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陈露

摘 要： 卞之琳，在文坛影响深远，但其小说创作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视。事实上，他的小说翻译与创作密不可分。本文探讨卞之琳小说翻译与创作的内在关联，分析卞之琳小说创作的特点：具有西方“现代主义”风格；语言朴素却有韵味，具有 “诗化”特征；战时短篇小说具有“口语化”特征。

關键词： 卞之琳 小说翻译 小说创作 特点

引言

卞之琳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致力于研究和探索格律新诗。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的诗学思想、翻译理论及译诗实践使他在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迄今为止，作为小说家的卞之琳却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卞之琳就开始翻译大量西方作家作品。同时，他开始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如早期小说《夜正深》、“战时”系列短篇小说《石门阵》、《红裤子》、《一、二、三》、《一元银币》，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等。由于深受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卞之琳的小说创作风格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他的《夜正深》、“战时”系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等都有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子。本文拟从卞之琳的小说翻译和创作的关系及创作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卞之琳。

一、卞之琳的小说翻译

20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开始从事文学译介活动，翻译了诗歌、戏剧、传记、随笔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他的诗歌翻译和莎剧翻译在翻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然而，他的小说翻译其实最早起源于高中时期，在《卞之琳译文集》译者总序中提到曾一度想留在北平以文学翻译为职业维系创作生活。在1930年到1937年之间，他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家的作品。卞之琳翻译的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作品主要收录在他1936年3月出版的第一部翻译文集《西窗集》里，又将书中阿左林的部分加上新译篇目，扩充为一册《阿左林小集》。对法国作家记德作品的翻译始于1934年，卞之琳对其充满了极浓厚的兴趣，翻译了如《浪子回家》、《窄门》、《新的粮食》、《赝币制造者》等作品，这种兴趣持续了近15年。此外，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贡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衣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等。“信、似、译”是先生在长期文学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翻译标准。“信”取自于严复的“信达雅”，但内涵更丰富。他认为文学翻译要全面忠于原文，不仅应忠于内容，还应忠于形式，因为形式是内容的体现，不忠实于原来的形式，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有的内容[1]。“似”来源于“形似”和“神似”的争论。他认为神似形似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应在翻译实践中将两者有机结合，以似致信，形神兼备。“译”取自于“直译”和“意译”，但他的“译”论述的是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一方面译者要有本分，要忠于作者。另一方面他不赞成死译、硬译，文学翻译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1959年，卞之琳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艺术性翻译标准，严格讲起来，只有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全面而充分的忠实。在另一种语言里，全面求‘信，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做得恰到好处，正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2]卞之琳在小说翻译中也遵循这样的翻译原则。他的严谨、一丝不苟从《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一文中可窥一斑。他指出：“时代不同，一国语言自也有（且应有）变化、更新，如袭用旧文言词藻，赋予新义，或引进外来语，未尝不可，都可以增加今日母语的丰富性、韧性，但需适当，不反母语的规律，无损于它的纯洁性。”[3]要真正做到“信、似、译”，离不开对原著的反复研读，这点可从卞之琳翻译的记德的《新的粮食》译者序中一探究竟。卞之琳不是单纯的翻译，他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解读。从分析记德心理思想上的演变，到探究归纳记德小说发展的“公式”、文体的演变。这样的深刻认识和剖析才让卞之琳的译作严谨又不失灵动。正因如此，多年的小说翻译为卞之琳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卞之琳的小说创作

从1930年开始，特别是延安之行之后，卞之琳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事实上，卞之琳由写诗改写小说并非偶然，也非一时兴起，而是多年小说翻译基础的沉淀。他曾用英文撰写过“詹姆士小说八讲”，推崇詹姆士“在英国小说史上是第一个把小说当作艺术，注意小说形式而影响当代英国小说的小说家。也是他在英国首先着重了小说里的心理表现而无形中助成了日后的‘意识流派小说”[4]。他在1992年的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一文中提到：从青少年时代以写诗起家的文人，到了一定的成熟年龄（一般说是中年前后），见识了一些世面，经受了一些风雨，有的往往转而向往写小说，因为小说体可以容纳多样诗意，诗体难于包涵小说体可能承载的繁伙[5]。想必这也是当年卞之琳转向小说创作的原因。

与诗歌相比，卞之琳的小说可谓凤毛麟角，留下来的只有几篇短篇和一篇残存的长篇。但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窥见卞之琳小说的特点，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卞之琳。

