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菁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重新开启编辑出版MEGA2的计划，新的“解密马克思”风潮就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迅速兴起，作为当代左翼思潮重镇的法国也不例外。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依据MEGA2启动了法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译介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们就基于MEGA2新文献，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形成史，马克思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青年黑格尔派等的思想关系等问题。法国学界的研究新动态，对我们如何使用MEGA2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MEGA2在法国：GEME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工程

作为MEGA2的非母语受众国，法国开展MEGA2研究，必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考证的文献学问题。鉴于法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翻译标准不统一、译本零乱分散、疏于流通等问题，在MEGA2工程重新启动后即新世纪之初，原先精心翻译和较为完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社会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主动承担起基于MEGA2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出版的新工作。

社会出版社，最初是由法国共产党于1944年成立，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主要出版商，承担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的艰巨任务。1970年后，在法国哲学家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担任社会出版社社长之后，就启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全面编译工作(共出版45卷)。1997年，社会出版社虽然从法国共产党正式独立出来，但仍拥有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权而继续推进相关的编译工作。2000年后，根据MEGA2项目的新工作进度，社会出版社启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Grande édition Marx et Engels，以下简称GEME)，即基于MEGA2、全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解决法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本零乱分散、疏于流通、翻译标准混乱等问题，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统一的译本材料。

GEME团队的实际工作主要由伊莎贝尔·伽罗(Isabelle Garo)和让-努马·杜康热(Jean-Numa Ducange)负责，其核心任务是根据MEGA2的新版本，统一翻译、出版并电子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通信等文本。当下，GEME的主体计划是，翻译MEGA2中的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第二(《资本论》及其手稿)和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第四部分按照手稿的重要性加以挑选和翻译。至今，GEME已经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青年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四卷本等。虽然，GEME团队近几年的工作进度不尽如人意，但从2015年马克思著作被列入法国哲学会考后，GEME团队重新加快工作进度，在2018年前将会出版《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Alexandre Féron et Guillaume Fondu, “Sur l’édition de Marx aujourd’hui”, in Théorie, 2016. 3 [en ligne](https://www.contretemps.eu/sur-ledition-de-marx-aujourdhui/).。

GEME涉及的不仅是复杂的翻译工作，还积极与MEGA2团队的学者合作，希望通过严格区分马克思不同阶段形成的概念和文本来推进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GEME在出版新版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同时，还配合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其中的学术发现。比如，在2008年GEME第一部译本《哥达纲领批判》发行之际，举办“翻译和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国际化和历史性的方法”研讨会*“Traduire et diffuser les textes d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 approches internationales et historiques”, avec le soutien de la Fondation Gabriel Péri, des éditions sociales et l’Association GEME, 28 mai 2008.，邀请了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迈克尔·克拉克特教授(Micha⊇l Krätke)，介绍MEGA2第二部分所透露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未完成性质；吕西安·塞夫则从法语语境讨论如何翻译和定义马克思的“异化”(Aufhebung)概念，早期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黑格尔著作中借用而来，后期则被马克思重新定义。

对法国学界来说，MEGA2和GEME团队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尝试提供较为完整和统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还在于他们的工作进展本身就构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持续关注的对象、法国MEGA2研究的一大热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期刊及其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Congrès Marx International)上，常年可见来自这两个团队的学者参加、汇报最新工作进展和研究成果。在每三年举办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特别设立了“MEGA/GEME”的研讨主题，共同邀请两大团队的学者来介绍MEGA2的编辑工作和研究成果，塞弗、伽罗、杜康热、克拉克特都是其中的常客。特别是从第四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开始，MEGA2编辑专家罗尔夫·赫克尔(Rolf Hecker)教授，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克拉克特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MEGA2第四部分的日本负责人竹永进(Susumu Takenaga)教授等，都围绕MEGA2的出版情况和新研究成果做了报告。而在《当代马克思》期刊上，克拉克特教授连续发表了以MEGA2新材料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如《报章杂志和科学：论马克思报章杂志的工作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Michael Krätke, “Journalisme et science. L’importance des travaux journalistiques de Marx pour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 in Actuel Marx, 2007, 2(42), pp.128-163.、《马克思，我们的同时代者》*Michael Krätke, “Marx, notre contemporain”, in Actuel Marx, 2011, 2(50), pp.15-28.、《最后的马克思和〈资本论〉》*Michael Krätke, “Le dernier Marx et le Capital”, in Actuel Marx, 2005, 1(37), pp.145-160.等。

