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新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0世纪80年代初，退入泰边、“借土养命”的国民党军余部携手泰国军方剿灭肃清盘踞北部山区的叛乱分子。自此，滞留泰缅边境三十余年的国民党“孤军”武装，始获泰王室批准，得以归化入籍，放马南山，在清莱山区等地落地生根，转入和平建设时期。［1］与此同时，受益于当时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东南亚华人社会发起“送炭到泰北”行动，加强对泰北山区华人村的民事援助。长期坚持中文教育不间断的清迈、清莱山区华文学校，遂引起台湾等地华语研究界的关注。［2］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局势日益缓和，台湾等地研究者得以进入泰北山区华人村展开实地田野调查，并对泰北山区华教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估，认为师资匮乏、经费短缺、硬体设施简陋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是为泰北山区华校相对落后的关键，制约并限制着泰北山区华教事业的整体发展。［3］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泰双方经贸人员往来日繁，泰国国内掀起中文学习热潮，亦促使大陆、台湾等地学界就泰北山区华教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尽管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仍然难脱以整体视角对泰北山区华校进行检讨之窠臼。［4］不过，已有学者注意到华校内部形态上的差异，并对不同类型的华校及其大相径庭之发展境遇进行了初步分析。［5］然而，由于此种分类讨论主要以在校学生人数规模为划分依据，仅将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简单概括为不同层级的大华校（兴起华校）与小华校（落后华校），［6］属浅尝辄止式的阐释，未能洞悉该地区大小不同类型华校分化背后更为复杂的诱因。这为后来者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提供了可置喙的余地。本文即就此展开分析，以期对拓展研究视野有所裨益。

一、基本概念、资料、理论与方法

诚如此前有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受囿于泰北山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7］以及1949年以来该地区较为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8］自20世纪50年代发轫至今，由国民党军余部与其他云南籍华人自发在泰北山区各地创设的华文学校，便长期独立于泰国现代行政与教育系统之外，呈现出“各自为政”与“非正规性”等特点。［9］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正式专业教育行政机构给予强力约束、统一规制与组织保障，在此类华文学校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不同学校的“成败兴衰”一方面受制于学校所在村落与华人自治社区的支持力度，［10］另一方面亦同学校校长本人的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网络等条件密切相关。概因上述两方面要因决定了校长能够为学校引入外来硬软体援助资源的“质”与“量”，这在地理社会环境相对封闭、落后的泰北山区，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本身的前途与命运。［11］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其关于资本与权力关系的经典论述中曾提出，经济、文化、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决定了一定场域内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并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际遇和轨迹。［12］尽管目前已有学者批评了布迪厄的这一看法，以为布迪厄的此种论调，带有某种决定论调的色彩，［13］然而，无论如何，就讨论特定场域内自发性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正规性学校等自发教育机构）如何通过程度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攫取与竞争，最终实现层级划分与秩序建立等问题，其理论仍具相当可取之处。［14］因此，借用布迪厄的以上分析理论，或有助于后来者深化对泰北山区特殊时空语境下华文学校类型划分问题的理解。

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目前，泰北清迈、清莱二府山区共有云南籍华人自发创办的中文学校91所。［15］本文无意对上述全部学校进行分类分析，而主要选取清莱山区部分华校作为案例，展开论述。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因泰北山区华校分布各地，彼此间路途遥远，外来研究者无法在有限时间内进行全面调查。同时，泰北山区华校主要集中于清莱府（清莱府山区目前共有华校67所，占泰北山区华校总数70%以上），［16］不同类型华文学校样本较为丰富，笔者本人亦长期在该区域范围内从事田野调查工作，所积累的各项资料较为齐全，有助于论述阐释的全面与深入。

此外，清莱山区为国民党军余部第五军以及坤沙（Khun Sa）掸邦游击队等势力的主要活动范围，较之第三军所在地清迈山区华教界在军长李文焕去世后群龙无首，以致各华文学校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异质性色彩不同，［17］由于清莱山区华教界在第五军军长段希文去世后，能够继续得到与台湾、泰国、缅甸等地政商各界关系密切的雷雨田、陈茂修等老军人以及坤沙家族的庇护，［18］故比较而言，该地区各华文学校同质化程度更高，即清莱山区华校在泰北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更多的“共通性”。［19］因此，通过在限制范围内进行抽样案例的整合分析与研究，或能部分取得普遍意义的经验与认知。

