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勇胜

1893年年末，朝鲜南部全罗道古阜、泰仁、釜山、全州等地同时爆发农民抗争运动。新年之际，全琫准等人的请愿运动遭到官府镇压，遂于正月十日（2月15日）率领千余名农民攻击了古阜官衙，与官府的矛盾逐步激化，并在5月7日攻占了金沟和扶安，再于5月11日在黄土岘击败全州奔来之官军，5月17日一举攻占灵光，20日又攻克咸平。与此同时，忠清道、京畿道、江原道、黄海道等地农民也纷纷起事，使上述地区的统治陷于瘫痪。这次农民运动的总爆发，史称“甲午农民战争”。①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52页。至5月31日，全罗道首府全州被农民军攻占，次日，朝鲜政府一边向清朝政府请求援军，一面决定对农民军进行宣抚。6月2日，日本内阁面对国内外政治局面，做出“出兵朝鲜”之决策。对于这一近代日本第一次国外用兵的重大事件，《朝日新闻》是第一时间向朝鲜派出从军特派员的大众媒体，并在甲午战争前期刊发了大量涉及日中两国军队动态和朝鲜时局走向的通讯报道。

众所周知，《朝日新闻》是日本五大报纸之一，1879年1月25日创办于商业都市大阪，最初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带木版插画的“小报”。创刊时的出资人为商人木村平八，经营者为木村的长男木村騰。其时，村山龙平受邀投资，成为名义上的社主。后来木村家经营不善，把报社资本全部转让给村山，由他和上野理一共同经营，至1883年发行量一跃成为全国第一。为扩大影响，由地方报纸走向全国报纸，村山等决定进军政治中心东京，遂在1888年收购星亨经营的《觉醒新闻》，创办朝日新闻社在东京的分社，和大阪发行的母报并行经营，直至1940（昭和15）年重新统合两地报社，恢复创办时的报名，以迄今日。鉴于本文论域的时限，文中分别以《东朝》《大朝》简称《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若称《朝日新闻》，则是两地报纸的统称。简称“朝日新闻”，则兼指报社这一机构。

本文以中日两国8月1日宣战前，朝日新闻入韩特派员山本忠辅和西村天囚的系列通讯为线索，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东朝》的相关报道，着眼于信息传播的过程和报纸版面呈现的视觉形态，把报社派出记者、版面设计和系列通讯的命名调整等一系列活动都视作媒体行为（mediaevent），借此媒介研究视角，把朝日新闻特派员本身的形象前景化。同时也借此探讨朝日新闻在对大型突发事件追踪报道的过程中，在哪些方面形塑了朝日新闻的版面形态及其通讯报道的文体风格。

一、特派员派出及其通讯揭载情形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面对国内外政治情势，决定“出兵朝鲜”，并随即发布了由陆海军联合发布的军事涉密报道规则。紧接着，《东朝》涉嫌“危害治安”，受到6月5至7日“禁止发行”的处罚。

目前，我们已经看不到6月4日的报纸内容，从8日报纸“解停”公告①此时日本的新闻审查还是由内务省警视厅及警保局在运行，审查和执行依据是《治安条例》和《诽谤条例》。自6月7日起，因涉及军事行动，依据“陆军省令第九号”和“海军省令第三号”，扩大了新闻审查的范围，各地兵站和广岛大本营均设有新闻审查机关。参见《东朝》1894年6月8日“解停”社告，及《杂报》栏头条《记载禁止》。来看，虽然说是因为报道“朝鲜事变”的号外而罹此“奇祸”，但毫无疑问还与其时国内政局相关：3月1日以来日本国内正在举行的第三回总选举，进而5月15日开始召开“第六次议会”，在5月31日的众议院大会上，通过了政府不信任上奏案。此前《东朝》积极报道议会斗争的内容，特别是在野党“对外硬派”的相关活动②散见于5月后半和6月的报导和社论。，以此遭到政府打压，可能才是报纸被禁发行的真实原因。

在1894年6月初这一日本政府国内外政策大动荡时期，《东朝》被禁事件，作为一种征兆预示了政府此后强化新闻审查的趋向，也是朝日新闻此后新闻报道上的自我审查意识觉醒的表征。