可见，无论是MEGA2还是最新启动的GEME计划，这些新资料的到来并没有让法国学者局限在文献学的考据工作，相反，他们明确支持并努力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以便全景式地展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真实的思想形成过程，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这也是其他法国学者较早地使用MEGA2开展研究的根本目的。

二、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热潮

早于GEME计划，法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利用MEGA2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其重点在MEGA2第二部分中披露的1857-1894年的《资本论》及其手稿。这批手稿的陆续出版，引起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基于细致的文献学考据工作，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涵，深入探讨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的思想关系问题，更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键概念、内在理论逻辑及其转承。从客观角度看，他们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后马克思”思潮、“后革命”氛围中，试图从MEGA2最新披露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群中，即从无产阶级革命科学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新强调革命的现实性与能性。

首先是米歇尔·瓦代(Michel Vadée)在《马克思，关于可能性的思想家》*Michel Vadée, Marx, penseur du possible, Paris: L’Harmattan, 1998. 首次出版是在1992年由Editions Méridiens Klincksieck出版。中，率先使用MEGA2第二部分中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的影响下、关于“真实的自由的可能性”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就是始终趋向实现自身的现实可能性，它扎根在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动之中、而非经济决定论的僵化逻辑内。为支撑这一判断，瓦代以坚实的文献学考据功底，对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劳动力”概念进行新分析，其批判的靶子就是雅克·比岱(Jaques Bidet)。比岱曾提出*Michel Vadée, Marx, penseur du possible, Paris: L’Harmattan, 1998, pp.283-284.，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放弃了他在准备《资本论》手稿时采用的哲学术语，代之以更为科学的术语。特别是在劳动力的概念上，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的手稿中使用了“可能性/潜力”(Vermögen，puissance)，而后却启用了客观的“力量”(Kraft，force)。所以，马克思在1863-1866年间准备《资本论》时使用的是“Arbeitsvermögen”，而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时统一替换为“Arbeitskraft”。比岱认为，这标志着马克思在制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时，接受了更侧重于工业机械的力量概念，从辩证法哲学逐渐转向某种实证主义或是科学主义。

对此，瓦代从文献考据和思想研究两方面做出反驳。首先，瓦代质疑比岱所提出的马克思在劳动力概念上从“Arbeitsvermögen”到“Arbeitskraft”的术语变化。他重新考证MEGA2文献后指出，马克思从《1857-1858经济学手稿》开始，就无区别地共同使用“Arbeitsvermögen”“Arbeitskraft”“Vermögen”“potentiell”“potentialiter”等来描述劳动力概念。马克思还在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写明“Arbeitsvermögen”就等同于“纯碎的力量”(blosse Kraft)；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两次把“Arbeitsvermögen”作为“Arbeitskraft”的同义词使用。其次，瓦代强调，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根本就不是倾向于科学实证的概念，而是受到亚里士多德“潜能”(potentia)概念影响的可能性概念。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可以看到马克思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劳动力：“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活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之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potentia，en puissance)上是工人。”*[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前揭书，第207—208页。在瓦代看来，这说明马克思的劳动力和劳动过程，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的启发。所谓“潜能”，强调的是趋向实现自身的现实可能性。因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实际上强调的是“运动变化的过程”，具有“生成的可能性”*Michel Vadée, Marx, penseur du possible, Paris: L’Harmattan, 1998, p.280.，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的自由的可能性。这正是比岱认同的实证主义的力量概念所缺失的内涵，也是瓦代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机械决定论、通向革命解放的关键。