根据笔者自2014年10月以来在清莱山区华校陆续进行的数次田野调查所积累的经验与资料，①笔者自2014年10月至今，应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等NGO组织的邀请，曾五次赴清莱山区对当地华文学校开展实地田野调研，陆续访问了当地三十余所华文学校，并先后拜访了皇太后大学（Mea Fah Luang Unversity）汉学院、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清莱华校教师公会、泰北文教推广中心、泰北义民文史馆、清莱云南同乡会等华人社团与文教单位，获得了大量关于清莱地区华教历史与现状的文献资料与口述材料。特此，对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柯保合理事长、刘忠慧女士，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王文秘书长、徐铭晗小姐、季素琳小姐，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王伟民助理教授、郭建老师、李学仙老师，以及复旦大学徐迟博士、荷兰莱顿大学肖博宇小姐和朋友曹小强先生等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提供的便利与帮助表示感谢。并参考前人的相关讨论，［20］本文初步将清莱山区华文学校分为两种类型：即位于清莱山区中心村落，交通条件相对便利，一般有较长建校历史，并取得泰国政府给予的合法注册，且办有高中阶段性华文教育，校长多为“孤军”领导层后裔的“大华文学校”；以及所在村庄地理位置偏僻、道路交通不便，学校办学时间较短，仅办有不健全小学、初中等阶段华文教育，校长一般为村中“能人”的“普通华文学校”。

下文将主要选取部分笔者在田野期间走访次数相对较多、所掌握资料较为充分且主要集中分布于美斯乐、满星叠、满堂一带的华文学校作为分析样本，②其中主要选取并集中调查分析的“大华文学校”，包括满堂村建华高级中学（建华）、美斯乐兴华中学（兴华）、茶房村光复高级中学（光复）、满星叠大同中学（大同）、孟安村圣心中学（圣心）等。主要选取调查分析的“普通华文学校”，则包括温港村育才学校（育才）、莱掌村象苗小学（象苗）、回马村恩泉小学校（恩泉）、满星叠回心村复兴小学（复兴）、帮马汉村汉光小学（汉光）等。当然，由于清莱山区华校内部形态多歧复杂，本文所作的初步划分与所选取的学校案例，可能难以涵括本地华校分化中的全部问题，内中不免有挂万漏一与相对特殊的情况。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限定范围内，此种整体意义上的讨论，却不失为获取普遍经验的一种重要途径。结合前述布迪厄关于经济、社会、文化三种“资本”论述的提示，从华文学校所在村庄地理经济条件，华文学校建校历史及其与国民党“孤军”领导层等本地华人自治社区权力中心的关系，华文学校校长本人的能力、社会地位与关系网络，以及外来援助资源与学校当前硬软件条件、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清莱山区两种不同类华文学校的分化作初步的概要性分析。

二、历史传统与现实优势：清莱山区的“大华文学校”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本文所选取的“大华文学校”之案例来看，现今泰北清莱山区的“大华文学校”一般皆有较长时间的建校历史。除作为国民党“孤军”盟友的坤沙势力在满星叠地区创办的大同等学校诞生于稍晚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外，［21］其他诸如建华、光复、兴华、圣心等学校的开办时间，几乎与国民党军余部及其眷属在清莱山区之筚路蓝缕时段同步，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次“大撤台”，国民党军余部及其眷属退入泰缅边境“避难求生”，正式建立华人难民村始，［22］便由军队领导层中粗通文墨者陆续在各华人聚居地自发筹建成立。［23］

