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 历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100031）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乐种，西安鼓乐的古老和“活化石”特性一直为今人重视。但作为存活于当代社会的民间乐种，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发展变异。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和音乐的式微以及社会动荡，西安鼓乐也呈衰退之势。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和新的时代音乐影响下，西安鼓乐从60年代开始又恢复了创新的步伐。然而这些创新——特别是在乐种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曲目创新——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西安鼓乐研究文献中，曲目创新的相关内容非常稀少和简略①。周至南集贤东村乐社顾景昭先生认为：“到文革期间，我还有一段很惊人的历史。”[1]（P68）但这段“很惊人的历史”至今仍几乎不为人知。

笔者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安鼓乐民间乐社及艺师曲目创新的相关活动进行了采访和记录，其中有些活动（例如“文革”中的歌舞等小型节目和样板戏）虽然不属西安鼓乐，但却是演奏西安鼓乐的艺师和乐社所从事的音乐活动。从代表性艺师口述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体现了传统音乐的民间艺师和乐社在时代环境下的成长变化和与社会的互动，反映了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和观念，对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西安鼓乐这样的“活化石”乐种及其艺师和乐社不无裨益。

一、南集贤东村顾景昭先生及乐社②

（一）文革中的创新发展

1.革命歌曲

“文革”赶66年的后半年开始，到农村来就到67年的后半年。1967年到68年，是红卫兵把咱的老本子、老乐器还都当四旧着要破坏呢。当时想了个啥策略？咱不是叫个东村鼓乐社啊，我把它变了个“东方红宣传队”。

当时还有一个音乐教师，叫田晓岩，是东村人，两个人平时也肯耍，后来到“文革”结束了人家就到外地工作，教了书了。乐社里头没有他会的乐器，不过他对乐理知识比较懂一点儿。

两个人一起商量，我拿我的笙不吹咱的老曲子，咱吹《东方红》、《贫下中农一条心》、《社会主义好》，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少数民族的《雪山升起红太阳》，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十唱共产党》、《十送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大道在眼前》。我们满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吹的是红色革命歌曲，演了好多好多，几十首曲子呢。

原来事先买下的本子上全部是歌曲，咱摘录了旋律好的，拿简谱翻成咱的尺工，把这些曲子拿我的鼓点、打击乐器联合到一块儿，可以演奏一个多小时。全部是新曲子，全部是革命歌曲。

当时那个时间就是当做鼓乐演奏那个场合了。先开始，比方说是拿一个比较快的个曲子，一下打鼓把场烘起，用些大铙啦、铜器啦，演奏上两个曲子，下来再演奏上个慢曲子，然后下来快的一下慢的一下，赶那个音乐旋律有个起伏，就是有一种高潮、低潮的变化，就是那样把曲子调整了一下。

鼓点都用那原来打击乐的老鼓点，不过就是落鼓的时间我根据情况有点变化。这个曲子完了以后那个铜器一响，下来到落的时间看第二个曲子的节奏，就是落鼓的时间根据起曲子的速度快慢、尺度（要慷慨激昂或者慢些的）各方面来定这个鼓。比方说是四四的节奏或者四二节奏，把鼓落慢一下，接《雪山升起红太阳》。

（以前）演奏鼓乐的第二个环节，就是上鼓段的时间，用的坐堂鼓嘛。我有一首歌曲叫做《一条大道在眼前》，因为那个曲子比较慷慨激昂，好像就是顶的咱的鼓乐里的鼓段曲。那个曲子的那个鼓还是我编下的，这就是我根据那个曲子不是有个强的气氛嘛，根据音乐那个节奏随心所欲加了几个鼓点，拿坐乐的战鼓敲的，显得那个气氛更高一步吧，连这个曲子套到一块儿来敲。坐乐（注：指革命歌曲的坐乐）中间的鼓段曲子的敲法就是我兀（注：那）样弄下的。

到吹奏革命歌曲的时间用的咱的笙、管、笛，连鼓、铜器都是咱的老乐器，不唱。演员全是男的，都是我们演奏鼓乐那伙哥儿们。

咱的联奏的大型坐乐曲，在群众场合也演奏过。没有个定捱场合，比方说是随便有个啥活动。演的时候一般都是坐乐，坐着演。如果说是行乐的话，利用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雄赳赳气昂昂，适合于步行么，这个曲子在坐乐里也套着呢（注：即也用于坐乐）。有时间行乐咱还稍微用咱的鼓乐上的行乐，因为他别人也听不来嘛。但是演行乐的时间很少很少，几乎几年演一次吧，那如果要到街头宣传的话就是敲锣打鼓嘛。鼓、铜器还是旧的乐器，敲的是新的鼓札子，我随便编了一套鼓。“文革”中间革命歌曲在东村外没有演过。

大概是到个68年左右吧，正月十五、十六有天晚上我连（注：和）西村斗乐。西村用的是老曲子，我就用的是现代曲子。那是一套曲子我下来能敲将近一个小时，那天观众特别多。这是我哎呀，五十年前的事了。