无独有偶。1997年，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 “Pour une étude systématique du rapport de Marx à Spinoza”, in Spinoza au XIXe siècle: Actes des journées d’études organisées à la Sorbonne, Tosel, A., Moreau, P., & Salem, J. (ed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07, pp.127-147.(André Tosel)也根据MEGA2第二部分，发现被忽视的斯宾诺莎思想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价值理论的影响，认为这帮助导引马克思最终克服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闭环体系在现实中的保守性。他指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引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指在1841-1857年前的马克思，一开始马克思抄写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时，将他的理论看作是解决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资源之一。而在1845年左右，马克思不再将斯宾诺莎看作是关于民主自由的激进思想家，而是归为和笛卡尔、莱布尼茨等形而上学家一列。直到1857年后的《资本论》手稿，斯宾诺莎才在马克思那里获得新的重要地位。这是托塞尔区分的第二阶段，他认为此时斯宾诺莎的思想才被马克思吸收到资本价值理论中。托塞尔特别指出，在1858年4月31日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斯宾诺莎是从自我的内部完整地构建了真正的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家，恰好同年1月16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这么评价了黑格尔。这种相似性证明斯宾诺莎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有着和黑格尔相似的学术价值。在托塞尔的解读中，这种价值在于经由斯宾诺莎的“实体”，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不再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理论范畴，而是作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实体”。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帮助马克思解决了如何解释资本概念的规定性能够吸纳在这之前它所经历的其它逻辑环节的规定性，即资本只有通过抽象劳动的社会现实过程，才可能在现实的内部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托塞尔认为，是斯宾诺莎帮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避免了黑格尔主义的概念化倾向，即倾向于将实体归为理论范畴，从而取消了资本的现实矛盾运动。

当下，法国关于MEGA2第二部分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在理论上进入相对平缓的发展阶段，但从他们的持续关注中，仍可见MEGA2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对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似乎隐隐翘首期盼重整山河的又一代大师的来临。例如，阿兰·比尔(Alain Bihr)在《今天如何重读〈资本论〉？》*Bihr Alain, “Comment (re)lire Le capital aujourd’hui ? ”, in Interrogations, 2014, 17[en ligne]( http://www.revue-interrogations.org/Comment-re-lire-Le-capital-aujourd).中，提到日后法国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重心，应该基于GEME即将完成的MEGA2第二部分，从中将可以看到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全新研究对象，这是指马克思生前从1857-1880年间起码经过5次围绕写作《资本论》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这将呈现马克思在总体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生的理论变化，会带来许多值得研究的主题。亚历山大·费隆(Alexandre Féron)和纪尧姆·冯杜(Guillaume Fondu)*Alexandre Féron, Guillaume Fondu, “Sur l’édition de Marx aujourd’hui”, in Théorie, 2016, 3[en ligne]( https://www.contretemps.eu/sur-ledition-de-marx-aujourdhui/).也在2016年指出，根据MEGA2第二部分披露的手稿，有助于深化对《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研究。比如，在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规律，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并没有像在恩格斯出版的文本中具有这么高的重要性。比如，在恩格斯的改动下，马克思的一些表述具有很多目的论意味。恩格斯给出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总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手稿中的意向，马克思更倾向于“总过程的构形”。

三、异军突起：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进入21世纪后，法国基于MEGA2《资本论》及其手稿开展的研究进入平缓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却掀起新一轮学术探讨。2007年，弗兰克·费希巴哈(Franck Fischbach)依据MEGA2重译出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Karl Marx,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 Paris: Vrin, 2007.。据此版本，费希巴哈和其他学者深入还原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生史的真实过程，揭示了青年马克思更多地受到青年黑格尔派、而非传统认为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在回应法国学界广泛流传的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的判断。根据阿尔都塞的划分，一般认为以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改造费尔巴哈为界，1845年前马克思是处在被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支配的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后马克思就进入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肯定和发展，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之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的理论成果。但费希巴哈团队提出异议，认为阿尔都塞大大低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积极价值，青年马克思在费希特、鲍威尔、赫斯等人的影响下，已经透露出了克服费尔巴哈哲学的线索。