由于此类学校目前所在村落，多数系国民党“孤军”及其眷属转战泰北初期开拓而成，因此，这类“孤军华人村”大部分位于泰北山区主要通道，为当日国民党军余部的重要军事据点。③将泰北山区华人难民村大体分为“孤军华人村”（“自卫村”）与“其他难民村”的说法，首见于台湾学者汪咏黛与柏杨等人的论述。参见汪咏黛：《重返异域》，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59页。在泰北国民党军未全然协助泰军肃清剿灭盘踞本地山区叛乱分子、彻底放下武器以前，泰国军方与政府出于战备的考虑，投资修建了通往山下平原地带清莱府城区、美塞县城等地的水泥国道，将其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24］

进入和平时期后，受益于这类战备公路带来的与外界交通之便利，加之“孤军华人村”居民多数已取得泰国本地合法身份，①“孤军华人村”中居民多数获得泰国政府的合法身份，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民党军余部三、五两军在协助泰军方剿灭泰北山区叛乱分子、恢复清莱等地治安作战中立有功勋，泰国政府特别批准国民党“孤军”官兵及其眷属归化入籍有关。且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故其一般以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对外经商贸易以及赴台湾、泰南等地工作为主，［25］经济条件较好，生活相对富庶，视野较开阔，有一定社会人脉基础。是故，学校所在华人村社区居民，多数能够以通过按时缴纳学费、捐赠校产甚至代为聘请师资等方式，［26］从经济、文化层面，尤其从物质条件上给予学校目前发展相应的支持与帮扶，免去学校部分后顾之忧。［27］

与此同时，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较为悠久的办学历史给予其当下发展中的另一大优势是，由于这类华文学校草创之日，大多得到泰北国民党军最高长官段希文、李文焕以及本地其他华人武装势力领袖坤沙等人的亲自过问与支持，［28］因此，自国民党军余部与坤沙等军阀武装“统治”泰北时期始，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的命运便与本地华人社区权力中心紧密相连。［29］学校各项事务与发展走势掌握并左右于实际领导本地华人社区，与台湾、泰南等外部社会关系密切，能够有效汲取外来信息与资源，具有一定社会、文化资本的国民党军领袖及其后裔与亲信手中。［30］

获益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清莱山区的“大华文学校”无论在早期“军人自发办学”阶段，亦或进入后“孤军”和平建设时期，不但能够获得军队武装或村自治会等本地华人社会组织给予的经济支持、政治保障，［31］还可以通过军队武装与本地华人社区长期同台湾、泰南等地政经各界往来互动积累下的人脉与关系，聘请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泰籍人士担任校主，②《光复高级中学简史》，《光复高中创校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泰北光复高级中学，2011年，第9页。根据泰国政府相关法令规定，泰国境内所有合法注册的学校都必须由泰国本地出生，且拥有泰国师范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士担任校长。鉴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较为特殊的实际条件，为安抚国民党“孤军”及其后裔，加强在泰北华人社区中的实际影响力，泰国政府一般默许部分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本地“大华文学校”以聘请具备相关资历的泰裔人士担任名义校长的形式（泰裔校长一般仅在学校挂名，以备泰方检查，基本不参与学校的管理与运作，学校实际运作权力掌握在华裔校长手中），完成学校的合法注册，并给予其少量的经费补助。泰北山区华教界一般将此种制度称之为“校主制”。以取得泰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给予的合法注册手续，并优先获得学校发展所亟需的各类援助资源，使学校办学进程不致因外力干扰而遭中断。其优良的办学传统得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学校目前重要的社会文化象征资本。③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际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泰国政府加紧了对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控制，清莱等地各类华文学校一度被迫全部“关门停业”，此类有历史传统的“大华文学校”也不得不终止办学。不过，到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终结，形势的好转，此类学校又在本地华社领导层的支持与外来援助的帮扶下，得以重整旗鼓，率先恢复办学，并继续保持其在泰北乃至全泰华教界的影响力。这也显示了此类华文学校较强的韧性及其在清莱山区华人社区、华教界中令人瞩目的地位。关于此段历史，参见石炳铭：《异域行，泰北情—救总在泰北工作实录》，“中华救助总会”，2008年，第44～45页。