《东朝》在 6月 8日（参见图 1；9日再刊）《社告》中说：本社已于5日派遣“朝鲜特派员”山本忠辅赴朝，在常驻通信员之外，借此机敏灵活的现场观察，更加“精细明确”地报道“东学党变乱”的大小情形。但毕竟此时还仅仅是加强对朝事务报道的开始，随着不断变幻的政局和外交局势，各大媒体还处在观望形势发展的走向，在上述《社告》末尾，朝日新闻社即声明，将会依据朝鲜的情势发展再加派数名特派员。

一周后的6月15日 （参见图2；17日再刊）《社告》公示了“第二特派员出发”的消息。此处所说“第二特派员”即西村天囚，与天囚同时派出的还有其弟西村时辅，被派往本州最南端的马关作为接应，同时关注陆海军动向③隶属山口县的马关因其是本州岛距离朝鲜最近的港口城市，被设置为日本陆军出兵朝鲜的集散地。陆军前往朝鲜的另一出发地是广岛的宇品港，首批被派出的陆军为驻广岛之第五师团之一户大队和大岛旅团。另外，此前6月2日阁议决定出兵朝鲜后，于5日设置大本营，以统辖陆海两军之战时调度指挥，大本营初设于陆军参谋本部（详见《东朝》1894年6月15日《大本营之设置》之说明），随着成欢、牙山战役日本获胜，接下来筹备平壤决战之际，战时大本营随着明治天皇“御驾亲征”迁至广岛（详见《东朝》1894年9月11—13日相关报道）。。

图1 《东朝》1894年6月8日《社告》

图2 《东朝》1894年6月15日《社告》

朝日新闻的上述动向，是报社根据时局变化做出的记者调动和报道安排。从中可以看出，在派出记者和向公众示知之间，其实体现着对时间差带来的信息发布时机之用心，这与媒体机关本身对时间和信息传递速度之敏感相关。这还可以从此后揭载的特派员通信中记述的自身行踪窥见一斑。事实上，特派员的行动大都早于报社公示时间，而记述其行踪的通讯在报刊上展现要在一周至十天之后（特派员通讯写作时地、发送时间和揭载情形，详见表1），这固然是受制于信息传递的通讯条件（其时主要为电报或邮船），但也与报社的编辑意图不无关联。

以朝日新闻赴朝“第一特派员”山本忠辅为例，《东朝》在6月8日恢复发刊之际公示说，山本已于5日出发，前往朝鲜现场观察报道“东学党变乱”形势。而据6月22日刊出的山本氏系列通讯之首篇《鸡林风云录（一）》①《东朝》1894年6月22日第2面，并注明为：特派员山本忠辅6月12日仁川发。，山本于6日下午自大阪出发渡韩。这一天的差别，应该是山本受命后筹备行装所致。

《公告》所说的6月5日，正是《东朝》被禁的首日，且被警视厅要求停止发行尚未发卖的6月4日的报纸②参见《东朝》6月8日第1面《解停》一则中所引警视总监发布之训令。。朝日新闻社当此之际，自然要寻求新的报道话题，此时关于朝鲜动乱的报道已渐渐成为日本国内舆论的焦点话题，而关渉外国事务（特别是朝鲜与清国）的报道，就成为其自救之捷径，同时也是规避新闻审查的一条避祸之道。

关于甲午战争时期朝日新闻朝鲜特派员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文章，目前还未见到。在已有的西村天囚传记资料中，对其甲午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一笔带过③如后醍院良正所编《西村天囚传》上、下卷，后醍院氏另有《西村天囚传》（《学苑》三四一）、《续少时之天囚》（《怀德》三七），以及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丛书二三》中《西村天囚》（昭和四十年，即1965年）。较新的天囚生平论述，见町田三郎《西村天囚论》，初刊《九州大学哲学年报》四十二辑（1983年1月），后收入町田氏《明治的汉学家》一书。该书中译本有连清吉译本（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其中对西村天囚甲午入韩之行仅有如下一句：“明治二十七年五月，朝鲜全罗道的东学党员约三千人蜂起，中日战争点燃战火。天囚和甫入《大阪朝日新闻》的时辅，同为特派员，派遣至朝鲜作战地报导。此为同年六月之事。”（见连清吉译本，第177页）。，遑论对其渡韩过程和所写通讯的研究。而朝日新闻社史相关的图书，也不会关注每个记者的详细活动④朝日新闻社社史编辑室编《朝日新闻九十年》（朝日新闻社，1969年），也只以一句话介绍派出特派员而已：“本社はまず山本忠輔を京城に特派（六月九日社告）、ついで同じく西村天囚を送って（同十五日社告）通信に当らせるとともに、马阕には天囚の弟时辅をき、通信连络に万全を期しに”（第165页）。。因此，本文以山本忠辅、西村天囚的系列通讯《鸡林风云录》和《入韩日录》为线索，参照《东朝》上的相关报道，对渡韩特派员之入韩行踪加以梳理，同时特别关注他们发回通信在报纸上呈现的特征，进而探讨形成这种特征的制版排版原理，并藉此讨论朝鲜特派员体现的媒体行为、报社意图，以及由此形成的版面编组变化和记者文体意识的互动关系。此外，也试图从媒体研究的视野出发，对大众传媒应对大型事件的新闻报道之叙事特征提出一些较具普遍性的看法，以深化相关讨论。