比如，大卫·魏特曼(David Wittmann)在分析名词形式的异化(Entfremdung)概念的来源*David Wittmann, “Les sources du concept d’aliénation”, in Lire les Manuscrits de 1844, Emmanuel Renault(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8, pp.89-110.时，指出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来源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根本没有使用过名词意义上的异化，只用了动词形式的异化(entfremden)，用来表示我们没有辨识出外在于我们、但实际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对象。异化一词直接来自鲍威尔。在鲍威尔的著作中，几乎只使用了名词形式的异化，甚少使用“外化”(Entäusserung)概念，只有在引述黑格尔时才会使用到该词。而且，鲍威尔在批判宗教异化的过程中，如出一辙地指认了在宗教中人们变成“客体的奴隶”、“非本质的表象”，不再在自身中寻找自己的本质，而是认为本质存在于外在于它的事物中。可见，马克思关于“异化”概念的否定性内涵，无疑受到了鲍威尔的影响。

随后，让-克里斯托夫·安格(Jean-Christophe Angaut)在《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Jean-Christophe Angaut, “Un Marx Feuerbachien? ”, in Lire les Manuscrits de 1844, Emmanuel Renault(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8, pp.51-70.中指出，与其说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将异化概念扩展到新的研究对象中，不如说正是赫斯在《行动哲学》《货币的本质》中将费尔巴哈的异化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商品世界的社会生活中，才促使马克思取代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重新建构了人本学的异化劳动理论。对此，安格具体分析了几组费尔巴哈、赫斯和马克思共享的关键概念，如“类本质”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类本质是爱的共同情感，但赫斯点明这种类本质、类=共同体的背后是交换的实践关系，链接到社会生活中。而马克思所说的在共同体中实现的人的类本质，不仅是费尔巴哈的通过爱而联合在一起的主体间的共同关系，而且是通过活动、特别是生产的活动联合起来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这接续的是赫斯在《行动哲学》《货币的本质》中提出的“交往”(Verkehr)活动，即个体的真正的本质是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个体之间互相交换生命活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是受到赫斯改造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影响，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类本质看作是人在自由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的自我确认，强调的是一种真实的和感性的人类活动的外化过程，而非费尔巴哈所说的爱的共同情感。

最后，费希巴哈*Franck Fischbach, “‘Possession’ versus ‘expression’: Marx, Hess et Ficht”, in Lire les Manuscrits de 1844, Emmanuel Renault(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8, pp.71-87.强调，在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想象中，看到了费希特和赫斯关于私有财产和自主活动的讨论对他的影响。费希巴哈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提出的一对关于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概念，即“使用”(appropriation，eineAneignung)和“占有”(possession，einBesitzen)。这对概念指出的是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的重要性，即“私有财产的历史必要性”。私有财产，既是人对象性地肯定自己感性存在的活动，也包含将人变成劳动的抽象存在的方面。后者使人的自主活动变成为他人的奴隶活动，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对自然的占有也就表现为一种异化，因为这些自然不再是人们用来表现自身生命的存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使用(appropriation),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possession)、拥有。”*[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译文有改动。费希巴哈认为，青年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不该成为异化的占有、而应是人的生命表现的自主活动的思考，不仅受到赫斯肯定自主活动、否定奴隶劳动的影响，更直接受到赫斯所接续的费希特关于私有财产的讨论，特别是费希特在《法权学说》(1812年)、《国家学说》(1813年)中很早就明确了，私有财产象征的是个体的自由活动在社会关系中的展开，不应沦为对事物的占有，而应是人的存在的行动表达。

其实，费希巴哈团队的工作，显然是基于MEGA2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特定文本所开展的特例研究，但其学术意义不可小觑。他们依托扎实的文献考据，复原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的理论细节，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MEGA2的文本群，来解析马克思同时代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不同问题式的转化过程，使研究更为具体化、精准化、全面化。