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掌握此类“大华文学校”的“孤军”领导人及其后裔与亲信，或本身即为熟谙教育规律且极富各界人脉关系之士，［32］或受惠于家庭耳濡目染与代际转移之益，多有赴外留学、工作之经历，［33］不但个人能力强，在本地拥有自己的产业，［34］且社会交际网络宽广，具备一定的学校教学与行政管理经验。［35］在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缺乏制度性专业教育行政机构予以强制统一规束，学校“沉浮得失”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本人综合素质的特殊局面下，他们一般能够通过个人既有的相关社会积累，为学校发展引入各类必要的硬软体外来援助以及相应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积极促成学校朝着制度化与正规化方向转型。［36］

③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际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泰国政府加紧了对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控制，清莱等地各类华文学校一度被迫全部“关门停业”，此类有历史传统的“大华文学校”也不得不终止办学。不过，到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终结，形势的好转，此类学校又在本地华社领导层的支持与外来援助的帮扶下，得以重整旗鼓，率先恢复办学，并继续保持其在泰北乃至全泰华教界的影响力。这也显示了此类华文学校较强的韧性及其在清莱山区华人社区、华教界中令人瞩目的地位。关于此段历史，参见石炳铭：《异域行，泰北情—救总在泰北工作实录》，“中华救助总会”，2008年，第44～45页。

事实上，正因为能够从学校所在村庄、掌握本地华社自治权力的领袖长官以及学校管理者本身处，获得学校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不同类型资本与援助资源的支持，目前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各方面办学条件基本忝居泰北乃至全泰华教界前列。学校不但在硬件设施上建有充足的教学、办公、文娱及住宿场地，［37］并正致力于校园整体环境的改善，［38］且在学校运营管理上，依靠学生缴纳学费与外来援助经费的投入，基本实现了经费收支的平衡，［39］并设有校董事会与相应的人事、财务、教务以及总务等现代教育管理制度。［40］同时，在软件方面，学校更通过积极改善教师薪资福利等措施，争取各类优秀外来与本地教师的加盟，减少师资流动率，努力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与水平。［41］而这一切，又成为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立足本地华人社会与本地华教界，区别于本地“普通华文学校”的重要社会文化象征资本。

当然，在受益于各种外来援助资源输入，促成学校自身有较好发展趋势的同时，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并未独享其成。为推动本地华文学校“全面平衡发展”，［42］部分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还主动接手少数地理位置偏远、资源有限、无法维持的“普通华文学校”之运营管理，以庚续当地华教文脉不中断。［43］与此同时，各“大华文学校”还在本地华社组织清莱云南同乡会与外来援助势力台湾“侨委会”等单位的支持下，联络本地华文学校，发起成立泰北清莱华校教师公会（以下简称“教师公会”）等社团组织。［44］通过同台湾、香港等地慈善团体、文教机构的接洽与合作，教师公会积极引入外界经费、师资等，展开对本地华文教师的培训，并举办中文教师认证考试、学生艺文比赛等公共教育服务活动，以提升泰北山区“华语文教学”的“整体品质”。［45］

无疑，以上引领全局行动的实施，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已然优渥于本地“普通华文学校”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华文学校”通过主动接手少数“普通华文学校”的经办，发起成立教师公会并垄断公会正副会长单位等方式，实际也部分掌握了分配本地教育资源的权力，进而维护了自身在本地华教界的既得利益。而这一切，又促成了各“大华文学校”本身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演进，并进一步强化了其执牛耳于泰北华教界、有别于本地其他“普通华文学校”的地位。①当然，进入后“孤军”时代，由于华文教育已然成为泰北山区华人社区中最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华文学校也替代军队，成为本地华人社会的“组织中心”。因此，随着“大华文学校”在本地华教界地位的显著提升，也无疑进一步强化了长期支持其发展的本地华社领袖在本地华人自治社区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华文学校”地位的提升，从另一方面也成为校长本人跻身本地华教界乃至华人社区精英地位的重要社会文化象征“资本”。囿于论题所限，此处不再赘述。相关讨论可参见邓国雄：《从战乱到安定—看“异域孤军”的浴血战史》，无出版日期，未刊打印稿，泰国清莱府孟安村圣心中学图书馆藏，第16页。

