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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精神与“现代”意味
——清末西方现代纺织设计在上海地区的传输与移植

2018-01-25鞠斐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上海地区棉布现代

鞠斐

1.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原料、机器和动力,是工业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纺织生产变革中重要的技术要素,纺织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东西方纺织技术的变革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工业化生产的机制丝线、棉纱也被称作厂丝和洋纱,因其具有条分均匀、洁净度好,纱支能够加工成多种粗、细程度,并有多样化的用途,逐渐代替了传统手工生产的纱线。同时,以植物纤维为原料化学合成的仿蚕丝纤维——人造丝,也因其物美价廉以及运用在织物上更为丰富的开拓性,在传统蚕丝面前展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与传统纱线相比,无论从纱线的性能、生产的方式还是原料的加工,机制纱线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和优越感。

其次,是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动力机器替代传统手工机器。使用动力机器轧棉、纺纱、缫丝,意味着原料加工设备的更新。本土纺织企业从一开始使用模仿动力织机生产仿机制棉布的铁木织机,到使用蒸汽动力、电气动力的动力织机,代替传统的人工木机,是动力织机的更新;使用袜机、横机和圆筒针织机代替传统手工生产袜子、针织衫,并生产出新产品——针织坯布,是针织机器的更新;使用动力染整设备进行练漂、染色、印花和整理,令染整行业从传统手工作坊向动力机器工厂发展,这是染整设备的更新。

最为重要的,是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这是一个由蒸汽动力代替传统动力能源,再由电力代替蒸汽动力的过程:传统动能来源于人力、畜力、风能和水能,而蒸汽动力使用蒸汽机作动力装置,自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用作纺织机器的动力机。电气动力由燃烧柴油、汽油的引擎发电驱动纺织机器,此后还发展成自动织机。机器动力的改进、先进的动能对传统动能的大规模替代正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租界设立,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迫使封闭的中国打开门户,令中国人大开眼界。清末的几十年间,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推动上海地区的纺织生产发生了巨大变革:首先,机制丝线和人造丝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的纺织纱线原料,也对传统蚕丝、棉花加工造成了冲击,推动了纺织原材料的变革。其次,进口机器节约了人力成本,扩大了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对传统纺织生产造成巨大的压力,推动了纺织机器的变革。第三,新动能在上海公共事业发展的配合从租界向华界普及,对传统动能造成巨大的冲击。上海煤气公司的建立令纺织工厂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上海电气公司建立之后供应电力,又令纺织工厂开始使用电力纺织机,推动了动力能源的变革。最后,以早期西方输入国内的合成靛蓝为代表的化学染料令我国传统染料的生产遭受挫折,迫使传统染坊发生改良,推动了化学染料代替传统染料的变革。在西方先进纺织技术与本土传统纺织技术的剧烈碰撞下,可以看到两者生产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

2.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差异性比较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的初来乍到,对清末上海地区的传统纺织生产产生了冲击。洋商们通过“传输”,将西方纺织、服装技术和商品输入上海并广泛传播。又通过“移植”,将在本国开办工厂的办法运用到上海。同时,洋务派也效仿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办工厂。清末的上海之所以成为纺织技术最先进、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究其根源在于上海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租界设立之前,上海正处于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社会,租界的设立为西方现代科技的传入打开了通道,大量迁入的欧美侨民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和科技传播的载体。一方面引起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交流、冲突和融合,另一方面带动了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令上海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首先是经济水平的变化——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革、手工业转向工业生产;其次是技术程度的变化——手工、机械的传统造物技术虽因地制宜却产量低下,被迫向批量化、系统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变;第三是政治制度的变化——由封建制度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最后是社会地位的变化——由一个传统的小渔村转变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则是居住在上海地区的本地人和洋人的生活习惯、文明程度之间的差异:上海本地人长期以来依仗江海渔盐之利,男耕女织,商贸频繁、五方杂处间融入了其特有的宽容性和开放性。上海的社会风尚在通商通海后由崇俭转为尚奢,造成上海本地人奢靡之风盛行,重文习文之风产生书画兴旺、社会繁荣的景象。但是,晚清的上海人与已经经历过工业化变革、熟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商品贸易的洋人,无论是社会习俗还是人文传统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造成的碰撞,也是在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影响下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与生产逐步现代化的外在条件。

在上海纺织工业变革发生之初,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掀起一场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员创办的近代机器纺织厂标志着上海纺织工业的诞生。此后上海纺织工业格局的改变有二:其一是外商开始大规模投资近代机器纺织企业,打破了上海纺织行业华商独揽的格局,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缫丝厂——1861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使用西方最先进缫丝设备的怡和纺丝局。由于大批量的机器生产,加上工人工资极低且劳动时间长,大大降低了商品成本,被李鸿章称赞“工贱而丝极美”。其二是洋务官员在上海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本土机器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工业生产并主动迈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上海纺织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始。此后华商也纷纷效仿,购买西式机器、聘请洋人技师,开办西式机器缫丝厂,逐渐形成机器纺织生产替代传统纺织生产的工业格局。

上海地区机器纺织工业的发展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纺织生产与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在传统纺织生产活动中由于自给自足的劳动生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生产力低下且技术的流通具有非开放性,因此大面积推广的纺织技术都较为简单,纺织机具也较为简易,具有操作简易、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廉、维修方便的特征,纺织生产更依赖工匠的主观能动性。而洋商纺织工厂则拥有先进的生产力水平,高度流通的开放性技术,使用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机器,产品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市场需求、消费者的喜好紧密结合。尽管西式织机制造难度较高且操作困难,但是生产出的产品具有标准化、批量化的特征。

