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奇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关系，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问题。从经济发展历程看，建国后的发展之路是不断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并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的过程。“时下人们几乎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性的环节在于有效的突破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在中国的政治领袖群体中率先发起对苏联经济体系模式的反思与冲击的就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为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线的也是毛泽东。”*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在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后，毛泽东就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而对其进行持续的改革。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具有多重维度，只有深入到历史语境和发展脉络中，才能准确理解其改革探索的艰辛历程及其宝贵价值。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基于理论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在经典作家著述中，他们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批判，提出了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的主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相容，也必然愈加鲜明的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1页。关于这种矛盾，恩格斯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前揭书，第633页。在经典作家看来，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建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计划管理，将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批判性论述，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目标。

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之初，面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陷入困境的情况，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并收到良好成效。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领导地位的确立，列宁晚年所确立的新经济政策被以依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新模式所取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所确立的新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计划经济体制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典范。

从比较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斯大林所开创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集权的国家体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模式，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集权国家体制是其典型特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4—156页。在苏联模式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二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国家必须能够直接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活动。这就要求生产资料实行国有或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模式的核心特征。

在社会协调的意义上，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实现社会协调的方式。市场体制是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美]林德布鲁姆：《市场体制的秘密》，耿修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市场体制以价格这个无形之手进行“没有协调者的协调”*同上，第20—24页。的协调。与依靠市场体制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不同，计划经济体制取消了市场自发协调的功能，依靠一套复杂的国家科层体制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1—442页。，其突出特点是管理的集中化。这种集中管理体现在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第一，产量在消费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分配由中央决定；第二，资本在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分配主要由中央主管当局决定；第三，国家为一系列主要商品规定生产指标；第四，每个生产性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是被规定的；第五，原料、中间商品和资本根据行政命令而在使用部门之间定量供应。*[美]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2—73页。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范围和程度看，国家将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完全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经济的运转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体系的协调。

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科层体制以承担起上述复杂的经济管理活动。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前者指的是在中央、地方和企业经济管理权限方面，管理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按照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后者指的是中央制定十分详尽的计划，通过指令性指标的形式逐级下达，下级机关和企业必须执行。其中，决策权集中在中央，经济运转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指示完成。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建立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体系，以及设计复杂的经济指标体系。*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8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杂而且权力集中的科层体系是承担起计划经济运行的制度性条件。

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与其本质上依靠科层体制实现经济活动的协调密切相关。科尔奈指出，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包括：科层协调、市场协调、自律协调、道德协调和家庭协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层协调是运用最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协调机制。虽然其他四种类型的协调机制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受到极大压制甚至不断萎缩，科层协调却在不断进行自我复制。尽管在人类历史上科层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国家行政部门、军队和大公司之中，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将上述官僚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一结构并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其中。*[匈牙利]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91—92页。更重要的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巩固和经济规模的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层组织出现膨胀和扩张的趋势。为了协调和管理这些不同的科层组织，国家通常会设立权力愈发集中和广泛的更高一级科层管理机构。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体制根源是经济规模的扩张与计划体制运转所需要的日趋复杂和庞大的科层组织扩张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科层机构的扩张和权力日益集中化趋势，是依靠科层协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计划经济体制自身所要求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管理模式，事实上强化着科层体制的集中化特征。这一特点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可以得到理解。这个运转包括三个步骤：1.自上而下的布置编制计划、任务和控制指标；2.自下而上的将编制计划草案逐级上报；3.自上而下的批准和实施编制计划。在经济计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大量的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调统一问题。而部门之间存在着的大量讨价还价，需要更高一级的机构协调才能够实现。*同上，第104—110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化，大量科层协调活动不得不依靠更加集权和更高权威的组织机构来解决。因此，作为一种依靠科层协调得以运转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过程同样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典型特征。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但是在发展实践中或多或少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科尔奈观察到，集权统治的权力结构、社会生产的国家所有制、官僚协调，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同上，第91—92页。换言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统制，导致庞大而复杂科层体制的出现；而国家力图模拟出市场经济运转的效果则需要高层次的科层协调。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由此产生相互强化的机制。针对中国的情况，薛暮桥剖析到：“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片面集中统一，主要用行政办法进行管理。”“所谓中央集中统一，实际上是由中央各经济部门分口管理。中央经济领导机关(国家计委、经委等)不可能把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都抓起来，具体工作还得交给各业务部门去管。过去中央有几十个主管生产的经济部门，还是管不完全，每个部又分设几个局，分口管理，此外还有财政部门、物资部门、劳动部门等等，分别管理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几十只手向下插，使地方无法进行地区范围内的综合平衡。各部、局在分配建设项目的时候，往往容易考虑自己的方便，而不充分利用地方已有的力量，也不充分利用其他部、局的力量。这样把各行各业的经济联系割裂开来，违反现代化大工业所必须遵循的专业化协作原则。”*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164页。可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需要复杂的科层体制作为基础，同时其体制运行的逻辑也推动着科层体制的扩张。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与政治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使得二者相互强化。

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特征可以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工业化任务来理解。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快速实现国家的重工业化，这就要求国家的核心任务围绕着重工业的建设展开。格申克龙发现，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一国的工业化启动越晚，在业已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越面临着早发工业国家的巨大压力，因而需要采取超常规手段去推动工业化。在他看来，英国的工业化依靠产业自身的积累渐进向前；之后的德国工业化，银行部门发挥着决定性的推动力，金融部门与工业部门形成密切联系；到了俄国工业化，则是国家直接承担了工业化面临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具有国家干预的典型特征。*[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38页。