三、在边缘与匮乏中挣扎：清莱山区的“普通华文学校”

如前所述，相对于清莱山区“大华文学校”能够从学校所在村落、本地华人自治社区权力领袖以及学校管理者等个人或组织处，获得学校发展所需的各类较为充足的资本及援助支持，以使学校整体办学水平较高，并在制度化与正规化的良性道路上阔步前进不同，受囿于学校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资本获取的限制，清莱山区为数众多“普通华文学校”则没有那么幸运。其处境与发展水平同“大华文学校”相比，可谓判若鸿沟，不能同日而语。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来看，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所在村落，建村时间普遍较晚，其居民除极少数为早期散落来此垦荒的国民党“孤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外，［46］村中人口基本以因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与生计关系，被迫由中国大陆、缅甸、老挝等地逃难而来的云南籍华人与阿卡、拉祜、傈僳等山地少数族裔混居构成。［47］由于目前这类普通难民村中的多数居民未能取得泰国当地的合法身份，外出活动限制较多，［48］加之村庄所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对外交通较为不便，故其多数以从事种植水稻等基础粮食作物为生，［49］收入有限，社会文化资本相对缺乏，非但无法为村内华文学校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支持，反因家庭经济来源的不稳定，时常拖欠正在学校就读子女应缴纳的学杂费用，给学校日常运营造成负担。［50］

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各“大华文学校”的另一大重要不利条件是，由于此类学校一般由“普通难民村”中“能人”与居民自发筹办，［51］在学校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虽亦得到了掌握本地华社自治权力的国民党“孤军”领导层的首肯，但由于其并非孤军“嫡出”的身份，因此在清莱山区华人社区各项资源条件总体有限的情况下，学校能够从本地华社自治领袖处获取的各种支持，较之山区各“大华文学校”而言相当有限。［52］

即便是在各“大华文学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着手成立了清莱华校教师公会这类为更好整合本地华教界内外资源、协调各学校间全面平衡发展的侨团组织之后，由于资源的最终分配大权仍然掌握在本地华社自治领袖与其影响下的嫡系“大华文学校”手中，是故“普通华文学校”亦难从中得到太多的相应倾斜。［53］这也造成目前清莱山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华文学校”办学进程始终时断时续，缺乏足够的组织与制度性质的保障与支持。［54］

除此以外，相较于本地“大华文学校”而言，影响并致使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目前发展全面滞后于各“大华文学校”更为关键的要因是，由于无法充分从本地社区获得学校发展所需的各项资源，泰北山区华教界又普遍缺乏有组织、制度性的行政资源保障、监督与外来援助的大背景下，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仅能操之于学校管理者校长个人之手。［55］

而从现有可知的情况来看，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校长一般多由在本地华人村落中拥有一定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能人”担任。他们或坐拥自己的产业，与外部世界有一定的联系，眼界较为开阔；［56］或曾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初通教学与管理之道，与主导本地华教界大权的国民党军“孤军”长官及其领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57］出任在“普通难民村”颇具影响力的华文学校校长一职，一方面固然是这类村中“能人”能力、威信、社交网络等各种资本积累的反映。他们中的少数确也有把学校教育视作志业，通过对自身上述资本的运用，为学校发展谋得了亟需的各类资源与援助，以利学校整体办学条件的改善。［58］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更多的“普通华文学校”校长缺乏起码的教育与行政管理理念，［59］在泰北山区资源整体匮乏的大局面下，他们将学校看作其个人私产的一部分，学校沦为其沽名钓誉、博取外界同情甚至扩张自身产业的工具。［60］这也极大地制约并阻碍了清莱山区此类“普通华文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相较于清莱山区各“大华文学校”而言，由于多数本地“普通华文学校”无论从学校所在村落、本地华人社区领袖，亦或是学校校长个人本身处都难以获得足够充分的各类资本与援助支持，以利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总体而言，目前清莱山区为数众多的“普通华文学校”，不但校舍、课桌椅等基本办学硬件设施缺乏，不同年级学生不得不共用同一教室上课的情况时常发生，条件亟待改善。［61］且学校管理亦较混乱，特别由于董事、财务等制度的不健全，学校经营大权完全由校长一人乾纲独断，故而学校经费支出等账目混乱，赤字现象常有出现，［62］所获有限外来援助资源亦未能全部用于教学行政等项目。［63］同时，在师资与教学等软体环境方面，学校更因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非但无法吸引并留住足够的师资，［64］且多数在职教师兼有其他职业，学历低下，教学经验缺乏，其中甚至不乏滥竽充数者，［65］整体教学水平可谓乏善足陈。

