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斐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杨荫浏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从幼年始，就跟随一些民乐家、音乐学者学习中西方音乐知识和技能，杨先生在学习过程中既重视汲取中国传统音乐的丰富养料又能够积极地接受西方音乐技能及理论知识；在成长阶段饱读诗书，掌握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这些都为他创作《史稿》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建国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培养出了很多新一代的中国音乐史学者与专家。他一生都致力于对各种音乐史料的搜集、挖掘、整理、鉴别工作。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最能代表其学术成就的著作，是其一生写作的结晶，该书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整个音乐史学界，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笔者通过阅读该书，谈几点阅读心得和体会。

一、体例编排

《史稿》作为史学类巨著，在体例编排上与“二十五史”所采取的纪传体不同而是采用了线条式的“编年体”体裁，以社会性质的演变为依据，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发展顺序尽可能详尽地构建了中国音乐史的体系。[1]选择纪传体的方式进行撰写既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读起来便于理解，层次清晰，一目了然。该书的目录也做的极为细致，共分成了八编、三十六章，并在每一章分列了许多知识点。每个时期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音乐现象、以及音乐发展规律作者基本上都进行了细致的记述。最值得一提的是，杨荫浏先生在撰写《史稿》时还特别注意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撰写了有关于本章所涉及到的相关历史“概况”。在“概况”中先是阐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的整体水平，继而再将音乐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客观的分析。这样的编排方式，使得读者既能够清晰历史背景，也有利于读者更加清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音乐的走向从而了解当时音乐的全貌，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多方位的视角。为了想让读者重视历史事件与音乐的重要联系，在第五编以后更是将“概况”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撰写放在每一编的第一章进行撰写。以历史背景作为撰写音乐史的切入点，客观全面的描述音乐史。

此外，体例运用上的另一优点，在每一章的结束后，都会或多或少的写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一般是对这一历史时期音乐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包括每个时期政治经济状况、乐器乐律理论如何发展、音乐美学领域各家怎样斗争等等。有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音乐发展规律。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1959年杨荫浏在撰写《史稿》时，当时的历史学界对于各个朝代的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划分还没有明确的定论，杨荫浏先生则借鉴吸收了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对古代社会的分期结论，尽管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写进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乎“定论”性的理论见解，而在当时却也是争议颇多的新观点、新结论。[2]所以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位音乐史学家深厚的学术功底、多方面的历史视角，为以后的音乐史学工作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新方向。

二、史料丰富

与同时期音乐史类的其他书籍相比，《史稿》的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书中包罗了历朝历代发生的重要音乐现象；音乐生活和音乐表现技术的发展；乐器和器乐的分析介绍；音乐家、音乐思想的研究与贡献；历史进程中多种音乐体裁和题材的形成；乐律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引用众多的文献资料和乐谱资料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该书运用文献资料多达446本，如《隋书·音乐志》、《史记》这样必不可少的史论类文献资料，也有《中国戏剧史长篇》这样的传统音乐资料；音乐谱例大概引用近90首；插入的图片130多幅。正如黄翔鹏所说：“这部著作，在为数不多的诸家之中可算得材料最丰富、论述最全面，而且最为重视音乐实践的一部通史。”[3]这部在建国之后完成的著作，在内容的选择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过往的著作中基本都把精力放在雅乐、宫廷音乐的撰写上，很少提及民间音乐的重要价值。但是《史稿》打破了这种旧格局、旧观念，重视民间音乐，将音乐史写成一部真正的音乐史，不是所谓的“宫廷音乐史”。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以往许多文人都带有阶级偏见，轻视民间音乐。但其实真正的音乐就是在民间产生的。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编写缺陷，通过从《史稿》开篇的第一句话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4]就表明了作者对于音乐的高度概括以及对民间音乐的态度。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认识每个不同时期人民所创造的民间音乐，并提出了“人民的声音——民歌”这一具有创造性的看法，因此在写作中基本都会将民间音乐放在每一编的前半部分进行撰写，通过民间音乐更彻底的了解音乐发展规律。通过田野调查法，逆向考察法，不惜一切寻找民间音乐创作的实例；而且在介绍宫廷音乐时，还会列出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说明与民间音乐的关系，打破了统治者控制音乐、制造音乐的假象。经常将统治者与人民作对比，在全书中随处可见这两个阶级音乐思想、音乐文化的对比，始终是泾渭分明。