不同的生产方式也造成纺织产品的巨大差异——对工匠主观能动性和对客观条件的依赖程度不同。工匠的主观能动性是影响传统纺织品工艺优劣的重要因素,传统纺织品工艺的优劣完全在于使用者的阶级、匠人本身的手艺的好坏、是否有巧思和纺织材料的性能优劣。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下,最为精美的织物往往都由最优秀的工匠选择最好的材料、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制作而成,分工更加明确、协作性和精确性更强。因此大多都是官作,而民间的纺织品则更加普适经典、传播广泛。但不论官作还是民作,每一件手工制品都不完全相同,工匠手艺的好坏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机器纺织生产则更加依赖客观条件。由于机器比之人工具有更强的精确性,且劳动分工更加明确——生产环节与设计环节分离,并产生专门的设计师群体在生产之初便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喜好来预设纺织品的材料、生产技术、使用功能和档次。高档的纺织品面向富裕阶层,中等的纺织品面向普通群众,低档的纺织品也自有生产它的用途。而相同的材料、工艺和纺织机器,尽管由不同的工人来操作,但生产出的纺织品却完全相同,除非在执行过程中产生跳线、印花错位等操作失误。

由此可见,纺织生产中对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是传统纺织品和机制纺织品最大的不同之处。以传统手工棉布和机制棉布为例比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制棉布的轻盈所承载的工业精神和“现代”意味。

3.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西方纺织工业生产中的新型机器棉织技术织造出比传统手织棉布更为轻盈的机制棉布,与厚重的传统棉布相比呈现出一种绝对的“现代感”。

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机制商品,拥有与传统手工制品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在当时也被上海人认为是具有“摩登感”。机制棉布拥有土布所没有的轻盈和精美。这种依靠动力机器生产出的精致布匹在上海市场激起轩然大波,也令洋务派产生了发展纺织类轻工业的需求。上海机器织布局便是现代性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影响下的产物。更重要的一点,是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物质性展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过程,文化性则展示了西方社会人们对机制商品的态度理解和搭建出的消费文化和生活习惯。机制棉布截然不同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在上海地区的传递,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仿机制布的出现,也体现出本地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面对机制棉布生产对土布生产的巨大冲击,部分手工生产者在使用便宜的手工织机生产土布和进口昂贵的动力机器生产机制布之间选择了发明和使用铁木机模仿动力织机生产较土布更为高档的仿机制布。这种对机制棉布的生产模仿尽管尚未踏入工业生产的范畴,但已经体现出他们对西方现代性机制商品的认同。这种认同来自于本土商人对现代机制纺织商品生产的预先尝试,也是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所蕴含的“现代性”对上海地区纺织生产的传输与移植下的结果。

随着西方纺织技术体系传入上海造成的本土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也是机制棉布现代意味的体现。中国传统纺织技术体系由于受到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造成技艺与工匠不可分离的特性。开放性技术体系的形成要求技术的改进和转移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动力,也造成生产技术与其所代表的产品之间的不可分离。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尚为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其经济体制也尚未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转变,科技的创造和发明为统一的国家机构服务,技术不能成为商品进行转移和流通。另一方面,受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古代科学思想与积习的影响,纺织技术无法成为一种普遍的自然观念,无法脱离一般技艺和狭隘的劳动分工,形成合理的科学理论结构和科学实验结构,实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转化和促进,因此无法建立开放性的技术体系。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一方面造成技术的转移困难,一方面阻碍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形成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中“技术—科学—技术”[1]的循环促进机制。而西方科学技术通过租界传入上海之后,迅速地打破了中国传统技术体系的局限性,这种技术的开放性在纺织技术的变革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与之相反,近代西方纺织技术的开放性是西方现代科技体系共有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大多数工业生产技术不再由个人掌握,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科学—技术”相互循环并促进科技往更先进的方向发展。当西方纺织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的纺织技术体系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技术不再掌握在官方或个人手中,而是通过常见的三种传播途径达到技术共享:一种为洋商在上海投资的纺织企业带来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如美商鸿源纱厂、英商怡和纱厂等;一种为官督商办的纺织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纺织技术,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总厂等;还有一种为报刊登载新式西方纺织技术或翻译的西方书籍,如《申报》《格致汇编》等。这种技术的开放性带来了本土纺织技术体系的一系列转变,造成了上海地区的纺织技术与设计观念革新。

清末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上海,是上海地区纺织技术发生变革的原动力。上海地区纺织技术与设计观念的革新则是本土纺织设计逐渐具有“现代性”的关键所在。上海地区纺织技术的革新一方面支撑了西方现代性纺织设计行为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激发了本土现代性纺织设计行为的诞生,也是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发展的直接结果,其观念和工序都呈现为一种区别传统纺织设计观念和工序的新的设计活动。纺织图案设计、纺织面料和产品开发,以及纺织品字牌、广告设计横跨了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创造的新材料为大量制造现代化的纺织商品奠定了基础。新技术和新材料能够激发设计师的想象力,并构成区别于传统物质文化的新领域——晚清上海纺织产品的设计与创新最终构建了现代生活的新面貌。如近代上海摩登家庭中出现的作为高级窗帘使用的,织成后地部呈现透明状,而平纹花部则呈现半透明状的窗帘纱。这种高档室内装饰的新产品,就是技术革新和设计创新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充分体现了现代性设计观念和现代化生产条件共同构建出的“工业精神”。

注释:

[1]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结构的演变[C].见: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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