当然，上述清莱山区“普通华文学校”存在的众多乱象与弊端，目前已引起外来援助机构以及本地华教界中有识之士的注意，并试图着手于问题的解决与改进。［66］然而，因兹事体大，相关变革不但涉及到本地华社与华教界权力、资本的重新分配，各华文学校既有资源与利益结构的再调整，同时更关涉到外来不同援助势力在本地格局的推倒重来与重新洗牌等问题。［67］故其实施与推进受到颇多掣制与阻碍，效果不甚明显。

因而，总体而言，清莱山区多数“普通华文学校”目前各方面情况全方位落后于本地“大华文学校”，且双方间的差距日益明显。同时，清莱山区为数众多“普通华文学校”如何在当下资源相对匮乏、处境相对边缘的整体环境下，继续求得生存空间与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考验着实际掌握着本地华社与华教界权力的教育精英与学校管理者们。

四、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始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染浸于金三角异域的悲情叙事与想像，［68］无论台湾研究者亦或泰北本地华教界精英，在其关于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论著中一般认为，本地华文学校不但地理位置边缘，多处于泰国北部的山林或贫瘠的边区，且机构制度上亦呈现出极强的边陲色彩，学校多为本地华人自发创设而成，主要依靠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管道维持存续。因此，在以上两种“空间边缘”与“制度边陲”的双重作用下，泰北山区华文学校总体上深烙发展滞后与非正规化的特性。［69］

然而，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在泰北山区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清莱地区华文学校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变化，由于不同学校能够从所在村庄、本地华社领袖与学校管理者等处获取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众寡悬殊，故而学校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部分拥有较悠久办学历史的本地“大华文学校”，立足于传统与现实的优势，得到较为充分的各类内外援助资源的保障，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发展滞后与非正规化的烙印正在逐步淡去。与此同时，部分本地“普通华文学校”，则因各类资源相对匮乏，“空间边缘”与“制度边陲”的顽疾尚未得以解决，学校正苦陷从无到有的挣扎阶段，甚至面临着关门倒闭的危险。因此，未来研究者如若希望对当下清莱地区乃至泰北山区华文学校的处境与现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则不能不超越既有研究整体且过简单的视野桎梏，而注意到其内部已然出现的类型分化问题。

[注释]

［1］［23］［34］［47］汪咏黛：《重返异域》，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67、134、171、59页。

［2］ 龚承业：《异域三千里：泰北廿载救助情》，“中华救助总会”，2007年，第27～28页。

［3］刘黎芬：《泰北华文教育之现状及展望》，《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屏东师范学院，1995年，第493～510页；何福田：《侨心·侨情·侨教》，“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1998年；张庆勳：《学校教育与行政》，复文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15～224页；何福田、张庆勳：《多元文化与教育的融合—泰北清莱区“难民村”华文学校教育问题》，《华文世界》第92期；W. C. Chang，Beyond the Military: The Complex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the KMT Yunnanese Chinese in North Thailand.Ph. D dissertation， Belgium: K. U. Leuven， 1999; 许丽玲、余伯泉：《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曼谷与泰北的比较》，《教育资料与研究》第43期；王海伦：《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之展望》，“中央日报社”出版部，2000年；许丽玲：《泰北地区华文教育之研究—以清莱地区两所学校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师范学院，2001年。