我们首先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入韩特派员山本忠辅和西村天囚二人的系列通讯／通信在 《东朝》刊出的情形，然后就其总题名和刊载次序略作考辨。在此，除了要提请读者注意上文提及的写作、发送和揭载的时间差之外，这些通信报道在各期报纸上刊出的版面位置和刊载形态也应予以特别注意，其中自有玄机。

其中奥秘之一，即在于对明治中期日本报纸制版、排版的一些技术手段的了解。通过现在看到的朝日新闻的报纸实物，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其在制版、排版方面存在如下原则（为本人结合报纸实物形态和排版技术的原理所作推断，还有待验证）：大体上，1890年代的日本报纸在版式上仅以一条竖线作为 《社告》《电报》《杂报》《社说》等同一面报道的区分——严格地说，由于制版、排版的技术因素，其时的报纸首先是以“版”为区分单元的，然后才是每一面内的栏目之别。具体来说，所谓“版面”实际上有“版”和“面”的不同，“版”指的是报纸对开的两面，称为一版，制版时在一个版框内排字，每一面的内容是单独编排的。

以1894年的《东朝》为例，其版式为自右向左行文、直行连排。其时常规版面为每期六面，即为四版：第1面和第6面为一版，第2面和第5面为一版，而第3面、第4面各自独立制版，每面六栏。正因为这样，第1面有报头，而第6面为常规的商情汇报，版式相对固定，放在一起制版就相对便利。同样道理，第2面和第5面设在一版，对报社来说，作为言论窗口的《社说》（即社论）就在第2面头栏开排；而两篇带木版插图的“连载小说”则一篇放在第2面下部，刚好排满第2面最后一栏；另一篇小说则在第5面头栏开排，其后多是图书广告类出版信息。而后世新闻史家称为“三面记事”的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则是另有专人负责采编和排版。由此“三面记事”可知，在其时人的意识中，“第三面”自有其独立性。

也正是这种制版、排版的原则，才会出现山本和西村两位特派员的系列通讯版面位置大多分布在第2面的现象，因为第2面刊发的多为篇幅较长的新闻稿件，如“社说”和国内、国外的重大政经新闻。如果是出现在第4和第6面，必然是这一时期的战事报道蜂拥而至造成的栏目临时调整所致，从而暂停第5面连载小说的内容，来编发特派员通讯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详见表1。

因此，下表中所谓“版面位置”，确切的说，就其时报纸版面形态而言，“版”与“面”并非同一概念，此处姑且从俗，通称为版面。而就其“位置”而言，虽与“版面”的概念相关，却又有不同，实际上指的是所刊载通讯所在和占据的栏目位置，例如其时《东朝》每面分六栏，从上至下，所在为第几栏至第几栏，占据多大篇幅等。因为无关本文论旨，暂时不予深究。

表1 朝鲜特派员通信及刊载情形一览

山本忠辅《鸡林风云录》 天囚居士《入韩日录》序次 发送时地 揭载时间 版面位置 序次 写作时地 揭载时间 版面位置 内容时间九 6月30日仁川 7月10日 4 6－五、7－六6月29日京城；6月29日午后京城7月10日 4 6月28日7月11日 2十一 7月4日京城十 7月2日京城7月12日 《附录》p2 8－七7月1日夜韩京 7月12日 《附录》p.2 9－七、10－八、九、11－十、12－十一6月29日夜二时京城，6 月30日韩京，7月 1日韩京，7月 2日韩京，7月3日夜7月15日p.6整版续至 7面第一栏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7月3日十二【原刊为“十一”，以下顺延】7月6日京城7月16日 1 13－十二、14－十三7月4日7月5日晨7月16日 2 7月4日7月4日十三 7月9日京城7月18日 6 15－十四、16－十五 7月7日 7月18日 6，第1－3栏7 月 5－6日，7月 7日十四 7月11日京城7月19日 2 17－十六 7月19日 2 7月8日，7日18－十七、19－十八 7月20日 6韩儒生洪钟渊上内务总理大臣书 （日译）及评议；7月10日，国王诏书（汉文），天囚注：朝鲜称传，天囚称之为诏。

