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高智

我与降大任先生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因我的老师张颔先生而认识的。其后交往，在情谊上不断加深。今天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使人非常怀念与惋惜。降先生的逝去对山西文化是一个重大损失。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对元遗山的研究，堪称大家。降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一生奉献给了山西的文化事业，降先生的执着、勤奋与严谨，是当代青年学人所不能企及的。张颔先生多次与我说到，“降大任肯读书，会读书，会用材料”，这当是张颔先生对降先生的中肯评价。降先生喜欢读书而且知识广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杂家”，所以他的文章，材料广泛，论据多重，很见功力。他从不虚张声势、夸夸其谈，这与他耿直做人有直接关系。

降先生由于长期受张颔先生治学思想的影响，对山西的重要出土文献“侯马盟书”及晋国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侯马盟书”的普及和晋文化的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写的《侯马盟书的研究及价值意义》《赵鞅与侯马盟书》《张颔先生的侯马盟书研究》，2006年合并为《侯马盟书综述》，收入第二版《侯马盟书》（三晋出版社2006年版），为大家了解侯马盟书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研究和通俗易懂的阐述。三文也被收入由我主编的《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并于2017年12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张颔先生研究确立了“侯马盟书”，降先生则使人们了解和认识了“侯马盟书”。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仍惦念着“盟书”的研究与普及。

2017年12月7日，我去医院看望先生，整个谈话，均围绕“侯马盟书”。当提到如何发展“盟书”文化，先生提出希望我能写一本通俗介绍“盟书”的小书，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和使用这批重要文献材料。他提出，“侯马盟书”不仅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墨迹和官方语言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晋文化的第一手大宗材料。此书现在已完成初稿。又过了五天的12月12日，我第二次去医院看望先生，将《侯马盟书研究论文集》呈于先生面前时，先生手已无力握书，但还是那么专注，认真地将目录、前言、后记看完，坐起来向我竖了三次大拇指。开始我不知什么意思，在一旁的张勇耀说：“降先生在夸你！”这时我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思想更加复杂。张颔先生的逝去对我打击非常大，今天降先生又成这样，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将会更加沉重，想到应该如何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今天我在想，无论是张先生还是降先生，如果说他们身上有什么力量使人敬重，那么恐怕就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就是他们身上所承载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这些都将是对我们的激励和启迪，甚至是指引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