［4］许志惠：《泰国北部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徐友莲：《泰北茶房村华族学生选择中文学校之原因：以光复高级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国际大学，2009年；陈文政：《泰北中国“结”—从泰北华人学子的中国求学路谈起》，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10年；S. M. Huang，Rep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in Diaspor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Petrified Culture in North Thailand， New York: Lexington Book Press， 2010；林书华：《泰北地区华校教学现况与教师发展需求之探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华文化大学，2011年；刘瑜：《泰北华裔中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清莱府的两所中学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陈卿卿：《泰北华文初级教材〈华文〉（泰北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叶人豪：《2000年以来泰北地区华文教育之研究—以建华综合高中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原大学，2013年；胡建刚：《泰北华文学校华文教材使用现状、问题及对策》，张禹东、庄国土、钟大荣等编：《中国—东盟与中泰关系研究·第一辑（政治、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59～264页；李志凌：《泰北地区大华语语境下汉语教学发展业态与评估》，《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5］刘小华编：《让大爱牵起希望的小手—泰国清莱省华校教师联谊会2009年各校访视专刊》，泰国清莱华校教师联谊会，2010年，第15～16页；魏国彬、万晓萍：《泰北华人村—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6～207页。

［6］魏国彬、万晓萍：《泰北华人村—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报告》，第203～204页。

［7］W. V.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Fringes”， a paper for the workshop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nealogies， Concepts， Comparisons and Prospects， Amsterdam， March 29-31， 2001.

［8］（在泰北的国民党军人）。

［9］ 刘黎芬：《异域留踪—泰北中华文献集》，泰国清莱府美塞印刷厂，2015年，第4～5页。

［10］李守寰：《陈茂修将军访谈录》，2009年3月，未刊稿，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图书馆藏，第4～14页。［11］高如玉：《国际志工团队及泰国侨校间建构伙伴关系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2年，第6～7页。

［12］P.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c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est University Press， 1979; P.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P. Dimaggio， “Review Essay: On Pierre Bourdieu”，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6 (1979)，pp.1468-1469.

［14］ 朱伟珏：《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5］ 魏国彬、周伦：《泰北华人村华文教育的发展变迁》，《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6］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编：《泰北清莱山区华文学校简介》，2017年1月，未刊稿，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藏，第1页。

［17］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74～275页。

［18］［32］陈茂修：《九一话人生：陈茂修自传》，2008年，未刊稿，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图书馆藏，第74～75、157，9 页。

［19］［37］［69］许丽玲：《泰北地区华文华文教育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师范学院，2001年，第6、40～49、137 页。

［20］黄晏姿编：《泰北华人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泰北光复高级中学，2011年，第77～179；田景灿编：《云南护国首义一百周年纪念，清莱云南会馆成立三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泰国清莱云南会馆，2014年，第356～447页。

［21］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编：《满星叠大同中学简介》，2013年，未刊稿，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图书馆藏，第2页；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回鹏中华中学编：《泰北回鹏中华中学》，2016年，未刊稿，泰国清莱府满星叠大同中学图书馆藏，第1页。

［22］ 李先庚：《滇缅游击忆往》，《建华青年·第9期》，泰北建华综合高级中学，2014年，第199～200页。

［24］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19日在清莱府孟安村崔宅对孟安村圣心中学董事长崔翘文先生的采访。

［25］游辉彩、许邱良：《泰国北部美斯乐村华人的生活及经济状况调查分析》，《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期。

［26］《泰国泰北建华综合高级中学建校简史》，《建华青年·第5期》，泰北建华综合高级中学，2008年，第26页。［27］何福田、张庆勳：《多元文化与教育的融合—泰北清莱区“难民村”华文学校教育问题》，第57页。

［28］曾传泉等编：《承先启后共创建华》，泰北建华中学校友会，2006年，第3页。

［29］卢玉玲：《“教育部”学海筑梦：“泰北国际教育志工—国北小太阳”实际报告书》，“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出国”报告，2010年，第11页。

［30］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18日在清莱府茶房村光对茶房村光复高中校长颜协清先生的采访。