革命歌曲过去都有乐谱，现在把那都弄不见了。过去像每个学生学习的作业本一样，当时学的时间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本子嘛。过去的实际嘛，没有啥（录音）资料保留。

赶演奏了红色革命歌曲就没演奏咱的鼓乐。革命歌曲是我大胆地搞了那一回事，那当时社会的影响逼得俺，咱才那样弄了。

2.小型节目

“东方红宣传队”后来好像就是大发展，68年，把演奏变成了舞蹈，由吹打革命歌曲变成演小型节目。

小型节目种类很多嘛，有跳舞、清唱（注：戏曲清唱）、歌曲、戏剧短片儿。

比方说是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原来用联奏的时间是拿笙、管、笛吹，后来排成舞蹈形式的。毛主席诗词还演过《红军不怕远征难》，出来都穿的是军队的衣裳嘛，戴的五星帽。还演过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连唱带表演，有乐队伴奏。还演藏族的《雪山升起红太阳》，还有《女社员》，那就是女社员在地里头拾棉花。还跳过忠字舞。

清唱有乐器伴奏，有轻微的动作，就是秦腔清唱、眉户清唱，因为咱当地对眉户、秦腔还是比较知道得多些。比如当时农业学大寨，就编了一个秦腔清唱《十学大寨》。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拿秦腔也能唱嘛，兀儿（注：那）简单得很。

歌曲不太多，因为啥，咱对歌曲还是不太精。歌曲都是加舞蹈着咧，好比说是咱的这人也不是学的声乐的，唱个啥歌可能也有些人拿不出手，兀都只得集体合唱，加上动作。

《军民鱼水情》是戏剧短片儿，就像现在的兀一种小品形式的一样，不过用的是秦腔唱，有白口。

乐器演小型节目就改成弦乐了，可用的是板胡、二胡、笛，就没有笙、管了。锣鼓还用的咱的鼓、大铙、铰子、钩锣，还用的是鼓乐中的铜器。鼓札子不是鼓乐中的了，是新创的，是我按照曲子的快慢、按照曲子的节奏有时间自己给里头加的。原来是拿笙、管、笛吹呢，后来是拿人唱、拿人表演呢。拿人唱呢就变成拿弦乐了，因为俺的那伙哥儿们会吹笙会吹笛人家也会拉板胡、二胡。

演小型节目时间收了一期女演员，才演这个歌曲、舞蹈节目。

演这个节目就慢慢地不拿笙吹《社会主义好》这些革命歌曲了，吹革命歌曲的时间是个过渡期，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年时间。

过去“文革”那时间是宣传党的政策、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语录，平时敲锣打鼓，哪搭有人就到哪搭演节目，就成了实践的。好比69年是九大会议嘛，那时间就是宣传九大会议精神。

小型节目演出去的村庄好多啦，在附近十里左右的村庄演。（演的曲子多少）去宣传当时看情况，比方说在室内、人多，就多演一点；有时间舞台在露天，或者热或者冷，唱上两个歌，演一个节目，就走了，到其他地方就可以。站着演，跟跳舞形式一样；伴奏的乐队坐着，跟唱戏一样。

“文革”中俺的这宣传队后来还排过大本。到68年，发展得队伍也大了，觉得演小型节目还不太过瘾，演员也够，可排了一本子叫个歌剧《白毛女》，还请的导演。哎呀，小时候把精成遍了。

3.样板戏

当时东村、西村都属于集贤大队，集贤大队村子大，分了四个战区。大队上有总领导，下来四个战区就是分了四个小摊摊，直接领导的话都好管理。

那时候西村有个“红色宣传队”，俺是个“东方红宣传队”，我们大队上还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歌剧《白毛女》演了以后，68年冬季或69年春节，大队上把我们三个宣传队合到一个里头了。合到一起还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就是演样板戏，秦腔《白毛女》、《沙家浜》、《威虎山》，就是那些。演样板戏的同时还加的小型节目，有时也是开戏以前演一个节目，舞蹈或者清唱。

合并了以后我还任宣传队那个秦腔团的团长（没有别的团了）。当时剧团里还有司鼓，比我要大个20岁吧，当时我才20几岁嘛。我主要是搞业务搞外事，组织排练，其他的我帮人家武场、打击乐，偶尔有些小型节目还是我司鼓，还有（秦腔）折子戏也是我司鼓，完整的戏是那个年纪大的司鼓。

我到大剧团搞了秦腔以后，搞鼓乐的时间不太多，是偶尔偶尔地有一、半回，一年一两回吧，县上、俺们公社、村上组织活动。

有时间比方说县上人家开一个什么大会呀，送这个贺词啊弄个啥。到县上游行，奏上行乐，在舞台上也演过。贺词就是由公社给县上送一个祝贺大会成功的贺词，敲锣打鼓，曲子吹上，给大会上、主席台上送嘛。演的是传统曲子，小曲子。那时候红卫兵“破四旧”慢慢解除了，因为咱参加东方红宣传队，演红色革命歌曲，把那个“破四旧立四新”到咱社里头基本上结束了。

