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莉 黄立康

（本文第一作者刘莉为丽江市古城区第一中学教师）

初次读到纳西族青年写作者付晓祺的文字，是在古城区文联主办的《大砚》杂志上，一首《梦回江南》，清丽忧伤、幽静婉约，将我们带回风帘翠幕、烟柳画桥的柔美江南。

诗，应如其人。借着《梦回江南》的余韵，我试图透过词牌诗名，猜测字面之后诗人的形容。在我的直觉中，写作者付晓祺文风纯净、想象浪漫，应当年轻，与我年纪相仿；从她对诗词典故的熟稔和化用来看，她应当是学中文出身、深受古典文学熏陶。《梦回江南》沉稳、缜密、克制，一咏三叹的章回，典雅精致的意象，静谧华美的意境，婉约华美的情思，沉稳从容的叙述，让初遇充满惊艳，使再读心生期待。这份触动，来自付晓祺对江南的细腻书写和虚构还原，也来自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对古典时光的美好想象和艳丽期待。

付晓祺和我们同属八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我们的成长相似、经历单一。对于80后的青春，求学生涯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诗经离骚秦汉散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早已代替了火塘边的故事、耕田里的古谣、小溪边的情歌成为我们与现实间的润滑剂，成为我们想象的渡船。

义务教育的普及下，80一代深受汉文化中的古典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古典文化对我们的浸染超过了本民族、本地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在日常阅读中，我时常有意识地关注本地同龄年轻作者的写作，就内容来看，“回归故土”和“依托古典”是本地同龄年轻作者写作的两个重要方向。“小凉山诗人群”迅猛成长的年轻一代，对“故土”的书写占据了他们各自写作的大部分重心，而有一定汉文化基础的几个纳西族年轻写作者，其写作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些“古风”。付晓祺就是一位文笔典雅、文风古典的写作者，她的这组散文《春花秋月》，用词、用典、用情都有着浓郁的古典风韵。当然，这组散文有着很重的“模仿”的痕迹。对于写作初学者，模仿如同临帖，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起于模仿，成于变通，我们手上都有一张秘密的“模仿者名单”，我们模仿别人的文风、笔调、技巧、修辞，在模仿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散文家祝勇说：“散文是心的文学，与一个人的个人世界（包括他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如果散文展现的是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由此及彼，在付晓祺的这组散文找一个切入口，深入浅出，去窥探她（或许是其他人）的内心。

江南香草

“初见，是在江南。”

巴尔加斯· 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中写道：“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具体那个事实是一个，而描写这一件事的语言符号可以是无数个。”

江南，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而写江南的诗歌散文则有无数。我们诵读、抄写、回味诗词的过程中，“江南”作为一个事实，在潜移默化中，落进了我们心里，存放着我们诗意、私化的想象。自古至今，江南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美景胜地，关于江南的诗词随处可见——白居易，忆江南，风景旧曾谙，江花红胜火，春水绿如蓝；韦庄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尽说江南好；李清照寻寻觅觅，偏安江南，冷冷清清。

我们喜欢的诸多诗词，里面都有江南的身影，我们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诗情词意、爱恨痴缠、悲欢离合都应该发生在江南。对于我们来说，江南是一种特殊的情结，江南是诗词的布景，是想象的远方，是古典的化身。

每个人心中都存放着一个江南，如果青春是每个人永远的故乡，那么，江南或许是每个人（书生）永恒的圣地。水乡景象是江南的外在形象，但江南的内核和神韵却处在不断变化、伸缩之中，我们无法将“江南”固定，“江南”有水的特质，由此我们对江南的解读、书写无法计数和衡量。

江南若是一种情结，就需要高于生活，这样的情结需要虚构，而虚构需要细节。祝勇认为：“散文是一种依靠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展现时间和空间，并对夹杂其间的人（包括个人与群体）的状态、命运进行认识、判断、思考和言述的文体。”散文的气质决定了它与诗歌、小说截然不同的表述方式，散文依赖于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展现时间和空间，付晓祺将“诗词江南”虚构为“散文江南”，从个人的体检出发，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三方面对江南进行了解读。

首先，江南应当是一个地域概念，长江之南，即为江南，在人文地理概念里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为地理江南，二为诗词江南。作为生活现场的江南和诗词中的江南存在一种从属关系，诗词江南来源于地理江南、生活江南之中，但就意义而言，诗词江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诗词江南是对地理江南的提炼、提升。通过阅读付晓祺的散文，我们发现，付晓祺在地理江南和诗词江南的基础之上，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女性的、柔美的江南。

付晓祺笔下的江南是一个充满女性气质的柔美空间，这一空间，既有生活气息，又有诗词气质，同时还有强烈的女性气质。付晓祺巧妙地找到一个切入口，将这三种意义上的江南巧妙地交叠在了一起，她将立足点放在了江南风物——植物——之上,实现了统一。

意象是一种隐喻。屈原在《离骚》中为我们呈现了两个经典的意象：香草和美人，美人代指君王，而香草代指的是诗人高洁的品质。这种“移情”手法的运用由来已久，付晓祺的散文也有“移情”的痕迹，她许多篇章的题目就出现了许多植物。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植物（或者说是香草），成为了作者内心、古典诗词和地域空间的统一物，将三者串联在一起，实现了三个层面的交叠。