［31］黄晏姿主编：《泰北华人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第110页。

［33］［58］田景灿编：《云南护国首义一百周年纪念，清莱云南会馆成立三十三周年纪念特刊》，第150～151、428～429页。

［35］［60］杨新新、徐迟于2016年8月5日在清莱府美斯乐芳芳旅馆对美斯乐兴华中学校长杨孝武先生的采访。

［36］邓国雄：《异域风雨六十年—话说从头》，无出版日期，未刊稿，泰国清莱府茶房村光复高级中学图书馆藏，第61～63页。

［38］刘小华编：《让大爱牵起希望的小手—泰国清莱省华校教师联谊会2009年各校访视专刊》，第31～83页。

［39］［53］陈文政：《岑峦叠嶂，峰回路转—泰北孤军后裔华文教学服务行动》，“行政院客家委员会”，2007年，第19、45页。

［40］李心通：《走过一甲子，回首来时的路》，建华中学资料室编：《满堂建华中学创校六十周年》，泰北建华中学，2014年，第34页。

［41］《建华中学未来展望》，建华中学资料室编：《满堂建华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第19页。

［42］《台湾明爱会志工在泰北华校服务35年回顾与展望》，天主教台湾明爱会，2014年，第13页。

［43］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25日在清莱府回马村杨宅对回马村恩泉小学校长杨奋学先生的采访。

［44］［55］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25日在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会所对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柯保合先生的采访。

［45］《泰北铎声发刊词》，黄通镒编：《泰北铎声（创刊号）》，泰北清莱华校教师联谊会，2010年，第4页。

［46］黄晏姿主编：《泰北华人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第103、133页。

［48］潘阳、王巧琪、杨新新于2017年7月23日在清莱府莫切莱村明伦小学教室对莫切莱村村长吴金保先生的采访。

［49］李家旭等：《我的家乡》，《建华青年·第5期》，泰北建华综合高级中学，2009年，第102～103页。

［50］［52］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16日在清莱府温岗村育才小学办公室对温岗村育才小学校长薛长贵先生的采访。

［51］徐铭晗、杨新新于2017年7月24日在清莱府回心村复兴小学办公室对满星叠回心村复兴小学校长李光荣先生的采访。

［54］台湾天主教明爱会：《泰北华校的概括介绍与发展—已光复中学及其他周边小学为例》，2017年8月1日，http://map.nttu.edu.tw/blog/attach/66/3066/epform/100054/epform_12852_5806425_07469.doc，第 2～6 页。

［56］徐铭晗、杨新新于2017年7月25日在清莱府帮马汉村汉光小学教室对帮马汉村汉光小学校长明德光先生的采访。

［57］杨新新、肖博宇于2014年11月13日在清莱府莱掌村象苗小学会议室对莱掌村象苗小学校长李兴唐先生的采访。

［59］杨新新于2017年7月22日在清莱府满堂村泰北文教推广中心对泰国清莱府泰北文教推广中心段家寿先生的采访。

［61］玄奘大学国际志工服务团编：《玄奘大学2016年国际志工服务团“爱泰美，服务无国界”企划书》，私立玄奘大学，2016年，第10页。

［62］静宜大学青年国际志工团编：《2009年静宜青年国际志工泰北服务成果报告》，天主教私立静宜大学，2009年，第37页。

［63］杨新新于2017年7月30日在清莱府温岗村育才小学办公室对温岗村育才小学教务主任石开诚先生的采访。

［64］洪昭坤：《泰北志工服务学习—一个曾经被遗忘的地方》，2013年3月，未刊稿，泰国清莱府泰北文教推广中心藏，第3页。

［65］林书华：《泰北地区华校教学现况与教师发展需求之探究》，第80页。

［66］函子：《泰北华文教学在泰国处于领先地位》，《东盟经济时报》（泰国）2013年2月22日。

［67］杨新新、徐迟于2016年8月2日在清莱府孟安村圣心中学会议室对泰北清莱华校教师公会会长、孟安村圣心中学校长王绍章先生的采访。

［68］邓克保：《异域》，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