那时演样板戏连小型节目是一套人马，搞鼓乐是单另一套人马。东方红宣传队后来大队收编了以后是个别人、几个人进了宣传队了，它那时候就是三家给合并了，一家只挑几个精华。原来三个组织是百十个人，最后组织到一块儿大概就有个四十个人左右。我两方面都搞了。

进大型宣传队的那个时间（69年以后），我到外地学过舞蹈。过去那个时间把宣传毛泽东思想、请示汇报，看得比较认真。当时咱这对舞蹈还是不行。咱不是离户县近啊，户县有个发电厂，基本上也是外头的人多，那个电厂也特别大，人家那职工里头、学校里头也有些能人。那你比方说是有些少数民族的舞蹈、歌曲，像《雪山升起红太阳》，我到外地学习过。

在个七几年，当时呢剧团排了一本戏叫个《槐树庄》，有郭大娘、李满仓那些演员（注：角色）。过去演过兀儿电影，就是（讲）高级社时间的一部电影。当时在外地里头，听说人家另一个剧团演兀儿戏。结果我去了几个人，到兀儿把人家的本子、曲谱拿回来，自己才排兀儿戏了，最后兀儿戏也很成功。用的秦腔，同样的台词儿，由人家配字音嘛，你要配成歌剧也能唱，配成秦腔配成迷胡都能行么。咱这儿人是擅长于秦腔，那你比方说个啥板路，好比说这一板乱弹或者拿二倒板起、你拿尖板起你二六的起呢，一说他都会么。

后来（注：应为“文革”后）老戏、古装戏都能演了，演了一本子叫个《逼上梁山》。

剧团大概有个前二十年就没有了，到个两千年左右③。

我从79年就不到剧团了，就一直搞了鼓乐了。因为那个时间咱赶到咸阳汇演了以后，选拔到西安，选拔到陕西省，然后又选拔到西北五省，咱这当时演出还比较频繁。基本上审批到省上接见个外国人啊，有些大型活动咱都很参与。

到83年的后半年，咱连西村就分开了。西村当时它没有司鼓，它就一直停演、停着呢。当时的省上、市上的活动一直是东村活动着，我就没有时间搞秦腔了。西村田中禾九几年才教师退休回家以后才参与那（nei）个事情了嘛，西村才恢复了嘛。

这些革命歌曲（注：指上述所有新的音乐）从79年以后没有演出过，因为啥，当时那个时候为了保存咱的曲谱、乐器，咱们是作为了一个魔术一样，让红卫兵知道咱的不是搞四旧呢。后来到“文革”基本上到结束的时间咱就搞了咱的老本行了，跟那以后恢复了鼓乐，其他的都没演奏过。

（二）《古曲新编—庆丰收》

《古曲新编—庆丰收》是1979年创作的，几个人创作的。一个是咱们村里头有一个音乐比较懂的人，叫李黎；还有周至县文化馆的一个人，叫刘富仓，年龄比我还长10岁。

当时是79年8月，县上文化馆那人来集贤村组织我社到咸阳地区汇演，当时周至归咸阳管。创作是几个人不谋而合，感觉到咱这节目还是好像得补充上一个新的。几个人就在一块儿商量，咱是不是更新一下，咱用咱的鼓点、曲子，咱把它的速度变一下，弄一个比较有激情的。这个曲子创作在9月、10月左右，去咸阳演出大概就是个10月份④，因为我记得就是家里头快种得麦子了。

那个曲子头一段比较欢快，就是今年丰收了，大家都很高兴，庆贺一下。第一段基本上是创作为主。第二段慢，好像是抒情，就是忆苦思甜，回忆过去一些艰难困苦。第二段我用的我的《捎板》（一）（注：第一段），基本上没有大动。第三段是慷慨激昂，就是以后还要继续奋斗，争取明年再有更大的丰收。这曲子大意就是这样。

第三段我用的是《捎板》第二段比较多，我把那个速度变了一下。《捎板》第二段是管连笙分奏，先是管独奏，下来是合奏。我还是用的那几个字（注：谱字），但速度变快了。基本上用的是《捎板》，连《道情戏》里头的句子。我把好几个曲谱给它整理，几个人商量，这个曲子里摘上几段，那个曲子里摘上几句，把曲子这边一组织，那边一组织，把这一句子变成那一句子，综合了一个第三段。为啥叫个《古曲新编》呢？就是把很多很多的曲子综合了一个新的。

当时拿鼓、拿铜器，拿的管、笛连笙，业（注：从事、试做）了一下，最后还有些变动。

兀儿曲子一直从开始到结束都加鼓点儿着呢。第一段开始那个鼓点也不是咱鼓乐的鼓点，是新作的。过去那个“文革”的时间因为我敲的鼓太多了，像打鼓拍，到剧团秦腔戏里也敲过鼓，年前时耍社火我也敲过鼓，这里头胡乱想下的。这里头的鼓点基本上不像咱鼓乐里头的曲子。因为鼓乐里头的有些鼓点，当时考虑了一下，有好多的鼓点把这个曲子起不起来，达不到那个气氛。第一段就是拿鼓起曲子，因为鼓一响，立马给人来个烘场嘛，这个曲子欢快得很。

