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松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苏南冲突背景下的南斯拉夫对外关系(1948—1955)*

孙恒松**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1948—1955年的苏南冲突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爆发的第一次矛盾冲突，这对南斯拉夫的外交理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即由最初依附苏联的“一边倒”到“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演变，使得南斯拉夫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首个在外交上突破苏联藩篱的国家。如今以史为鉴，疏通致远，以时代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启示。

苏南冲突；对外关系；不结盟政策

一、新外交路线的背景

1945年11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铁托就任总统。虽然在二战期间铁托与斯大林的间隙就已初现端倪，但出于对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考虑，新南斯拉夫便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此时，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两大阵营初步形成对立，意识形态的暗斗和全球军事战略的扩张、军备竞赛的明争已拉开序幕。作为巴尔干大国、苏联软腭的南斯拉夫自然而然成为了西方国家染指的对象，一时，美军飞机频频越过南斯拉夫领空，妄图通过这种手段达到震慑苏联及其东欧盟友的目的。但弄巧成拙的是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南斯拉夫民众的抗议，铁托当即下令空军击落了一架美军飞机，使得美国将南斯拉夫划入了“苏联傀儡”的黑名单，无形中形成了当时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进行正常外交活动的隔阂。南斯拉夫后续的行为似乎正在一步步印证西方国家的推断：建国伊始南斯拉夫即与苏联签订了《苏南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成为了东欧国家与苏联签署的第一个友好互助条约，苏南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斯大林甚至还计划将整个巴尔干半岛划归南斯拉夫以组成巴尔干联邦。到了1947年斯大林更是力排众议的把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这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实际上却潜伏着巨大的矛盾冲突，这首先体现在两党对国家之间关系认识的差异上：以铁托为主的南共领导人认为党与党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具备开诚布公、完全平等、国际主义团结和真挚善意的精神。[1]这跟斯大林一贯信奉的大国沙文主义、国与国间的从属支配关系大相径庭。其次在经济建设中，南斯拉夫最初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经济危机使得南共领导人不得不思考因地制宜的新模式，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自然触动了苏共的沙文主义神经，苏联立马煞有介事地攻击南共允许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滋长或沿着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前进。[2]1948年春，南斯拉夫便被驱逐出了刚刚成立仅九个月的情报局。随之而来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以及外交孤立让南斯拉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困之中，致使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外交路线即和平合作、积极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协商、反对武力的路线。

二、新外交路线的具体探索

(一)与西方国家的外交进程

苏南冲突爆发后，南斯拉夫积极寻求外交突破，在此期间铁托对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进行了访问，转被动为主动，大大改善了南斯拉夫的外交环境。自1949年起，南斯拉夫积极开启了同西方国家对话的外交“破冰”之旅。南斯拉夫首先与意大利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双方共同签署了贸易条约并协商解决了意大利战争赔款问题，[3]加强了意南边境贸易的交往，截自1957年双方来往人次已达5882428人。[4]这在打开了通向西方的首个外交窗口的同时，也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南斯拉夫把缓和南、美关系看做摆脱外交不利因素的主要突破口，而美国则把南斯拉夫看做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异教徒，希望借以扶植在东欧共产主义的西南翼打进一个楔子，从而达到全面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从1950年起，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援助源源不断的输入南斯拉夫，西方国家的这些援助使南斯拉夫在短期内快速摆脱了外交困境，更重要的是逐步取得了西方国家对它的认同，为南斯拉夫融入世界、外交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成为了璀璨的巴尔干明珠，与周边万马齐喑、片面强调意识形态集权的阿尔巴尼亚国形成鲜明对比。在南斯拉夫践行新外交路线的初期，基于地缘的、经济的乃至军事上的一系列诸如苏东国家军事威胁、民族分裂主义抬头、经济封锁带来的经济停滞等现实危机，导致南斯拉夫最初不得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种近似依附的关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借机有意将南斯拉夫培养成为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异端代言人”，仅1952——1953年美国就对南斯拉夫提供了近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派驻了一定数量军事顾问团。[5]南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为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特别是外交方面保持独立性，避免被同化为西方资主义阵营的附庸。南共领导人在秉持外交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与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广泛的外交合作，为摆脱西方影响，走上经济贸易多元化道路奠定了外交基础。

(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

自西方大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来，斯拉夫民族世代栖居的巴尔干半岛便成了帝国主义争相瓜分的“蛋糕”。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独霸这片土地，在这里导演一幕幕类似于“日俄战争式”的悲剧，发生在一战前夕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即是明证。相同的历史境遇让斯拉夫民族与第三世界饱受帝国主义摧残的民族有着天然的情感纽带。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国家作为一个亟待开发的新兴经济市场，极具经济开发潜力。如果在外交方面取得先决条件，那么南斯拉夫就有可能在经济领域摆脱依赖于西方的状态，进而走上与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合作、互利互惠的共赢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对于当时的南斯拉夫来说尤为重要。在这期间，新南斯拉夫与这些国家的外交活动始于和印共之间的党际交往。1948年初，南共代表应邀出席了印度共产党的党代会，与会的代表有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当时整个东南亚贫困化问题相当严重，地主阶级用武力野蛮地维持自己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依旧阴魂不散。[6]南斯拉夫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备受这些国家代表的瞩目，因此当南斯拉夫代表上台发言的那一刻，致敬的呼声响彻云霄。[6]这便为南斯拉夫初步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状况进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建立了桥梁。然而中南关系的发展却是在波折之中缓步迈进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南斯拉夫外长波波瓦克就代表铁托元帅致电当时的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承认新中国。但是这封向新中国示好的电文却遭到了冷遇，而且在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名单时也没有南斯拉夫在列。由于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亲近苏联的外交方针，中南关系也因此遭到波折，两国迟至1955年初才正式建交，直到1977年铁托访华方才冰释前嫌。

三、结语

新南斯拉夫为了避免苏联以及西方大国的任意支配，在二者期间展开了中立的、睿智的外交博弈。同时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赢得了意识形态博弈双方的高度赞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初步确立了具有区别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外交理念，这个理念在南斯拉夫日后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完善最终发展成至今还有巨大影响力的“不结盟”外交理念。

[1][南]杜尚·比兰吉奇，章永勇，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2][南]铁托.铁托选集：1926—1951[M].人民出版社，1984.

[3]王伟光.社会主义通史·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2011.

[4][南]铁托.铁托选集：1952—1960[M].人民出版社，1984.

[5][美]约翰·R·兰普，刘大平，译.南斯拉夫史[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2016.

[6][南]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达州，译.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M].三联书店，1977.

* 项目名称：苏南冲突背景下的南斯拉夫对外关系(1948—1955)(项目编号：cxcy2016099)，项目成员：孙恒松、宋摩西(河南省平顶山市)。

** 作者简介：孙恒松(1991-)，男，汉族，贵州铜仁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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