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琴

【摘 要】新历史主义重视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重视“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本文依据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对电视剧《于成龙》进行解读，探讨其如何处理文本与历史、真实与重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探讨其如何反映历史，又如何能动地影响文化的塑造。

【关键词】《于成龙》；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1-0077-02

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观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将其正式定名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后结构主义和西马理论，提出文学文本应与历史语境相关联，强调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隐喻。”[1]新历史主义重视文学文本中的颠覆性因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互文性关系，提出文学创作实践既是文化的产物，又能动地影响文化塑造。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对中国的影视文本创作影响较深。本文旨在依据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对电视剧《于成龙》进行解读，探讨其如何处理文本与历史、真实与重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探讨其如何反映历史，又如何能动地影响文化塑造。

一、历史的文本性

传统的历史主义把历史当作一个可以被客观认识的领域，认为研究者若能排除主观因素，就能再现历史史实。新历史主义则颠覆性地认为，历史不具备绝对的客观性，不存在历史事实再现的可能性。对历史的书写仅是一个阐释的过程，是对历史史实的话语性重构。新历史主义更关注历史和文本的互文性，关注历史文本形态的虚构性，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对历史文本的裁剪、拼贴和加工。

2017年央視开年大戏《于成龙》，是一部以于成龙为官经历为线索，展现其廉洁精神的大型历史剧。剧作从多维视角切入，围绕于成龙“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为官思想，生动再现了一位淡泊名利、勤政爱民、操守清廉、明干有为的官吏形象。剧作中展现的大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社会氛围，都来自正史的记载。全剧以历史为集结点，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历史作为中，再现历史情境、历史环境，实现对历史情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展现。

剧作在展现于成龙为官经历的历史细节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小说化”“戏剧化”倾向。剧作家以主观体验和感受去诠释历史、虚构情节、增设人物。在剧作中增设周瑞和、柳晋阳、邢济堂、石玉兰、石玉林、春晓等人物。在情节设置中虚构出智斗喀尔齐圈地、揭露科场舞弊案等情节，并增加了许多戏剧性桥段，很明显是为了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凸显于成龙的刚正不阿。剧作家有意将历史文本“小说化”“戏剧化”。而这样的处理带有鲜明的新历史主义表征，即“历史的文本性”。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阈下，历史只是剧作家有意无意通过主观手段，对历史事件进行话语性阐释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以文学虚构的方式书写历史文本。文本中所描述的历史是剧作家主观选择的结果，充斥着话语的虚构，历史已不可能被描摹和重现，剧作也已失去了终极“意义”。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2]

二、文本的历史性

一切文本都蕴含社会性和文化性，是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剧作家的主观性受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文本又对历史有能动作用，参与了历史的重构。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路易斯·蒙特洛斯看来，文本具有历史性，是因为文本的创作和欣赏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本中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共性，构成了文学的历史性氛围，即“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主张重构文学研究的历史性纬度。将文本置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电视剧《于成龙》正是通过将历史“小说化”和“戏剧化”处理，把历史文化融入影视文本，同时，又通过对影视文本的创作，对现实世界进行剖析和批判，实现文本与历史、真实与重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互动。

剧作讲述了于成龙勤政爱民、操守清廉的一生。而对于成龙这种廉洁自律、洁己爱民精神的阐释又紧紧围绕清初的社会历史背景、山西的地域文化环境展开。为此，剧作着力突出了儒家文化元素，虚构了永宁书院山长邢济堂这一硕儒的形象。

于成龙从小师从邢济堂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文化精神的影响。他心怀大志，想要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沿袭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于成龙出仕罗城之时，剧本特意安排了一个细节，即邢济堂将自己研究《论语》的心学所得《论语别叙》送与于成龙，并告诫于成龙恪守儒家思想的教诲，以仁爱之心待人。正因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身怀修齐治平的理想，于成龙才能在“蒿草弥目、无人行径”的烟瘴之地罗城诛匪盗、安乡民，成就斐然，才能在多年为官生涯中始终坚持刻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始终如一、毫无虚饰，留下“于青菜”的美名，其核心思想正是儒家的“仁德”思想和民本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提倡的“修身”，就是克己，克服自己的物质欲望，完善人格品行。在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下，于成龙内心充满着匡扶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在于成龙从黄州知州升任福建按察使时，剧中特意插入画外音，介绍于成龙在航船上再次拜读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正因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成龙不贪图一己私利、个人温饱，而是心怀国家、心系百姓，所以在23年的仕宦生涯中，始终操守端严、苦节克贞、三获卓异。在第26集中，于成龙重审通海案遇到阻力，周瑞和用荀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礼记》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来勉励于成龙，这实际上是编剧借人物之口向观众阐释于成龙一生不贪私利、不存私念，时时念着天下苍生，处处胸怀国家社稷的根源。