第一段完了没有鼓，因为那个节奏上是从紧一直落到慢，落的那个尾刚刚接第二段是融洽得很，要求要和谐合律，就是兀儿样子。第二段完了锣鼓速度陡然上升、变化，进入第三段，第二段完了没有鼓高潮的第三段就起不起。第三段一直到快、更快，中间插了几句子鼓，爽一下这个心情。最后第三段的结尾稍微慢了一点，连曲子连鼓一搭儿结束。

到咸阳去的那时候是（东、西村）两个社在一块合着，因为是西村当时没有司鼓的。（东、西村）两部分人差不多，东村是我的领导，西村一个领导。当时就是一个团队，西村也敲《庆丰收》了。西村没有司鼓的，它的人学过去有时间不用，可能也就忘了。79年以后西村连咱合着把那曲子演过，一直到现在那曲子它（自己）再没有演过。

当时（李黎、刘富仓）他两个给这曲子起的名字是“迎来丰收又一年”，前二三十年都叫这个。前十几年我觉得繁琐得很，直接叫“庆丰收”三个字算了。

我们平时不演奏那个曲子，原因是那曲子好像是连鼓乐稍微有些脱节，那个鼓点的打法好像连咱鼓乐的鼓点不太迎合。那里边有些鼓点是我组织下的，是新东西一样。我们平时基本上保持着过去的风格，《庆丰收》基本上一年演不下一回呢。

《庆丰收》好比说是在观众多的时间，助一下兴，热闹热闹，偶尔演奏一场。好比说是庙会啊，或者就是春节啊，有时间就是人多，大家就说是来一个快点的，为了喜庆、欢快。基本上是在正儿八经的鼓乐场合上我没演过，基本上在鼓乐专场里也没有演出过。这个曲子因为也长，三段下来就是7、8分钟时间。

我去年（2017年）在新加坡演了《庆丰收》，去年的9月27号晚上，因为是中国大使馆庆祝咱建国68周年嘛。演了三场，在新加坡大型音乐厅演两场，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演了一场。《庆丰收》只在大使馆那场演，那场就是这一首曲子。去新加坡主要演传统曲子，当时西村也去了，就这两个乐社⑤。

2015年，西安音乐学院派民乐系的教师王寒跟我学习鼓乐，学了这个曲子。后来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演出队，也演出过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我传到音乐学院去了。

音乐学院演出的时间把我的曲子还稍微有些变动，曲子没变动，鼓点有些变动⑥。王寒跟我打过招呼，我说你随便。

这个曲子之外再没有创作新曲子。大家要求要原汁原味，创作的思路人就不敢往这想。当时为啥说是我在四十年前（能创作这个曲子），唉，这些专家还都接触得不太多。

现在咱是大段地演传统曲子。“文革”中间是我一次创新，下来到79年还有一次创新，（总共）两次创新。

（三）艺术熏陶

我们村子特别大，文化气味儿特别浓厚。原来在旧社会的解放前，就有八个组织会嘛。鼓乐两个社，曲子两个社，道情两个社，东村有啥西村有啥。还有一台木偶戏一台大戏，大戏属于全村的，木偶戏兀儿还是个私人的，一家子的。

我们村子原来有一个应梦社，是秦腔团，解放前的事嘛。我们村那个剧团基本上到那关中平原上还是很有名气的，相当有实力。

曲子就叫小曲，或者是接近于迷胡的形式的。它不是演戏，没有服装，跟自乐班形式一样。也有打击乐，也有弹拨乐，以三弦为主，三弦、二胡。

那你像道情会那就是简板、渔鼓。道情会基本上都说的是神，它的那个内容一满说那《八仙过海》啊、《韩湘子卖道袍》啊。还是自乐班形式的，没有动作，也没有服装，都是围着一圈子。当时那个时候咱鼓乐也没有服装啊。

木偶戏和大戏都是秦腔，木偶戏的音乐和秦腔完全一样。他晚上是皮影白天是木偶。

木偶戏、大戏和曲子、道情你请他演就得给人家费用嘛，鼓乐社别的人可请不到去。比方说是我们社里头哪个成员的家庭老人去世了，或者到活动上，这可是免费的，别的、社外的人可叫不去。

曲子连道情到解放后基本上好像是活动得很少很少的。解放后不是有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个政策给是，道情会一满说些神、鬼啊，戏的种类上、台词上都是神、鬼一类的，后来人家国家也不提倡，也就零碎零碎地就没有了。现在只有两个鼓乐社，那六个会都不在了。

可以说是我这个文艺素质就是在这个文化海洋里泡大的，我也特别爱音乐，小时候就跟着大人看戏、看各个团体的演奏，脑子里灌的太多太多得很。

到“文革”时间就是因为啥，就是鼓乐到瘫痪的时间，我也演过节目。经常在团队实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排得个小型节目，那我还是敲鼓。再一个就是小型的小折戏，我都会。我现在伴奏秦腔不行了，脑子知道，手不行了，以前没问题。