杨荫浏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有音乐的音乐史研究，《史稿》在编写过程也恰恰做到了这难能可贵的一点——将音乐史真正的编写成了以音乐为中心的音乐史。这是该书内容的第二大突出特点——有音乐。利用我们所阅读过的有关音乐史的书籍，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音乐史书中大多倾向于宫廷雅乐、乐律理论的介绍，是片面的音乐史。古谱解释和曲调考证是《史稿》最有光彩的部分。例如第五章在介绍汉代音乐形式多样化时提到的汉代的相和歌、相和大曲。在原始谱极少的情况下，作者通过音乐术语来分析、推论相和大曲的艺术形式。例如对大曲曲式结构中的“解”，先是说出历来文学家通过分析歌词的角度来分析“解”的含义；又提出了自己从音乐的角度解释“解”，并提出了“一解、二解”等音乐术语。在综合了不同史籍对于“解”的解释后，概括性的总结了“解”在速度、情绪、位置等六大特点。或是《霓裳羽衣曲》中，通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记录和《杨太真外传》等文献资料，来分析这首唐代大曲的曲式结构、演奏方式。在古琴曲方面，利用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来了解魏晋时期的《广陵散》等等。[5]在没有录音、原始谱留下的情况下，这些做法无疑是最恰当的了，对于音乐的保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三、治学态度

在读《史稿》的过程中，笔者随处可见每一页都有极其丰富的史料注释，其中包括了对诗歌的详细解释；戏曲现存的曲谱图例；各种乐律的计算方法；乐器的音程关系以及不同史料对于同一音乐种类的记述等等，所用到的参考书籍更是数不胜数。可以想象这些繁杂的资料进行查阅、汇总到最后的整理呈现给读者，是一项非常巨大且复杂的工程。这都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且在遇到自己尚未解决的难题时，从不主观臆测与盲从，而是主动提出疑虑。以《史稿》的开篇——远古时期为例，一般我们所接触到的新旧石器时代大多以神话传说居多，原始史料非常有限，因此对于音乐的起源，作者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论，而是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音乐起源说，并把脚注做的清晰详细，甚至包括姓氏这样的小知识点也被介绍的极其清楚。在第五编隋唐五代中，《霓裳羽衣曲》的曲目来源、曲式规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因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没有对该曲做出36段或12段的曲式分析以及这首曲目的来源到底是本国创作还是外来作品的确切的定论。不是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后人去继续发现，继续研究。

严谨的学术态度还体现在对过去音乐理论的认真细致检验上。作者在后记中就曾提到音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提出了实践在音乐史撰写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作者确实也身体力行的做到了这点。书中对律制的辩证可谓是最突出。律制实际上是一种规定音阶中各音高度的数学方法。但在统治阶级和一些文人手中，却过分的强调律制的重要性，甚至是把它当成是占卜统治的工具。例如《史稿》中第四编京房六十律，京房按照三分损益的计算方法，机械地向后推算，一直推算到六十律而已。他幻想把每一律代表每一天，并把六十律当成占卜的工具来解释他迷信行为。作者就在书中不惜篇幅地抨击了这种律制与神秘思想混淆的错误做法。书中这样一些缪误，不符合实际的音乐理论，作者基本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吴毓清就曾说过，这本书籍的内容也彰显了杨荫浏先生几十年来重视实践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作风感召下，中国音乐史工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四、时代特色

《史稿》始于1959年7月，65万多字的史学巨著束笔于1977年。这部音乐史的撰写不仅仅是音研所下达给作者的写作任务，写好一部音乐史更是杨荫浏先生一生的夙愿。在这其中，所遇到的、面对的困境更是不计其数，也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王克芬在一次谈话中讲道“为了赶写《史稿》，杨先生总是睡一会儿，后半夜起床，写累了，再睡一会，起来再写，就这样一天当作两天用。”正是这样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的写作态度才会产生这样的史学巨著。当然，作为编纂了上下数千年，60多万字史学巨著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对于学术界的影响是难以用一篇文章还记述的。汪毓和先生就曾评论该书是中国20世纪中有关中国古代音乐领域集合史料最详实的史学宏著。但是，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史稿》创作于另一个时代，很多思想又是在时代的推动下形成的，因此在撰写《史稿》的过程中务必会留下时代的烙印。杨荫浏本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是历史认识的对象。我们首先视《史稿》为优秀遗产，其次采取批判的态度继承。[6]因此，在当时一些“错误思潮”和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书中有些说法难免有失客观，一些词汇难以避免的有些机械。例如“奴隶阶级”、“神权统治”、“贪图音乐享乐”等字眼以及对于“雅乐”过多的“阶级斗争色彩”，在写作过程中只注意到了作为封建统治阶层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僵化、腐朽的一面，将统治阶级与人民完全的对立起来，忽略了“雅乐”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为后世保存的巨大音乐财富；出土文物在编写时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发现，导致一些史料记载出现差错，例如在1987年在贾湖发现了20多根骨笛，其中保存完整的七音骨笛将七声音阶的发现提前了几千年，2000年才确认了乐府是汉承秦制等等这些遗憾。但《史稿》仍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史学巨著，为读者了解音乐史提供引导与研究基础。如今，我们已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学好、用好《史稿》，将对我们新世纪的史学方向提供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培培.杨荫浏历史著作的宏观布局及其时代特色[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4.

[2]王欣,程美芳.《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背景及体例分析[J].音乐创作,2013,04.

[3]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04.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5]吴毓清.《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读后[J].文艺研究,1982,01.

[6]王军.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反思的楷模—择评冯文慈对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择评[J].中国音乐,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