四、借鉴与启示：如何基于MEGA2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从GEME工程、基于MEGA2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可以直观看到法国学界对MEGA2研究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和研究工作，对我们来说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帮助我们思考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何基于MEGA2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一般认为，围绕MEGA2展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最新的、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再现其创作文本、理论生产的形成过程，来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理论内涵及思想史渊源。最受国内学界诟病的是，MEGA2编委主张尽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所有文本，包括各种手稿、读书笔记、通信等未发表文本和公开发表的著作，会使研究很容易陷入吕贝尔开启的以马克思手稿、笔记等未发表文本为主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即很容易陷入文献考据而非思想研究，甚至存在着拜文本教而贬低过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虚无主义倾向。

但从法国MEGA2研究的最新动态来看，对法国学者来说，MEGA2的存在恰恰是破除吕贝尔开启的西方“马克思学”之后、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起点。被西方学界所鼓吹的吕贝尔的西方“马克思学”，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吕贝尔声称自己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编排模式，要还原一个“非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但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掩盖过编辑马克思文本的个人主观倾向：“我们不是要提供马克思未完成作品的‘完整’文本，除了最开始马克思自己单独完成的部分，我们删去了很多手稿中和主题不相干的内容。不过，为了避免剥夺读者可能在阅读这些不相干的内容的某种‘快乐’，我们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放到了注释里面。”*Maximilien Rubel, Avertissment de uvres III Philosophie de Karl Marx, Paris: Gallimard, 1982.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吕贝尔所提供的《马克思文集》并不足以“填补法国没有成熟和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的缺失……甚至，根据他的《马克思文集》的逻辑，它是根本剥夺了读者自己判断这些内容的可能性”*Eustache Kouvélakis, “ Marx encore ! Questions d’édition de l’uvre marxienne”, in Futur antérieur, 1995, 30-31-32(4).。

正是在苏东意识形态编辑下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吕贝尔“矫枉过正”提出的“非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思想之后，法国学者才更加重视MEGA2，这是法国真正客观、独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阶段。他们使用MEGA2新文献开展了细致的文献考据、文本解读工作，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与黑格尔、斯宾诺莎、青年黑格尔派等思想关系问题上提出新观点，就是最好的证明。MEGA2帮助法国学者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的真实历史过程，澄清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重大问题，而没有陷入单一的文献考据研究。

因此，对我们来说，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首先，警惕以吕贝尔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方“马克思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使用MEGA2披露的文献、开展文献学考据工作；文献学考据并不必然是思想研究的敌人，反而可以帮助厘清、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工具。为什么会产生将MEGA2研究等同于西方“马克思学”从而一起倒掉的趋势，根本上是由于我们潜在地误认为，在MEGA2这份庞大的文本群中，会存在或是被制造出另一个全新的、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对我们自己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不自信，也是对未知的MEGA2的惧怕。MEGA2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唯一标准，而是因为它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和真实的文本群。最后的研究成果如何，并不是由MEGA2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如何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所决定的。MEGA2到底会成为一种文献考据的意识形态，还是成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有力工具，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参考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MEGA2的态度： MEGA2只是用来帮助我们回到研究地平线的工具，让我们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来审视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而非进行单纯的文献学考据。

其次，在使用MEGA2开展研究时，我们更应处理好文献学考据与思想研究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和思想研究，都无法脱离严格的文献学考据的帮助。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绝不能陷入单纯的文献学考据，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对现实问题的关照，纯粹客观、去意识形态化的文献学考据，必然是缘木求鱼、隔靴搔痒。我们既不用吹捧MEGA2的研究价值，将其扩大为思想研究的唯一真理依据，也不能将MEGA2拒之门外、因噎废食，主动放弃利用新文献开展研究的机会。面对MEGA2可能带来的新一轮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机会和挑战，我们理应不加拒斥、不多吹捧、不忧过去、不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