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以来，电视荧屏上接连出现了《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爆款文化综艺节目，引发了文化综艺热。与追求简单快乐的娱乐综艺节目比，这类节目都很有嚼头，都称得上是很有文化的节目。

以往电视业内人在“文化”方面总是表现得很纠结：一方面不太自信——那些节目制作人和有名的导演、编剧、演员很少称自己是艺术家，影视圈内很少将电影比作法式大餐，却将电视剧比作麦当劳，一些大明星、大导演是不拍电视剧的。一些电视名主持人也常在节目内外调侃自己“没文化”；一方面又生怕太“有文化”，因为文化类节目大都收视率偏低，通常是越有文化的节目收视率越低，在以收视率为主的考评制度下最终都难逃“末位淘汰”的命运。早些年央视最有文化的节目《电视诗歌散文》孤独地坚持了12年，虽然口碑不错且有稳定的收视群，还是因收视率偏低而被停播。前些年各电视台出于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考虑都将文化类节目压缩到极限，以至于文化类节目一直偏冷。

近年来，广电高层密集出台鼓励原创、弘扬传统文化和各种调控娱乐节目的“限令”等政策，加之晚间黄金档及综艺节目的“红海血拼”日益惨烈，一些电视台及节目制作机构在政策与市场双驱动之下开始小心翼翼地向综艺文化类节目这一片“蓝海”突围。总体上看，电视节目不外乎通过将内容表达转向诗词、汉字、阅读、朗诵、戏曲等方面来体现其“有文化”，并初步形成了阅读、朗诵、益智、真人秀等多种节目类型，其中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恐怕算是最有文化的节目了，在收视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传媒界有人迫不及待地宣称文化节目的春天来了，但置身于这一片大好春光之中，那些文化综艺节目的风景未免还是有些单调，并很快让人产生了审美疲劳。

显然，这一拨文化综艺节目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颇为狭义，主要是指历史较为久远、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现代文化迥异的传统文化，或与以通俗、流行、模仿甚至媚俗为主要特点的消费性大众文化不同的“高雅文化”。就这类节目而言，文化的电视表达不论内容或形式都还处于“初级阶段”，阅读、朗诵类节目均属于弱模式节目，益智、真人秀节目都是“旧瓶装新酒”。如《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益智类擂主争霸赛模式无疑是对古典诗词的一种非常恰当的切入方式，从其受众市场认可的程度看非常符合大众传播和大众电视文化产品的特点，这类节目本质上是娱乐性、消费性的，市场容量有限，目前的诗歌类文化节目实际上已经过剩了。

由此可见，文化类电视节目只能是一道风味特色菜，而不大可能成为“主菜”或“正餐”。要做有文化的电视节目不是容易的事，文化专业领域的深浅度不好拿捏，玩浅了不过瘾、不解渴，玩深了就成了专业人士自拉自唱。说到底，文化类节目生存发展的核心还是模式创新问题，笔者认为应包括3个层面：一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意义的文化节目模式创新。文化类节目的模式不应该是以那些歌唱秀、益智类节目模式为模板的修修补补、改头换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各种视听感觉要素齐全、以视听语言表达文化内容的全新“壳产品”。二是具有文学意义的文化产品样式创新。以电视诗歌类节目为例，就是要创造出像鲍勃·迪伦的“音乐诗歌”那样为传统主流文学所接纳的“电视诗歌”，“电视诗歌”是文字、音乐、歌唱、演奏与影像画面的完美融合，而又不至于沦为把鲍勃·迪伦的演唱会用摄像机录下来拿到电视上去播的地步。三是具有持续性赢利功能的文化节目商业模式创新。事实证明，完全剔除了商业的纯公益性文化产品是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发展动力的，文化类节目的存在感及多重价值主要体现在得到市场认可上，即观众非常主动地愿意为观看文化类节目支付时间成本，企业更愿意以广告或赞助等方式为文化类节目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