山本忠辅《鸡林风云录》 天囚居士《入韩日录》序次 发送时地 揭载时间 版面位置 序次 写作时地 揭载时间 版面位置 内容时间20-十九 7月11日京城 7月21日 2 7月9日十五 7月16日京城7月25日 2 21-二十 7月25日 2 7月11日，10日，12日十六 7月18日京城7月27日 1十七 7月20日京城7月28日 2 22-廿一、23-廿二、24-廿三、25-廿四、26-廿五7月14日京 城 ；7 月15日拂晓7月29日①6 7月12-13日；7月14日；7月15日；7月16日；7月17-19日8月初宣战后的后续报道成欢激战实况，附地形示意图。8月2日仁川发【7月 24-27日自京城随军至成欢的行军过程及成欢之役情形。】8月9日 1日清战斗馀闻8月6日京城8月21日 1 27-韩山新报（1）8月10日京城发 8月21日 2韩山新报【编者注为 《入韩日录》选录】28-韩山新报（2）8月11日京城发 8月22日 2 同上

① 在本日第一面《电讯》栏，有西村天囚和山本忠辅对京城7月23日实况的报告。在他们通信报道之外插入这些电讯，是因为7月23日日军围攻朝鲜王城，发起军事胁迫朝鲜国王的事件。所以，29日的报纸尽快发布了这样的简短信息，而西村天囚的五次《入韩日录》（第21—25回）则被统一安排在第六面揭载，占了整个版面的前五栏（第六栏为《广告》）。这五回《入韩日录》记述的时事时间段分别为7月12－13日（第21回），14日（第22回），15日（第 23回），16日（第 24回），17－19日（第 25 回）。

通过上表可知，在甲午中日战争前期（大略以1894年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为限，但因为特派员写作和发送通讯的时间差等原因，并未严格以此时间节点为据，而是考虑了特派员报道的连续性来作统计），山本忠辅以《鸡林风云录》为总题共刊发系列通讯17则 （若计上关于成欢战役的两则长篇报道，则为19则），而西村天囚在《入韩日录》的总名下刊发了28篇（按一览表中笔者的统计原则计算，数序混乱问题的讨论详后）系列通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由两名特派员呈送于日本国内读者面前的朝鲜时局报道是如此丰富，整体上实现了朝日新闻社的策划目标。

进一步分析一览表中展示的系列通讯刊载信息，首先，令人注意的是编辑部关于特派员系列通讯的命名问题。我们看到，山本忠辅通讯的总题《鸡林风云录》因为外延宽广，大凡涉及朝鲜时局、日韩外交、日军动态、中日两国在韩举措种种情形，皆可涵盖，是以贯彻始终，没有变动。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延续了日本出兵朝鲜前对朝鲜时局的关注风格，是决定派出山本忠辅时就已拟定的。

相比之下，晚于山本一周于6月15日朝日新闻公示派出“第二特派员”的西村天囚的通讯题目却几度变易，经由《观战日录》（7月4日刊，6月22日发自仁川）到《京城特报》（7月5日刊，6月26日发自京城），再到较为宽泛的《入韩日录》（7月6日首刊，6月28日发自京城，从数序上来说是天囚赴韩以来刊出的第三篇长篇通讯）。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天囚通讯刊出的数序上也出现了错漏或曰混乱现象。但是通观天囚系列通讯的数序排列规律，问题并不如是简单。例如，以《观战日录》命名出现的第一篇通讯，却标示为《观战日录 二》。

翻检7月4日《东朝》的其他内容，发现《杂报》中转载有其他通讯社的新闻稿件《京城别报》（6月26日发，内外通信社报），据此可知，朝日自身的入韩特派员天囚还没有发挥作用 （天囚于6月24日抵达京城［见7月1日日录所记“与韩人玄旺运笔谈”中的天囚自述，这则日录初刊于7月12日，15日重刊］，其同样于26日发自京城的通讯要待7月5日始在《东朝》刊出，可能是因为抵达报社的时间晚于内外通信社稿件所致。）另外，在4日第一面末尾的《公告》中又特别提示将在《东朝》“添加四栏半页的附录紧急报道”，其中头条即为“天囚居士”（西村天囚）的《观战日录二》。