1.小说的“现代主义”风格

卞之琳翻译了如普鲁斯特、纪德、衣修午德等“现代主义”作家的不少文学作品。纵观卞之琳的小说翻译作品，可以看出他翻译的对象大多数是西方现代具有“先锋性”的作品。他的取向集中在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6]。因此，他的作品中多少带有“现代主义”的风格。大量象征及意识流的运用都体现了卞之琳小说的“现代主义”风格。

他翻译的阿左林小说《音乐大师》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是一串货币。自从造了这块小钱币以来，世界上已经发生过多少事情了。它必定从一手到一手传下了各时代。眼泪，欢乐，热诚，失望……这种种都尽许被这块小钱币目击了。”[7]在短篇小说《一元银币》中，他给“银币”、给“钞票”赋予了历史象征意义。

大家聚拢来一看，立刻接触到一种洋洋大观：乱混在一起，“上党”票，四省银行票，山西省银行的旧票与新票，“准备”票，朝鲜银行的老头票……endprint

……他从票堆里捡起了一张一元的“准备”票，像挑选小猫提着一只耳朵，很在行地顾左右而评论说：“看这小子大盘得还漂漂亮亮，谁知道是草包！可是，”他压低了声音，简直像在耳语中接下去，“我们这边也有些来头不正的送来了鬼混。看这个二花脸。”他另捡了一张，这是“满洲国”银行新发行的一张五元票。“這个小花脸”。—同上的一张一元票。“这个大花脸”。—同上的一张十元票。“也不是我给它们取的这些诨名，大家都这么叫了，是不是？票子吃得了人，可是别先吃了自己人呀！”

他用“钞票”反映了“现实”：战争的混乱、动荡局面和复杂性；百姓命运的多舛。“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山山水水》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海与泡沫》这一章，通过主人公梅纶年的意识流向刻画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卞之琳评论记德的《新的粮食》“因此里边特别充满了明朗、阳光”[8]，记德的“螺旋上进”体现在了卞之琳的创作中，最典型的应该是在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中。张曼仪说：“四十年代的卞之琳对事物发展似有了一贯的看法：一切事物永久地处在变动过程中，一切不断更新，但新生事物是从现存事物蜕变而来的，所谓‘超越前去要在先行者引退的轨迹上起步，成为波浪或差池的进行，也就是螺旋式的进行，要前进也就不能脱离历史，脱离现实了。”[9]卞之琳在晚年回忆文章中总是提到“我是相信事物螺旋式进行的”。

卞之琳曾在《紫罗兰姑娘》新版译者序中说：“真正有价值的‘现代主义作品也是‘反映现实的，其中往往有广义的现实主义，也有广义的浪漫主义。只是时代变了，表现手法也不能墨守成规，也得有所改变而已。”[10]这句话确实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整体观。他用一种担负的责任给作家定位，用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目光容纳文学的万千变化，用清醒而独到的心灵显示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风范。执着中带着希望，宽容中有着立场，冷静中显示着一种博大的胸怀[11]。

2.小说的“诗化”语言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写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戏剧性情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12]卞之琳诗歌的小说化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同样，卞之琳的小说中蕴含着诗情与哲理。《山山水水》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纶年才捉摸到了还是什么，像海岸会捉摸到海，像面见于两条线，线见于四边的空白，像书法里有所谓“烘云托月”。可见比喻，不错，也只有靠比喻才形容得出那一片没有字的劳动，那片海。对了，是海的本体，而不是上面的浪花。浪花是字，是的，他忽然了悟了圣经里的“泰初有字”。这是建筑的本身，不是门媚上标的名称，甚至于号数。最艰巨是它，最基本是它，也是它最平凡，最没有颜色。

这是小说主人公梅纶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待开荒的富于哲理的思考。他的思考是通过对海与浪花这两个具有象征性的相对立的意象表现的，是诗与哲学的结合。

对啊，海统一着一切。

至文无文，他想，他这些思想，这些意象，可不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吗？不，他不要这些，不要这些……

这些话，不管有无意义，也就是浪花，也就是泡沫。可是海不就是以浪花，以泡沫表现吗？

或者以几点帆影，像在未匀画的山水里———不，不，他抑住了心的一个快乐的跳跃，收去了那几点帆影的一现，而代之以眼前的东西：表现蓝天的白云。或者还是回到泡沫，回到浪花。浪花还是消失于海。言还是消失于行……

这几段把梅纶年的心理矛盾、迷茫、挣扎通过诗意而智性的语言描述了出来。张曼仪也评价《山山水水》是一部诗人的小说。

卞之琳的“诗化”语言不仅反映在这篇长篇小说中，在他的几篇短篇小文中也有体现。

酣睡着，任黑暗淹没了一切景象，寂静消灭了一切声息，还有什么愁？还有什么苦？怕连梦的影子也无觅处罢。倒也干脆。

街上异常昏暗，冷寂。向着那不远的一星黄光，她听着自己的脚步响。‘嚎。她一眼看过去，一家门前有一只黑狗，死一般地睡着，只有肚皮上动了一动，并不像对她示威，却像压在梦魇底下挣扎出了一声。