（四）鼓乐传统曲子的节奏变动

有些曲子我在老传统上稍微有点变动。老师给我教下的有时间好像那个节奏上不太融洽，或者是从第一段转第二段是平平淡淡地转过去。就是原来有些曲子在这个转变的时间节奏不太明确，还有些好比这曲子临落尾接第二个曲子，好像不很自然，不是咱上楼梯，一步一步上得很稳当。过去的前一辈人对这个节奏上可能还有些不太了解。

但是他给我教下的原原本本的我也不敢改，我改的时间还按原来的演奏方式，不过是稍微地把快慢、节奏，把那个字（注：谱字）调整了一下，也不敢说那叫创作。就是赶演奏的人心里很清楚，这第一段完了，下来就要转到第二段去，就有一种印象了。

这类情况我改变的曲子比较多，基本上有些曲子达不到音乐标准的话我都改。

二、何家营何忠信先生及乐社⑦

（一）“文革”及稍后的革命歌曲

我68年开始学（鼓乐）就是《东方红》学起，就是拿简谱先跟着溜着学呢，这些歌曲是我们为了便于搞学习。

原来比我年龄长个六七岁个人，他也是个半迷的，他简谱也有些感兴趣，后来俺俩在里头有时就吹一下简谱歌。他是乐社成员，现在也不在了。他叫何兴善，他也吹笙，那个人也很喜欢（音乐）。那个人比较脾气固执，不随大流。你像过去那些歌曲都是我两个在兀儿吹呢，当时我们都是吹笙。

我68年才开始跟人家溜达着学习呢嘛，能吹歌曲那就到七几年了。李（石根）先生70年代到乐社来，我还没有正式学呢，那就是才跟着溜达。到75年以后就像《地道战》那个《太阳出来照四方》⑧、《东方红》呀，我俩就主要在吹那两个曲子，吹了好一段。《社会主义好》呀、《三大纪律》呀、毛主席语录歌呀、《二小放牛郎》啊，也吹。这些革命歌曲到“文革”后一般就不再用了。

（革命歌曲）当然老年人都不吹，乐社不活动。老年人也不懂简谱，他们也不会吹。老年人吹点简单的鼓乐里头的行曲，小曲子。一般人对这也听不来，也不知道做啥呢。

老年人吹是自己活动，自己排练的时候。朝山这些正式的活动那偶尔也有，“文革”以前、“文革”中间都少，这都是“文革”后期的活动。乐社本社的老年人去世那还是要去给他们送送纸，那还是活动着，“文革”中也有。

你像我们演《歌唱华主席》，是华主席才上来那年，77年么78年（注：应为77年）。在县文化馆有专门负责文艺一个王自义，前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拿简谱翻的工尺谱，让我们学，第二天晚上就在长安县礼堂演奏呢。也是传统的乐器笙、管、笛加锣鼓，锣鼓按行拍，就是路曲子的形式敲。当时是一个文艺汇演，就演了这个曲子，人家节目多嘛，兀一阵传统曲牌不太好演。这个曲子后来那一阵平时练习也吹。

老年人上学简谱都是由《歌唱华主席》兀儿才倒过（去的），就光能吹那一个曲子。

这些曲子过去没有条件录音。乐谱拿简谱一翻背过就行了，没有保留。传统乐社人家都一般不看谱子的，背会了才上演，一上演那就再不看谱子了。

你像到80年左右那我基本就学曲子，基本上一般曲子跟老人都可以吹了，有些活动就比较多了。那有时候参加下社会活动呀，你像朝山进香活动啊，就基本上能跟着吹了。

（二）与居士合作的佛乐

可能前20年，我们还学了下佛乐，也是拿简谱学的。

西安有一帮子老太婆，有一个人组织叫张纪兰，她们经常到庙里去。她们在西安解放路五路口的革命公园里头排练的时候，是拿简谱学的。我们到那去过两回，以后就是老太太（注：张纪兰）过来。

学习都是平时学习好。那老太太又能唱又能跳，她隔一段来给我们教下曲子隔一段她给我们教下曲子。跟我们来一唱，把音一录，把谱子给我们，我们平时就排练自学嘛。她们也来跟我们合练嘛。咱们拿简谱学、乐器吹，人家有唱歌、舞蹈，咱们给（jǐ，拿，提供）乐器伴奏，唱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跟人家共同唱嘛。

曲子是她们提供的，老婆那（曲子）主要就是赞佛的，唱点观音菩萨呀、佛爷呀、《三皈依》、《励志歌》呀，这一些内容的，我有一厚沓沓的（乐谱），那多。

乐器是笛笙管，做成简单的节奏乐器，就好像咱们鼓乐演奏的行曲形式一样。

人家有活动了她们邀请我们去，把老太太叫来咱们在这一排练，有活动就去了嘛。

以前她们是在西安革命公园那地方，以后下来她就到灞桥那地方，有个老洞，就是老洞庙，也是个新建的庙。在过去来说也是一架山，兀地方有一个人，原来在文化局呢，他退休了以后自己把那一架山租到手，在兀儿搞呢。张纪兰去到后给他投资赞助，修庙、修佛堂殿。搞好以后那个人不咋行，张纪兰退出来了。