事实上，我们翻检此前报纸，并没有发现题名为《观战日录 一》的天囚通讯。只是在6月28日《附录》第一面上刊出的题为《肥后丸会议之决议》的报道，从内容和文风来看，特别是参照《观战日录 二》所记天囚行程，可以断定为天囚所作（上述一览表中已经计入）。如此一来，7月4日预告中提示、刊于《附录》的《观战日录 二》又确实为西村天囚抵韩以来发回的第二篇通信报道，因此在数序上标记为“日录二”也无不可。

上述天囚通讯命名和数序出现的混乱，显然是由于编辑部因应局势发展不断调整栏目设计而导致的现象。

我们知道，在天囚赴韩之际，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已经于6月10日率领先头部队进驻汉城，强力胁迫韩廷改革内政。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军队已大举奔赴朝鲜，若是两国军兵入韩相遇，难免擦枪走火，引起冲突。但是随后，日本政府为赢得国际舆论支持，采取了加快军事行动而弱化外交声势的策略，以“共同改革内政”为号召，与清政府展开外交交涉，直至西村天囚抵达仁川的6月22日，两国交涉失败，进入俄英等国介入协调阶段。

在这种变幻动荡的时局中，西村天囚通讯的总题命名出现变动就很自然：由于一系列外交交涉和列强调停活动，并没有报社预想的迅即爆发军事冲突；由“观战”而“入韩”，说明各方对爆发战争的预期开始降低；而“观战”之另一侧面，即反抗镇压的“东学党”农民军与朝鲜官军的斗争，更在日清出兵朝鲜之后因东学党之战略转移而停息。没有战事，“观战”也就没有着落。名随实移，天囚通讯的总题名不断被调整就成为《东朝》编辑部的必然课题。

另一次明显的数序错讹出现在7月12日和15日，在这两次刊出的《入韩日录》中，重复出现了《入韩日录 七》这一序次。

7月15日揭载《入韩日录 七》的内容并不是7月12日《东朝附录》第二面所载《入韩日录 七》（以下行文以《入韩日录7》标示，以区分于15日刊载之《入韩日录 七》），这似乎属于序号编排错误所致，所以此处应为西村天囚系列通讯第八篇。但事实上，既然上述《观战日录 二》实为以《日录》命名的系列通讯第一篇，那么，如果不把本表所编序次“二”的《京城通信》列入《日录》序列，截至7月15日揭载的《入韩日录 七》，从已经揭载的《日录》序次来看，在统计学意义上就确实是《日录》第七篇。

在此貌似揭载序号的编排错误①因此，题为“日录”的系列通讯事实上并不像揭载的序列标示的25回，而应为24回。如果加上《京城通信》一篇，西村天囚作为特派员在8月1日宣战前发表的系列通讯数目，事实上又确实为25回，如上述一览表序次所列数目所示。，再次证实了报社根据不断变化的时局，自觉做出调整的编辑意图。

图3 《东朝·附录》1894年7月12日所刊《入韩日录 七》

我们进一步比勘这两篇同样标示为《入韩日录 七》的天囚通讯，会发现其内容并不相同，而7月15日刊载的《入韩日录 九》，事实上是按照西村天囚写作时间编排的、已在此前的7月12日《东朝附录》发表的《入韩日录7》；换言之，7月12日揭载的《入韩日录7》在7月15日以《入韩日录九》为题重复发表了一次。

7月15日《东朝》共刊出《入韩日录》五篇，分别发自 6月 29、30日，7月 1、2、3日。其中刊发在第6面的《入韩日录 九》实为7月12日《东朝·附录》所载《入韩日录7》的重刊。若不纠缠于《日录》编排数序问题，单从所述内容时间的连续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视之为具有“号外”性质的汇编。这样集中、连贯地一气读下来，会对半个月前天囚视野中的朝鲜局势有一整体了解。