于成龙这样的典型形象也是在清初康乾盛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情境下出现的。清朝从顺治帝定都北京开始，重视吏治，整顿明末以来的吏治腐败，故其吏风清明、政通人和。剧作将于成龙置于康乾盛世的时代政治环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环境和山西民风淳朴的地域文化环境中，重塑其操守清廉的形象。当然，剧作中也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挑战，如康乾盛世之下的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匪盗四起、吏治腐败、官商勾结，但这些颠覆性的声音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新历史主义“颠覆”和“遏制”理论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endprint

三、历史的审美性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看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下史”，如福柯就认为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剧作家在剧本的编写过程中既是历史的阐释者，又不可避免地受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影响，所以在剧作中总会显露当代人文语境。“人是历史的阐释者，阐释者由于讲述话语时代的限制，会渗透人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觀。不参与、不作判断的写作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价值的。”[3]新历史主义批评注重文本的历史性，注重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人物。

在新历史主义影视文本中，“历史”是观众日常生活中的调料。深度性意义的隐退与形象性历史的彰显，使影视在文本上成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本，历史与大众之间的切入点由思想性变为消费性。新历史主义大多使用解构策略，将于成龙的历史作为简化为适合大众消费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如智斗喀尔齐圈地、揭露科场舞弊、罗城剿匪、黄州平乱、重审福建通海案、请罢莝夫案、查办直隶腐败案、废除两江火耗银等，目的是让观众通过观看电视剧，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潜意识，满足其对盛世和清官的白日梦情结。

关于于成龙的生平事迹，《清史稿》有记载，但极为简单，空洞空白的地方需要剧作家重新书写，或对简单的历史记载详加阐释，或打破时空顺序重新拼贴，或对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添枝加叶。将历史素材重新剪裁拼贴以调动观众的审美兴趣，满足观众消愁补恨的心理。从史料来看，于成龙为官二十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而电视剧则为于成龙安排了一个团队，剧作既突出了于成龙“廉吏”的身份，又描绘了其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一面，将历史审美化、情感化，调和了时空距离，将观众带入剧情，让观者和于成龙一起擒匪盗、惩贪官、安乡民。

于成龙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与铮铮铁骨，也满足了观众对善与正义的呼唤，对反腐败的强烈诉求。电视剧《于成龙》通过历史故事反映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暗合民众心理，渗透着鲜明的当代审美理想。

剧作除了主要人物于成龙之外，还为观众虚构了很多极富血性和正义感的人物。如足智多谋的周瑞和、文武双全的柳晋阳、侠肝义胆的雷翠亭等。剧作的情节主线是柳晋阳、周瑞和、雷翠亭等人一起辅助于成龙惩奸除恶、匡扶正义。这些人物个性的总体凝聚，构成了于成龙性格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化的具体历史和具体生活。特别是于成龙少年时期的玩伴、于成龙清廉为官的重要见证者、剧作情感担当的柳晋阳，剧作对这一人物进行了着力塑造，突出了他文武双全的才干和重情重义的个性。柳晋阳与周瑞和的吵架斗嘴，与石玉兰的感情纠葛，为这部以男性为主的历史题材剧增添了许多可观赏性。最终，柳晋阳为了救石玉兰被赫里所杀，充分展现了柳晋阳重情重义的柔情与侠肝义胆的豪情，为剧作增添了几许悲壮，也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接轨。

电视剧《于成龙》是艺术化的历史述说，是一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全剧虚实结合、张弛有度，历史性和文本性交织，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剧作既艺术再现了于成龙清廉为官的历史事件，又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真实与重构、历史性与当代性的血脉贯通，对历史文化构建产生了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陈世丹.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