她现在在永寿有一个沟道里头弄了个观音庙（叫陕西永寿神泉谷慈善温馨乐园）。过去有个庙，最后毁了。她在那投资，过去永寿有一个人也是合作了，以后那个人中途也不搞了，张纪兰跟那一些居士老婆资助，建起了个庙，她现在在那是主持。还有个梵呗艺术团，当时就是她跟我们合作，我们有这么个名词儿。

她们当时没有付费，免费的，高兴着去搞个活动，像那走得远我们都是自费去的。有个两年左右时间都参与着呢，人家他那庙会活动不是经常参与，有庙会时间才能去。她在老洞那地方呢比较近，（我们）有时也去。后来咱们这的活动相比较慢慢就多了，再一个她以后到永寿去了，地方就比较远，咱们有时好几个事情跟她们重叠了，就去不了了。到现在还有联系，主要咱们有时间，就可以去，这些年也去了三、四回了。

（三）在小雁塔学习的佛乐和西安鼓乐僧派曲子

再一个一二十年前我在小雁塔（景区）也弄了多年，吹的是鼓乐，也是拿简谱学的。

2000年以前小雁塔有啥活动就是叫我去。有个叫李铠的，在小雁塔由两千年才开始，收了一下学生娃们，在兀儿办了一个龙族妙音女子古乐艺术团。主要是艺术团，鼓乐吹的少。由2002年以后，人家李铠跟小雁塔那个孔正一就是馆长达成协议，以后咱们乐社就不能到小雁塔去了，人家李铠在兀儿呢。李铠在小雁塔搞那个艺术团的时候是音乐学院的余铸教的焦杰去给教了，余铸的是当时在音乐学院呢，给音乐学院教呢。

李铠当时邀请我给他在兀儿去了，就我一个人到兀儿，乐社其他人没去，说白了就是挂个名呢。因为我也不懂简谱，他们给我尽拿简谱学呢，我也就跟他适应一下简谱，更熟悉了一下。去了以后就是李铠叫那学生把谱子给我复印一份，人家（古乐艺术团）演奏的时候我先看两遍，慢慢就跟着溜达，不是专门教。

我在小雁塔里头跟李铠那边也学了些佛乐，教了十几首曲子，你像这个有《灵山颂》、《梵王宫》、《大佛登殿》、《华严会》、《五本经》、《三皈依》、《水鼓子》、《双玉环》。这都是由李铠兀儿，说是余铸给他传的，李铠说这佛乐焦杰没有学过。这几首曲子音乐学院没有搞过，这些东西就没在鼓乐社里流行，就是李铠那个艺术团他偶尔演。

咱这个全部是简谱传承，《满园春》、《十六拍》、《朝天子》、《四朝元》、《豆叶黄》、《婆罗门引》这些（西安鼓乐）僧派的曲子都是简谱。他这都不拿工尺谱传，各乐社他传都是简谱，也就是焦杰给李铠传嘛。

焦杰没有给何家营鼓乐社教，简谱它进不到何家营鼓乐社。在过去来说在2000年以前，这个简谱在何家营鼓乐社那是铁公鸡一毛都不拔。以后就是人家有些事情演出人家都拿简谱唱呢，咱的为了学习快也随着人家拿简谱学唻。后来我又是在小雁塔兀儿，人家李铠名义是请我去呢，实际上我是在兀儿跟人家学了一点简谱知识。

“文革”以前简谱那就是咱上学的时候咱就会唱嘛，上学的时候人家就老师给教一点简谱。那会儿拿简谱唱就是咱会唱啥歌把谱子拿手里随歌词着唱调子呢，不是先唱调子而是会唱歌了才套调子；现在按简谱要求人家就是先会唱调子才能唱词嘛，对着吗？我（所以）说当时就是自己会啥的才能慢慢学着吹，不会的你就没办法吹，对吧？

（古乐艺术团）搞了也没有几年人也就散了，那些娃们现在人家都成家了。现在偶尔有活动他（小雁塔）是临时叫人，大部分都是退休工人，没有人了以后他在音乐学院叫些大四学生，去也就凑合就能演，他没有乐社了。我们（乐社）以后就不到兀儿去了。

（四）改革的问题

现在要拿传统乐器演现代歌曲那就是没有人家民乐呀、西洋乐演着好听。咱们不用现代乐器，就是笙管笛。拿笙也吹现代歌曲，但是吹出来没有人家这个现代乐器演出来效果好。西方乐器音韵各方面人家比咱这个比较繁一点，咱们这个比较单调一点。现代乐器目前现代人欣赏就是比较好一点儿，但是他演出来鼓乐味道可不是原来传统乐社韵出来这个曲子、演出来这个形式。咱们演老曲子人家不懂，主要他欣赏不了，外国人对鼓乐欣赏可有味道了，但是咱们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个听不进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像外国的交响乐你叫咱听也听不进去，你不知道人家弄啥呢。