图4 《东朝》7月15日所刊《入韩日录 九、十、十一》

结合此前编发的《入韩日录》，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6月29日一天之内，西村天囚写作了三篇《日录》，或者说这一天内写的通讯被分为三篇刊载，即《入韩日录 五》《入韩日录 六》（皆在7月10日刊出）和《入韩日录 七》（7月15日揭载者）。从内容上来看，《六》《七》合在一起记述的是6月29日西村天囚的行踪和所作所为；《五》是接续《四》（7月6日揭载）对6月28日就西村所见所闻对三国时局的评论。也就是说，虽然刊出时间相隔了近十日，但所记述的话题和议论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种汇编其实是一次重述，自6月29日天囚发出的《入韩日录7》，到7月15日刊出这五篇日录，对于读者来说，在这一段时间内，还会陆续获得朝鲜时局的其他信息，作为潜文本来辅助对15日刊出的天囚通讯的理解。在此意义上，7月15日重编为《入韩日录 九》的《入韩日录7》就不能仅仅理解为编辑错误，而更有可能是编辑的有意编组。

综上所述，朝日新闻社在对入韩特派员系列通讯的篇名设计和版面调整上是有自觉的编辑意图和文体意识的，基于围绕朝鲜问题的日、中调停还在继续，会不会爆发战争还在两可之间，把“观战”调整为“入韩”更切实际。作为此种逻辑的延续，在8月初两国正式宣战之后，西村天囚再度入韩发回的通讯报道改题为“征清战记”，也是必然的了。

二、特派员入韩行踪与版面呈现形态的隐秘意涵

当然，如在前文不断提及的，在1894年6月，日本的对朝策略还处于初步布局之中，未来局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这一时期《朝日新闻》明示的赴朝特派员也只是山本忠辅和西村天囚二人而已①要到牙山战役爆发之前，原驻京城特派员山本忠辅从军自京城南下，朝日新闻社方着手调整朝鲜特派员之布局，接替山本驻京城的记者为青山好惠。而在获知成欢和牙山之役日本获得全胜和8月初两国宣战诏书发布之后，再次加强了特派员数量，据朝日公示之名单，京城以北战地＝小川定明，征清军队随军＝【第一军】横泽次郎、西村天囚、【海军】横川勇次，京城＝西村时辅，仁川＝青山好惠，釜山＝天野皎，马关＝若松永胤，广岛＝铃木岩、片山猪三次两名特派通信员（见《东朝》9月13及15日第一面“社告”《特派通信员》），至此才可说是朝日新闻社初步形成战时驻外记者的布局。。

事实上，日本政府由于外交、军事筹备等因素，在这一时期出现决策上的曲折，曾一度中止派兵。直至6月13日，政府应对朝鲜问题的策略尚未形成共识，一方面，首相伊藤博文积极与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会谈，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之处置办法；另一方面，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是日再次向在韩日军、待发送部队下达出兵的训电，并且要求抵达朝鲜的大岛混成旅团（6月11日自广岛宇品港出发，15日抵仁川港，次日方登陆）开驻汉城。朝日新闻社公示“第二特派员出发”的6月15日，正是日本政府发布阁议结果、告知国民对朝问题采取“日清共同内政改革案”之日。

据6月22日所刊《鸡林风云录（一）》的记述可知，山本忠辅是在6月6日下午5时搭乘“木曾川丸”自大阪天保山出发赴朝，于9日上午5时抵达釜山。同日午后7时再登“木曾川丸”前往仁川港，抵达仁川的时间是10日下午13点，随即展开了新闻采写活动。他除了12日发出这篇记述个人行程和上陆之初所见所闻的长篇通讯②山本此篇《风云录》长达千字，几乎占到这一页报纸的六分之一，相对于十几字或几十字的电讯来说，自可称得上是长篇通讯。其时《东朝》一周出报六日，一般每日（四版）六页，每页分六栏，按正文常用字号，每栏可容60行，每行22字，标音假名不记，这样每栏的版面字数为1320字，考虑标题加大字号等因素，《东朝》每面容量为7800字，除去广告外，每期新闻（含“三面记事”和两篇“新闻小说”）容量大约在3万字左右。外，事实上，还在当天给报社发回两则电报。这就是《东朝》6月15日头版刊出的如下两则电讯：