“莲”“荷叶”“三月花”“芙蓉”“红豆”“梧桐”“梅花”“柳”等植物，作为一个意象，为写作者提供了传情达意的可能，也为解读文本提供了线索。意象之所以能成为意象，除了作者的情感赋予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意象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品质使其具有了成为意象的基础和资本。特别是某些事物——如“莲”与“荷”——自身所具有的特质（环境、名字、形态）为作者赋予其情感提供了可能性。付晓祺以“香草”之名，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收到了层层递进、一箭三雕的效果，植物本身暗示出它的生长环境（如“莲”便是江南水乡常有风物），而这一植物，作为意象，被频繁的引用到诗词歌赋中，甚至成为一种抒情的范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付晓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植物的特质，将植物柔软鲜嫩的特质和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心融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地理江南、诗词江南之外的第三江南——女性江南。

其次，江南应当是一个时间概念。

作为时间概念的江南，并不是指现代的江南，江南是古代的、古典的。一提到江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唐诗宋词兴盛的时代，唐诗宋词铸造成就了江南之名。在这一点上，江南的时间意义和地域意义是统一的。“月夜”“朝暮”“清宵”“雨夜”“往昔”“三更”，付晓祺同样在时间层面进行了文字的渗透，为江南赋予了女性的幽怨、柔美和敏感。

再次，江南是一个精神概念。

江南是一个诗词与风物、精神与地域、美学与哲学相合为一的存在，空间、时间、精神的交叠，水乡、诗词、内心的融合，江南赋予了我们以“远方”的期许和故土的慰藉。江南的精神意义具有某种蛊惑的魔性和圣洁的神性，对它的崇拜和向往将之称为“信仰”（或者迷信）也并不为过。张锐锋在《我们的背后》中提到：“文学作为历史的神秘使然，那从最远的地方抵达我们生活的，必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美丽奇迹。我承认，古老的文学肯定不是完美无缺，但我们仍不愿挑剔它，因为我们的内心已经建立起对往昔的信仰。在伟大的敬畏中，我们感到荒凉的历史废墟上飘落下来的文字重力。”江南就是一个我们内心对往昔建立的信仰。江南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情结，是我们内心的隐地、精神的高原和诗意的圣殿，它赋予我们的精神意义稳定而恒久、安全且充实，近似于图腾。付晓祺的书写，正是建立在这种情结之上。

才子佳人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经典著作《人间词话》中把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就诗歌创作而言，都是“人为之境”，只是在构建意境之时，“有我之境”突出了主观抒情，而“无我之境”则强调物我合一。如果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理论用于散文创作，那么好的散文应当以“有我之境”居多，因为散文是探讨和描述我们内心世界的文种，散文家们普遍将散文看作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流派、一种体裁。现代散文更加关于创作者的内心，如果只是单纯地写景状物（唐宋散文和明清小品），而将作者的个人情感屏蔽于意境之外，只是表达公共话语、抒发公共情感，那么这样的散文没有进步、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价值。所以，我认为，意境除了展现景物，更应当有人的主观情感存在。

人，才是散文意境的核心。

散文应当呈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付晓祺的散文中，江南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情境。作为情境，江南不能只有美丽的风景，如果没有人身处其中，再美的景色都没有意义，如果只是无我之境，人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确立，人的情感抒发也就得不到认可。江南，作为一个情境，需要有人存在，有人就有故事，故事能让意境鲜活，故事和意境的核心是人，人的存在才让意境有了意义和情绪。

付晓祺在细腻重现江南景观的同时，也尝试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在付晓祺笔下的人物，多是“才子佳人”的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评论家张清华在《论中国文学中的才子佳人模式》中写道：“在当今中国人的心目中,‘才子佳人’仍是一个充满罗曼色彩和迷人魅力的字眼。不管它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如何被人们育意地嘲讽和批判,但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在我们心灵中深厚的积淀使得我们无法逐出或更变这种既成的模式,人们一面陶醉在这类艺术作品中,一面又去创造新的但仍无法摆脱传统模式的情爱文学。”“在中国人的文化与审美心理中,它是一种至高的价值标准和最终归属。”正如张清华定义的那样，“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已在我们心灵中有深厚积淀。从诗经的《关雎》开始，君子和淑女，才子与佳人，就已经作为一种终极价值的人生理想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影响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观。《长恨歌》《莺莺传》《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都是以“才子佳人”的模式为我们所熟知、对我们产生影响的。

“才子佳人”模式的运用，是付晓祺这组散文另一个特点。上文中我们提到付晓祺将“植物柔软鲜嫩的特质和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心融合在一起”，这使意象的外形美与女性内心美有了互补的作用。才子佳人的出现，能够将这种用意落实到实处，即众多香草以其或高洁或纯美的特质，指代正文中出现的“佳人”形象。