新曲子俺能演，但是俺不演，演出起来人家反而问现代曲子你听啥呢？

现在有多少人都问我看能改革不能改革，我说如果拿传统音乐来说就不能改革，如果要拿西方音乐来说就可以改革。好多媒体来了问我说那你这个咋不改革呢？我说鼓乐再改革我们就用不上了。一改革人家现代音乐、西洋音乐文化人家比咱这个鼓乐好听得多嘛，尤其适应于现代人欣赏嘛。作为传统乐社我认为应该是原生态的尽量地保持。

如果改革以后比方说演一场节目，再演一段改革的现代乐曲，那就不叫鼓乐，那就叫艺术团了。

可以改革，改革归改革，传统归传统。改革就得在一场节目里，比方在一场专场里头一个多小时，能演个两个、三个（改革的）曲子也无所谓，在前边要把解说词给人家加上。（或者）一个小时节目我可以改革上20分钟、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演原生态的，两个对比对比，也可以。

但是谁来给你指导，谁来给你培养这些人呢？乐社又没有经济，现代社会张嘴就是钱嘛。改革要专业人员来指导，民间不好搞，也没有这个水平。

三、南集贤西村田孝梨先生及乐社⑨

西村“文革”中演奏过革命歌曲，那就是一个特殊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文革”后没演奏过，没有乐谱音响。曲目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就是这些。用笙和管子、笛子演奏，没有什么变化。打击乐器跟着乐曲的节奏去打，没有固定的。

配唐诗是（20）02、03年开始，早先呢由我配了两首，还有陕西省文化厅有一个艺术处的老处长叫雷达。雷达老师就配这个《春晓》，是配的念词《茶叶词》；《阳关三叠》和《早发白帝城》是我配的，《阳关三叠》配的是《石榴花》，《早发白帝城》配的是《坐帐》（注：《石榴花》、《坐帐》均为打札子乐曲）。

我们现在配了几首《诗经》的歌曲。总政原来歌舞团有一个刘森老师，他在这些方面研究比较深，也有这个情怀。（20）09年跟刘老师才合作，刘老师配的是《诗经》，还有《尚书》一段。

《诗经》有一个《周颂》里边一个《维清》，还有一个《公刘》，还有《玄鸟》。《公刘》是《雅》里边的（注：《大雅》），《玄鸟》可能是《商颂》。配在最前面那个《十板头》和中间有一个《接圣旨》还有一个《圣寿乐》，好几个乐曲，是小曲子（注：《十板头》、《接圣旨》为打札子，《圣寿乐》为耍曲）。选择乐曲主要是一个情绪的吻合，和《诗经》诗的内容相吻合，而且他这个词和曲配起来以后可以说是严丝合缝。

《尚书》就是那个《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那一段，配的也是《圣寿乐》。

《诗经》、《尚书》这部分内容我们从来没有向外公布过，就是这样唱。

北词像《南吕一枝花》，北京有一个南山华德福学校，有一个音乐老师，他已经给北词上配词了。北词这些他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一两首，他就给那个上面配的词，而且也是配的是先秦时候的一些经典的文论。他只是给学生教，只是在他们那个学校教。（我们）乐社还没有演出过。

这些创新曲目演出的场合也不一定，有时候在一些学校，给孩子们演一演，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广泛、宽泛的有观众这个场合演一演。

配唐诗和《诗经》这些我们确实还是愿意这样去做，因为他更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去反映这个音乐。社会在向前发展，你抱残守缺也不对，但是呢咱们现在要保留传统乐曲。传统曲目丢失了很多，新创一个是费劲，第二个是对不起老祖先。继承都没继承完，谈创新有点为时过早。（乐社现在）乐曲没有创新，还是（在）保留，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慎之又慎。

现在田中禾老师会的曲子乐社都能演奏，六调、尺调两套坐乐，曲子近百十首。

四、东仓赵筱民先生及乐社⑩

我们在大唐芙蓉园演出的曲子有4部分，平时演的曲子有3部分。

第一部分是《傩舞》，就是大傩。用的东西全部是鼓札子，锣鼓伴奏。不是西安鼓乐的鼓札，这在网上荡的。是音响，我记的谱，配上这个舞蹈演员再跳。也用了西安鼓乐的札子，但是不是全的、完整地用呢，是截的，跟网上荡的结合，意思就是改编的。乐器还是用鼓乐的乐器，还是用的鼓、铙、镲、钹还有加上马锣嘛，都是打击乐器。还有芙蓉园的编导组和我们一块儿搞的，加上编排。舞蹈结合鼓札嘛，人家出舞蹈演员，鼓札他们也参与编排了。

第二部分是《霓裳》，就是《霓裳羽衣曲》。也配的舞，舞蹈是编导组编排的。然后用的鼓乐的曲子《五色鸟》，属于散曲。不是用的全的，用了一部分，因为用全了时间段太长了。用的部分是我截的，根据编导说的这个舞蹈的时间段，我们决定掐曲子的长短。过几天你（编导）说这个曲子不行，咱再换个曲子，人家把舞蹈再重新一编就对了。要不断地变呢。