日本兵到来：12日上午10点10分仁川急报，日本部队1200人抵达。

日本兵入京：12日下午1点20分仁川急报，前述抵韩之日本兵奔赴汉城。

（以上二电前号栏外再记）

如同此前《东朝》刊登电讯的方式的惯例，这两则电报虽标注了发报时地③具体到分钟，这是因为发排电报的通讯技术能够明确到分钟。而其时的大众媒体敏锐把握到这一前所未有的时间标识，在报上予以揭载，显示出时间的现代性已经随着现代通讯技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以及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性和更快速度的传递信息的追求。除了在军事技术上优先使用之外，可能就是商业传媒和期货贸易的商家较早意识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这既是《朝日新闻》闻名一时的“速报”战略的体现，也证明其经营者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及时应用于报业的魄力。参见拙著《通往朝鲜之路——朝日新闻与朝鲜》（待刊）。，但还不曾特意标示发送者的个人信息，查检此前其他来自国内外各地的电报也是如此。参照《鸡林风云录》的相关记述，我们可以推定这两则电报应是已抵达仁川的山本忠辅所发（参见表2所作比勘）。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东朝》在电报和杂报等栏中特意注明发信人姓名，始于四天后的6月19日，在头版刊载了标示有三位特派员姓名的电报。此后，完整标出“时＋地＋人”这一信息源成为特派员战争通讯的常见方式。为进一步与上述电报加以对比分析，我们再列出19日刊载的电报题目和信息源如下 （原刊电讯标题加大字号，是按重要程度作出的区分，请参看图5，下面引文略仿之，次要或较长的电讯内容姑且省略）：《我兵抵釜山》：17日午后 4：15特派员西村天囚釜山发——我陆军兵为保护釜山居留民今乘肥后丸抵达。

表2 《东朝》刊载电报、简讯与《鸡林风云录》相关记述比照表

① 以【】括之的时地信息为笔者据通讯内容推断者，不能确定者附“？”以标识，或为笔者所加按语。原刊没有标点，汉译均为拙译，引用请参照原文。后文同此，不赘。

未署完整信息源之电报、简讯 鸡林风云录刊载时间版面 发送时地①报道内容 通讯内容 发送时地 刊载时间版面6.21p.1 20 日 午 后 12∶40 大阪特发【自朝鲜发回邮件或经马关中转（参见 22日西村时辅电报），或邮送至大阪本社再分送东京报社。据右栏比勘可知此件为13日山本仁川所发邮信抵大阪后，经大阪摘要电报东京者】《大鸟公使入京情形》大鸟公使于9日抵【仁川】，当夜冒大雨由水兵组成之陆战队〇〇〇与巡查〇〇名护卫入京；陆战队备有野炮四门、由〇〇〇名人夫用大八车运送弹药。闻此之朝鲜政府欲拒其入京，派官吏途中求面会公使，急欲入京之公使却之。此兵入京后将驻〇〇〇〇，其他则在于九县山、杨花镇、五里国之途中野营。（二）《大鸟公使入京》据闻：公使于9日午后4时抵仁川，与迎接之能势领事同入领事馆。当夜冒着大雨带领20名巡查，与由筑紫、八重山、千代田三舰之水兵组成之四百人陆战队护卫下向京城进发。此陆战队备有野炮四门，征发自仁川组、朝日组、大和组、福岛组之各三十人合计120人的人夫用大八车搬运弹药。朝鲜政府听闻我公使率数百之兵入京，乃大惊，派官吏于途欲拒我兵入京，虽朝鲜官吏请求面会公使，公使抱定入京之旨谢绝之，韩廷彷徨四顾、不知所为。陆战队并未悉数入京，而驻扎于九县山、杨花镇、五里谷三处，进入汉城者仅为三分之一。6.13仁川 6.23p.2 6.22p.120 日午后 2∶34 特派员西村时辅马关发（据自仁川返回之山城丸带回消息）●曩护卫大鸟公使入京城之水兵〇〇〇名曾乘此船，其中有海军士官〇名。此船又曾载军队〇〇〇〇〇名、军马〇〇头于11日自广岛出发，在马关港外与其他征用船汇合而去，15日抵仁川矣。●大鸟公使率水兵〇〇〇名赴京城，朝鲜相当外务次官职位者途迎公使，请其撤兵，公使曰已率兵至此为何而来耶，岂能如汝所请；严词却之。同上栏，从略。【参照西村时辅此电内容，可知为山城丸自仁川带回的消息，在时间上晚于山本忠辅在仁川所听闻之消息，且二者信息源不同，可相互补充参证。另外时辅此报虽早于大阪发出，但却比来自山本的消息晚一天刊出，显然相较之下，是因其比山本消息源更隔一层也。时辅电报末有编辑附注：“右两电前号栏外再记”；可知报社是意识到其对21日所刊仁川消息的互补性的。】