望望将来看，呵，正如从这灯下望到小街的尽头去——从昏黄到暗黑——渐行渐远，再没有闪电般活动的好看的画了。……

在《夜正深》中，卞之琳用朴素又有韵味的语言，静静地描述出主人公那位母亲心底的哀怨。这与阿左林的文风有相似之处。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过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中回忆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13]。

于是一抽屉钞票你追我逐地旋转着，宛如秋天墙角落的一堆落叶，被疾风一吹，团团滚转，窸窣做声。

听到这里忽然一怔，手扶下的粥碗里起了一阵涟漪。

明切地感到了心痛，有如一杯过饱和溶液，经过碗边轻轻的一句敲击，起了沉淀作用，混沌中重见了结晶的颗粒。

……

生动的比喻，清丽的描写，充满着诗意。

3.小说的“口语化”语言

小说家姚雪垠曾说：“文学的口语化，我以为应该以知识分子通用的白话为基础，克服不必要的欧化语法，肃清不良的文言残渣，提炼民众的土语俗语而使它的语汇无限的丰富起来……”[14]卞之琳短篇战时小说“口语化”的语言通俗易懂，喜用排比，朗朗上口。如在《石门阵》一文中，作者多次用到这样的写作手法：

那条小街上有人吗？没有。

那个院子里有人吗？没有。

那堆小树丛背后有人吗？没有。

作者借王木匠之口，把鬼子进村前的胆战心惊、谨小慎微刻画得栩栩如生。

小耳朵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闺阁房里。

八字胡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铁柜里。endprint

麻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猪圈里。

……

麻子还在想：我这么一身肥肉不至于喂他们的麦田吧。

八字胡子还在想：我抢来的装在皮夹里的七张五元钞票不至于被他们捡回去吧。

小耳朵还在想：我怀里的老婆的相片不至于被他们拿去上报吧。

通过前后呼应、凝练、朴实的语言，把鬼子汉奸们的一身贪和矛盾的心理活动勾画得淋漓尽致，不禁令人拍手叫绝。

“‘皇军决不吃你们什么，”汉奸说，“煎几张葱花饼来就得了。”

“是。”

“‘皇军决不要你们什么，”汉奸说，“只要你们在静候‘宣抚的时候，就去担一担白菜。”

“行。”

“找一担萝卜。”

“行。”

“再找一百个鸡蛋。”

……

同样，在《红裤子》一文中，一段汉奸与村副之间的对话把汉奸走狗的贪得无厌又冠冕堂皇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让读者啧啧于作者语言的有趣性。

值得一提的是卞之琳战时短篇小说情节的展开，常依赖于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因此他的朴实生动有趣的口语化语言让民众领会了那种单纯和朴素之美。

卞之琳曾在《雕虫纪历》的自序中说过：“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振奋。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也在离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时好梦，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

他在延安的这一年中深入一线，他的抗战小说没有英雄主义的高歌，却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把军民一心的鱼水情，把战争下的小人物生动地展现了出來。不仅反映了卞之琳艺术趣味的转变，而且反映了他亲历游击战之后的人生——社会立场之转换。这对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15]。

结语

卞之琳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虽数量寥寥，却将西方小说创作手法与传统小说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文体和语言风格，这得益于他多年的小说翻译及对文本的深度分析，并向我们展示了小说家卞之琳的风采。

注释：

①本文选取的小说文本选自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卞之琳代表作《三秋草》。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卞之琳.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文学评论，1959（5）：52.

[3]卞之琳.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J].中国翻译，1988（6）：25-29.

[4][15]解志熙.灵气雄心开新面——卞之琳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J].现代中文学刊，2011（1）.

[5]卞之琳.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2）.

[6]唐立新.关联与互动——论卞之琳翻译与创作的关系[J].云梦学刊，2002，23（3）：73-76.

[7]卞之琳.小哲学家自白，卞之琳译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80.

[8]卞之琳.安德雷·记德的《新的粮食》，三秋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4.

[9]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M].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

[10]卞之琳.《紫罗兰姑娘》新版译者序，卞之琳译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78.

[11]夏小霞.与空白处延伸———卞之琳之文学思想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

[12]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2.

[13]朱庆芳，汪曾祺与阿索林[J].长春理工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8-4.

[14]姚雪垠.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基金项目：2016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2016BNT02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