道德不正确”的范畴。“造假”也不道德。但对“道德不正确”进行有意识的“造假”，我想，它该用“负负得正”解释更好，还是用“双重否定为肯定”更好？

或许，这又是一个新的“人生”问题。

世界意义

如若没有黄河穿城而过，我大抵不会在兰州定居。可是，除了兰州，又有哪一座城市的酒精能抚慰我胃部深藏的雪夜旧事，又有哪一座城市的牛肉面能激活我陷入疲惫的精神味蕾？爱它，所以恨它，这种我与兰州之间的抵牾何尝不是兰州与世界之间的呢？

然而，我所爱恨交织的兰州仅仅只是作为兰州本身而存在于世界吗？假如拿去牛肉面，拿去黄河啤酒，连穿城而过的黄河也拿去，相信在世界上找到另一座与其相似的城市并非难事。那么，将世界每一座城市的特色统统拿去，我是否可以声称，我生活在兰州，同样也生活在莫斯科、布拉格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经验构筑成世界意义。现实世界里，从兰州抵达巴黎最少也要十五小时五十分钟，然而，在小说中，仅仅只需几秒；现实世界中，从2018年的兰州怎么也不会抵达1482年的巴黎圣母院，但在小说中，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

自从变成掌握虚构之术的人后，作为个体本身以及虚构个体的“我”，近乎病态地执着于以小说为表达载体与兰州以及“世界”发生各种意义关系。譬如《讹谶》和《长安》中死灵魂对过往历史的否定；《江湖》《一九九三年的离家出走》中小人物对精神之父的追考；《锦瑟》《临江仙》中囹圄者对人性幽暗的肢解；《白露》和《有一个地方你们谁都别想知道》中诗人对文艺以及孤独的阐释；《另一种死亡叙述》《丑奴儿》中受害者对荒诞悖论的驳斥。

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每个有志于在小说领域攻城略地的野心家们所谋划的事呢？很久以来，中国小说均以故事内核的精彩程度作为衡量文本优劣与否的圭臬，就连对小说的释义也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对传统的叙事话语有过颠覆和消解，但三十年以后，他们几乎群体式失声或者站入传统作家阵营。这种举义式叙事革命者的回归，是否在释放某种信号——试图在现有话语环境里使中国小说与世界意义接轨？所以，哪一古老圭臬才是当下小说家所信奉和坚持的？倘若将中国作为世界文学中心，是否所有小说都应以笔记小说的审美为创作依据？答案，我并不完全知晓。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莫言早期既被归为“寻根派”又被归为“先锋派”，而其后来的创作中，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痕迹尤为明显，若不以严格的学院派学术标准来划分，前者或可视为放大的个体经验，后者也能视为局限的世界意义。

而我现在，正是这么一个努力与虚构中的兰州产生世界意义关系的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