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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起源

2018-01-25樊克政

全国新书目 2018年9期
关键词:开元书院图书

樊克政

一、唐代官方所设的书院

书院这一名稱肇始于唐代。

唐代书院有官方所设的,也有私人所建的。唐代中央政府所设的书院相继称为乾元书院、丽正书院与集贤书院。说到这种书院,就不能不提到唐玄宗(685-762年)在位时整理内库(即皇宫府库)图书的活动。

原来,我国的图书事业发展到隋代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唐王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隋朝政府的藏书,另一方面又一再从民间搜集、收购图书,并命人整理、校勘、写录、收藏。但到了开元初年,由于在此以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封建统治者对图书事业重视不够,内库图书残缺遗逸、篇卷错乱的状况十分严重。为此,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图书的活动。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集贤注记》、《唐会要》的有关记载,这一活动的主要经过大致如下。

开元三年(715年)冬,玄宗首次指示侍读马怀素与褚无量整理图书。开元五年(717年),玄宗在东都洛阳正式下令部署,在东都乾元殿东廊下,分经、史、子、集四部校写内库图书,并广采天下异本,传写、收藏,称为乾元书院或乾元院。院内设刊正官四人,以其中之一的褚无量为判院事,负总责,又设押院中使一人、知书官八人。

开元六年十二月,乾元院改称丽正修书院,又名丽正书院或丽正院(次年,徙书于东都东宫丽正殿),设置修书使与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此后几年间,先后由褚无量、元行冲、张说继续领导搜书、校书,并从事编目、编纂书籍等工作。同时,院内还相继增设了文学直与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以及丽正院修书学士,又先后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光顺门外与东都明福门外,也设置了丽正书院。

开元十三年(725年),张说等修撰《封禅仪注》一书告成。为庆贺这件事,同年四月,玄宗亲自在集贤殿宴请有功之臣。在这次宴会上,玄宗下令将丽正修书院改称集贤殿书院,又名集贤书院或集贤院(后又在西京兴庆宫和丰门南与临潼华清池北横街西也设立了集贤书院)。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五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后又设修撰官、校理官、留院官、文学直、书直、画直等,政府定量供给纸、墨与制笔所需的兔皮,继续从事图书的搜集、校写与编纂等。到开元十九年(731年)冬,集贤书院经过自乾元书院以来对图书的不断整理、补充,已建立了一套规模甚为可观,并较为系统的藏书。院中藏书共计80080卷,其中经库13752卷,史库26820卷,子库21548卷,集库17960卷。

从上述可以看出,集贤书院及其前身乾元书院与丽正书院,是在开元年间由唐玄宗亲自发起的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依次出现的一种以图书的搜集、校理与收藏为主要职责的机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历史记载与《全唐诗》中的有关诗作还表明,集贤书院中所设学士的职责,除了主要从事图书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承旨撰文、侍讲侍读以及征求贤才、建言筹策等。不过,这并不能改变集贤书院作为从事校书、藏书事业的机构的基本特性。所以,集贤书院同乾元书院、丽正书院一样,与作为学校性质的书院是名同而实异的。

二、唐代私人所建的书院

关于唐代私人所建的书院,从《全唐诗》中可以查到以下一些有关的诗作:卢纶的《同耿拾遗春中题第四郎新修书院》(一作《同钱员外春中题薛载少府新书院》)与《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王建的《杜中丞书院新移小竹》,杨巨源的《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吕温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杨发的《南溪书院》,李群玉的《书院二小松》,贾岛的《田将军书院》,曹唐的《题子侄书院双松》,齐己的《宿沈彬进士书院》。这些诗作大抵都是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亦即唐代后期的作品。其中有的诗作对书院的活动有所述及,从中可知,这类书院大都是文人学者个人读书或研讨学问的所在地。

这些书院,仅从《全唐诗》的有关诗题还看不出其具体地点。不过,有三所书院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一所是费君书院。嘉庆《山西通志》卷五十九记载,在虞乡县(今山西永济)的五老峰下。一所是李秀才书院。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九载明,在衡阳的石鼓山。另一所是南溪书院。据雍正《四川通志》卷五载,该书院在南溪县西北。

据地方志与其他书籍记载,在今属湖南、福建、江西、四川、浙江、陕西、广东、山东诸省境内,唐代还有一些私人所建的书院。它们是:衡山的韦宙书院、卢藩书院与邺侯书院,耒阳的杜陵书院,攸县的光石山书院,武陵桃川宫东北(今属湖南桃源)的天宁书院,漳浦的梁山书院,建阳的鳌峰书院,长溪东北(今福建福鼎)的草堂书院,江州(今江西九江)的景星书院,吉州东北(今江西永丰)的皇寮书院,高安的桂岩书院,遂宁书台山下的张九宗书院,巴州(今四川巴中)书案山的丹梯书院,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丽正书院,龙丘(今浙江衢州东北)的九峰书院,寿昌青山的青山书院,蓝田的瀛洲书院,浈昌(今广东南雄)的孔林书院,临朐的李公书院等。

这些私人所建的书院,大多数也建于安史之乱以后,并且多数也是个人隐居读书的所在,不过有的已经有了讲学、授徒的活动。如:皇寮书院的创建人刘庆霖曾在所创书院中讲学,桂岩书院的创建人幸南容曾在该书院“授业”,鳌峰书院则系其创建人熊祕的子孙的“肄业之所”(民国《建阳县志》卷八)。这后一种书院的出现表明,具备学校性质的书院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同时也应看到,类似于皇寮、桂岩、鳌峰这样的书院,在唐代还只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从书院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具备学校性质的书院,这时还仅仅是破土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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