第三部分是纯鼓乐，传统曲子。

第四部分是搞接待的，每一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演的曲子，叫《普天乐》，不是鼓乐的《普天乐》。这都是创作的新的，人家有时候也请人（创作）呢。现在人家都是大型活动就需要有现代气息的兀一个东西，再结合上有一点古韵。要结合现代这个人的欣赏价值，要有一种气势呢，人家接待都讲究个气势。

《普天乐》谱子是他们提供的，乐器用编钟、用古筝、用琵琶、用阮了啥都可以用嘛，根据需要来。我跟人家答复的是我只有仅有的乐器，我能上啥弄啥，我只是有琵琶和古筝，然后笙、笛、管，然后打击乐，没有的东西我就弄不成了。我这乐器不够他们没有再找人，所以他把兀儿编钟了啥序曲的前头都是搁到上场前的一个上道具的过程。

大型活动的曲子只有《普天乐》，俺们目前这两年人家要求这样做呢。咱演了两回牵扯版权的问题又弄不成了，第一次演了人家说是算了，结果又演了一次。我这从来在外边给人弄曲子弄啥（注：指教授西安鼓乐）从来没有谈过版权的问题。弄不成了以后很简单嘛，咱自己再创作就完了。因为我这个环境跟别的环境不一样，人家有时候需要鼓乐有时候不一定需要鼓乐，然后你就要有几手准备呢。所以这回头就是自己再编上一两首曲子，以备后用嘛。

那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人家部门给提供的，我就是现有的这个资源，鼓乐是一部分资源，我的乐器是一种资源，人是一种资源。编导组要求咱们做啥咱们就做啥，因为你是人家体制底下的人嘛。在有些活动中人家定方案，咱就是配合人家演出。

我们属于文化艺术发展部，是芙蓉园的一个部门，负责整个园区的演出。人家有歌舞、舞蹈、其他的，还有请外来的，都全部编排。有编导，有景区的，还有主题演出的，有一二百人呢。

招收这一批娃们已经从2004年到现在了，光这一茬子14年了，还不算我以前干的。大唐芙蓉园是（20）05年4月份进去的，我们是06年4月份进去的，开业的第二年。一个乐社20多个人，一年要一百多万哪，一个人平均（一个月）5000块钱。

因为你在芙蓉园演你要变呢，你不变你不创作你就不适应这个市场嘛，但是你又不能丢传统。你编出来还要叫大家认可，人家不认可也不行。那人欣赏水平不一样，只能叫大多数人家认可就行了，要全部认可也不可能。

结 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安鼓乐民间乐社及艺师在表演曲目上进行了数量不少的创新，乐社及艺师也不是与世隔绝地只演奏西安鼓乐。由于所处的具体时空环境、才能和思想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差异，不同乐社及艺师的曲目创新形式各异、程度不同。

以古取胜的“活化石”西安鼓乐应该凝固不变还是适当创新？怎样把握乐种本身创新与艺术团的界限？创新求变是否必然影响保持传统，坚守传统与适应求变能否在同一乐社和艺师中一体两面、并行不悖，或在不同个体中各有侧重？以（艺术）团养（西安鼓）乐是否是乐社生存的可行之道？在西方艺术音乐、流行音乐以及现代民族音乐等音乐同类高度发展的苛刻环境下，守望精神家园的传统民间乐社曲目等方面的创新之路应如何走，学者、作曲家等现代音乐人士在传统民间乐社的曲目等创新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些都是西安鼓乐当今发展道路上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注释：

①记录稍多的有李璇：《西安市周至县南集贤镇东村鼓乐社六十年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对南集贤东村乐社顾景昭先生文革期间演奏革命歌曲的记述，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68-69页。

②据笔者对顾景昭先生的6次电话采访（2018年8月8、10、15日，9月17日，10月8日，11月13日）及1次微信采访（12月23日）。

③据南集贤西村乐社田孝梨先生所述，剧团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结束的。——2018年12月21日笔者对田孝梨先生的电话采访。

④“集贤古乐……七九年十一月参加了咸阳地区群众文艺调演，获得演出一等奖。”刘富仓：《周至民间艺术——音乐、舞蹈、小戏、曲艺·集贤古乐》，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周至文史资料第五辑》，内部发行，周至县印刷厂印刷，1990年，第72页。

⑤ 2017年9月28日下午3点、晚上7点半，南集贤东、西村乐社在陕西省文化厅组织下，赴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演奏传统鼓乐曲；9月27日晚东村乐社在中国驻新大使馆演奏二度创作乐曲《庆丰收》，是《庆》曲专场，很热闹。——据2018年12月23日南集贤西村乐社田孝梨先生发给笔者的短信。

⑥据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王寒先生所述，主要是变鼓，旋律和铜器变化不大。——2018年8月10日笔者对王寒先生的电话采访。

⑦据笔者对何忠信先生的6次电话采访（2018年8月10、26日，9月9、14、16日，12月29日）。

⑧即《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地道战》插曲。

⑨据笔者对田孝梨先生的2次电话采访（2018年8月10日，12月23日）及1次短信采访（12月29日）。

⑩据笔者对赵筱民先生的2次电话采访（2018年9月15、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