《我兵抵仁川》：18日午前 10：15仁川特派员山本忠辅发——由吉野舰护之我陆军〇〇〇卫15日抵仁川因暴风雨于翌16日登陆宿于居留民家中或野营。

《物价腾贵》：同上——（略……）

《马关集存所开厅》：18日午后 12：25特

派员西村时辅马关特发——（略……）

图5 《东朝》6月19日电报栏

显然，对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通讯报道上的朝日新闻社来说，起用明星记者作为特派员，并高调公示，除了为及时获得事发现场的消息外，说明还意识到了这一行为本身的话题性。因此，一方面在报纸版面形态上加大字号、重复发布派出特派员的《社告》；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这一举措蕴含的话题意义，以增加本社新闻商品的价值。

是以，无论是6月6日出发的山本忠辅，还是6月15日上路的时辅、天囚弟兄，在按照安排抵达岗位之后①事实上，作为赴韩京城特派员的西村天囚，此时还仅仅是入韩的第一站，抵达釜山港而已。参照7月4日《东朝附录》所刊天囚居士《观战日录 二》（文末署：6月22日午后2时仁川客舍）可知，西村一行于6月17日抵达釜山，其后的18—19日阻于暴风雨，19日下午3时才乘坐肥后丸出发前往仁川。，报社第一时间让他们在同一天集体亮相，刻意要把特派员的姓名符号指涉的记者形象牵引到平面文字媒体的前景来，并借此版面编组方式，在昭示报社对新闻采写加强投入的同时，还可以提示特派员本身的行踪及其在地报道活动。这一切自然也会激发读者对特派员的关注和阅报的兴趣。

说上述版面呈现是报社“刻意”组织以达致一定的传播效果，还因为参照山本12日仁川所发电讯和《鸡林风云录》（仅以一、二两则为例），我们还可以推断更早之前，即6月14日，“杂报”栏中的两则简讯，应该也是山本忠辅的手笔。

除了如表2中所作报道内容对照之外，更确切的证据就是前引15日所刊二则电报后编辑所加附注：“以上二电前号栏外再记”。如上述对勘所示，既然能够确认15日所刊电报是山本忠辅“12日仁川急报”，那么15日的“前号”——也就是14日——所刊未标明发送时地的两则电报《陆兵上陆》和《日本海兵入京》，也极有可能是其时已入仁川的山本于12日发回的。

对上述发自仁川消息情况的确认，进一步提示我们，或许东京本社的编辑意图也有一逐步明确和自觉化的过程，报社要通过不断尝试来摸索如何更好利用特派员发回的信息，最终推出了有冲击力的版面编组：标识着三位特派员姓名的电讯在第一时间集体亮相。

经由对6月19日这一集中呈现特派员形象的案例分析，我们认识到，报刊研究不仅仅要看媒体刊载的文本内容，更要结合媒体形式特征、媒体经营者的个体特色，对发布、传达信息的媒介本身和信息传递过程——可称之为“版面呈现形态”给与细致解读和综合研究。

此外，《东朝》如此推出特派员的版面编组方式，还有一点比较隐晦的功效需要在此提出。在我看来，这一推导记者自身形象介入媒体报道的前景化手法，还会强化特派员写作通讯时的文体意识，关于这点，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详述，此处不赘。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在对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媒体的先行研究中，金子明雄曾认为，“（1890年代）的读者多数并无将透过传媒报道而传播的五花八门的信息自己动手再行构筑、织造出一个故事来的准备”②金子明雄：《战争报道形成传媒——以博文馆〈日清战争实记〉为例》，中译本见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但现在看来，他低估了其时依赖报刊类纸质传媒获取异国信息的普通受众的信息重构能力，也对日报这一传媒的版面呈现形态没有给与应有的重视。

当然，这与他研究的对象是《日清战争实记》这一旬刊杂志的形态相关。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说日报所编组出来的报道，呈现的是众声喧哗中而能多声部互补的信息。即使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报社自觉的编采意识，至少可以认为，虽然有通讯条件制约信息传播速度的因素，相对于此前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因为具有较大版面的物质呈现方式，从而形成一种多时空交错、进行中的事态（现实层面）与记者捕获的信息（构拟层面）凝结为由铅字印刷符号组合而成的表象世界，同时也就构造了一个能够让读者自由翻检、组合和想象的新型媒体空间。

在数码传媒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于铅字印刷时代大众传媒的再检讨来说，本文与其说提出了什么结论，不如说仅仅是提起了一些话题，更开阔和丰富的研讨还有待今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