付晓祺似乎对“才子佳人”的情感模式有特殊的偏爱。作为女性，感情生活是她们生活的重心，无论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对女性内心生活都十分重要。在她的散文中，“才子佳人”是人物关系的常态，也是散文情境的核心。纳兰性德与其妻卢氏、李益与霍小玉、李商隐与宫女宋氏、温庭筠与鱼幼薇、苏轼与王弗、元稹与韦丛等等，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本身就具有诗意气质和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付晓祺笔下的“才子佳人”发生了某种变异，给“才子佳人”的故事染上一层悲情气质。例如写纳兰性德与其妻卢氏：“爱情，是纳兰最坚定的支持与依靠，一旦失去它，他绽放的生命姿态就慢慢萎谢。妻子卢氏死后，纳兰的悼亡词破空而起，以它独特的魅力成为他晚期创作的光华。一首首悼亡词，皆凄凉哀绝，让人不忍卒读。青衫泪尽，还不回已逝之人，沁入血骨、纠缠身心的，是超越生死的人生最大的不完满。”同样是“才子佳人”，只是其中一方离开了人世，阴阳相隔，思念亡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死犹如试剑石，更加能够检验出情感的忠贞与专一。更加特别的是，付晓祺写作有着女性立场，她以女性视角来看待“才子佳人”的情感，她笔下的“才子”，多是有名的诗人、词人，知人论世，诗歌与情感生活相互印证，使得付晓祺对古人、古诗的解读更加立体、生动和全面。在古典文学的“才子佳人”模式中，男性处于主体地位，看似平等的爱情关系，“佳人”其实处于从属、被动的一方。付晓祺并没有刻意表现“才子佳人”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两性意义，她是将“才子佳人”当做爱情婚姻的理想状态，心向往之，“才子佳人”的情爱在付晓祺笔下接近于一种“纯爱”。

离情别绪

米兰· 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唐诗宋词以及诗词背后的故事，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人生理想提供了一种“幻想中的别处”，这是我们沉迷于诗词的原因之一。诗词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种审美体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更贴心的人生经验。虽然这种人生经验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悲情——古典文学中“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悲情，使得我们的审美在不知不觉中也有了悲剧情结。

大学时代，古代文学老师讲宋词，留下一篇作业，要我们写对宋词的个人理解。文字是有生命的。当我写着作业，突然一下福至心灵、“晏殊”附体，我写到：“宋词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读着诗词，内心中升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但这一‘似曾相识’的美好，却又无法把握、无法挽留、无法重回，似曾相识却又无可奈何，这或许是人生。”那篇作业是我大学时代得分最高的作业，老师还留下评语：“作者对宋词体会颇深。”

情感是相通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表达方式。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句包含的也是一种求而不得的憾恨；诗人张枣的现代诗《镜中》，我被开头惊艳：“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花便落了下来”，也是一种似曾相识却又无可奈何之感。付晓祺写一句“初见，是在江南”，又将我置于一个“别处”。文学不应当只是歌颂，除了展现美，还应当有疼痛、破碎与无奈。有句话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寄情之物，都指向自己。”好作品应当有有多层次的阐释空间，诗人词客，是一层，而在他们背后，是作者，是读者。

付晓祺拥有了一个古典诗意的灵魂，她的散文写作，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这已无需讨论。从以“香草”为名的立意，到“才子佳人”的文章构架，再到诗词带给我们的悲情体验，付晓祺以其细腻温婉的笔触，将诗词意境和离情别绪跃然纸上。付晓祺在借助诗词、人物、故事表现情感与内心的时候，并不只是将其中本来就有的情感翻译过来，她对古典诗词中的离情别意，自觉地以女性立场，对诗词固有情感做出了现代判断。例如付晓祺写苏轼：“诚然，苏子开了悼亡词的先河，《江城子》确属悼亡佳作，只是，不得不承认，当苏轼对着万顷松涛，一座孤坟慷慨一番后，他的身边有新人随身在侧，况且，我总觉得这般凄惶之感有做作的意味。”这样的解读自然会引起读者特别的关注。“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至情至性”是世人对苏轼的普遍赞誉，付晓祺却定义为“做作”。她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人对情感的忠诚，容不得半点杂质。

又例如付晓祺对女子“才色”进行评论，借古人古事传达现代的意识和情绪。“自强”“坚贞”“忠诚”“决绝”是付晓祺在“香草”中隐喻的品质，是在“才子佳人”间赋予的核心，是男欢女爱、平等爱情中的终极理想。我们可以看到，这组散文中提到的女性大都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这是作者给自己笔下的人物注入的新意识、新生命。

当然，这种意识在现代已不能看做是先锋思想，付晓祺将之付诸文章，也只是想将自己对爱情的美好状态、人生的理想追求展示出来。诗词乃至一切艺术存在的原因，就是为我们保存着至高、至纯、至善的和谐情感和人生理想，我们阅读诗词，让诗情词意浸透我们的心灵，让诗词的情意和境界成为人生的标准，以此来衡量现实生活，鞭策、激励或者是感动、温暖平凡的自己。付晓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组散文为展现了她的创作状态，语言简洁克制，抒情强烈分明，但就主题、立意、形式、技巧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学习。同为80后，我们应当相互鼓励，文学传承需要担当与创新，愿岁月安稳，我们能够潜心阅读、悉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