工业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后发展国家，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将会难以满足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条件，而且早发工业国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使得后发国家工业化阻力重重。国家的干预是后发工业国克服这些困难的出路。苏联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晚，同时面临着来自英德等国的巨大竞争压力，因而苏联的工业化可谓是国家干预的极端体现：为了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苏联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权力直接服务重工业的发展。*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可谓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一种极端化模式，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塑造的强大国家权威，和摆脱对外依附、实现国家工业化任务二者结合的产物。*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苏联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与其采纳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直接关系。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加国家严密的计划控制，国家能够汲取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解决了后发展国家推动工业化的核心难题。作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国家权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科层体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体系得到确立。

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运转逻辑和国家以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发展的简要分析，可知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在发展目标上，计划经济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为中心任务。为此，通过国家权力将资源从农业剩余中汲取出来并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存在严格分工，国家在政策上明显偏向城市。其次，计划经济废除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转而依靠国家的科层体制来协调所有的经济活动。因此，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高度集权国家科层体制作为保障，形成国家科层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最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科层体制随之不断扩张，将引发计划经济体制自我强化的过程。体制的自我强化会形成制度主义意义上的路径依赖，其结果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困难。

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运转逻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承担的工业化目标，采用这一经济体制都会导致一系列特定的制度性结果。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正统经济体制，如何改革这种具有特定目标和运转逻辑的体制，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改革探索之路的重要维度。

二、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

考虑到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起初被作为国家的发展方略。然而，推动工业化建设的紧迫需求、苏联模式的强大示范作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促使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方略的结束，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的建立。*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36页。鉴于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建设经验的匮乏和与苏联结盟的外部环境，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历史境遇下的最佳选择。*陈甬军：《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50年代中期，伴随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种问题的显现，和苏共二十大苏联新领导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批评和改革，毛泽东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体制弊端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开启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改革历程。

就外部因素而言，5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浪潮为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供了外部动力和氛围。苏共二十大事实上开启了战后改革苏联模式的先河，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作用。*左凤荣：《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就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意见。*《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从具体内容看，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启发作用，将《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加以对比，不难看出毛泽东借鉴吸收了赫鲁晓夫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关改革举措。*同上，第200页。

就内部因素而言，毛泽东对经济建设进行的调研让他直接感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2日，毛泽东南下调研，沿途地方干部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要求中央下放权力。*《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11)》上册，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年，第371页。在1月份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连续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6—567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负责组织各部门向毛泽东的汇报工作。据他回忆，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讲到：“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你们条条住在各地的机构，有没有不接受他们监督的地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通过与具体部门负责人的接触，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了更为直接的体会。

苏共二十大开启的改革氛围和大量调查研究后的反思，促使毛泽东力图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纠正。1956年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从讲话的内容看，毛泽东已经涉及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弊端，并针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积累与消费、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差异等问题阐述了改革主张。*同上，第23—44页。

从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到大跃进运动这个阶段，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毛泽东推动了如下富有价值的改革探索。

第一，改革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地方分权的改革。针对当时经济建设所存在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毛泽东将地方分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毛泽东文集》第7卷，前揭书，第31页。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陈云等领导人着手落实改革的举措，拟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三个贯彻地方分权改革精神的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104页。根据新的改革精神，以地方分权为导向的改革在1958年得到全面推动，包括经济计划、企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权力被大范围向地方下放。*《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11)》上册，前揭书，第396—402页。随着经济权力的大规模下放，中央提出推动经济协作区的发展方向。1958年6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60—61页。不难看出，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地方分权经历了从管理权力的下放向建设协作区更高阶段的转型过程。

第二，针对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重视重工业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业与农业的二元隔离，毛泽东力图突破城乡在工农业方面僵化的分割，推动农村工业的发展。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就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重视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前揭书，第24页。从毛泽东的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于苏联东欧过度注重重工业的弊端有着清晰的认识。

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与农村之间严格工农分工所造成的隔离，毛泽东主张给予农村发展轻工业和小型重工业以更大的空间。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就提到农村公社发展工业的问题。*《毛泽东传(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59—1760页。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农村发展工业的思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23—227页。同年11月，毛泽东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进行修改时指出：“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厂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04页。此后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明确要求人民公社要办工业，并且将其作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之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前揭书，第598—623页。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50年代后期开始，各地人民公社除进行农业生产，也积极探索小型工业的发展。这些农村小型企业的发展改变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严苛的城乡之间的工农业分工局面，为农村发展工业开拓了体制性的空间。潘维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公社企业的兴起是中国‘农村工业’诞生的标志。”*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3页。尽管此后国家对这些企业的政策多有调整，但是它们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这些企业在历史变迁中角色转变的详细考察可知，这些企业在当代中国市场化转型中依旧发挥着独特作用：“从公社企业到社队企业，再到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始终带有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特征。农村工业的发展历程还表明，先前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传统，为中国农村顺利实现市场化搭建了一座漂亮的大桥。”*同上，第62页。概言之，毛泽东对农村工业化的推动不仅改变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对于工业的垄断，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而且毛泽东的改革遗产在推动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对计划体制下工业管理的一长制和过度依靠技术专家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经济管理中引入群众参与，尝试推动经济民主的发展。俄国革命胜利后，为了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列宁提出在工业管理方面应由集体管理向一长制转变。*张树德：《列宁斯大林关于一长制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列宁的主张遭到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对，在党内也引起激烈争论。直至俄共九大，列宁的提议才被确定。九大的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指出：“必须在工业管理方面逐渐采用一长制，即在各工厂和车间建立完整的、绝对的一长制，在各工厂管理处推行一长制，在生产行政机构的中上层环节建立简化的集体领导体制。”*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前揭书，第245—249页。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面学习苏联的结果，一长制的管理体制在中国各级企业建立起来。*田毅鹏、苗延义：《单位制形成过程中的苏联元素——以建国初期国企一长制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长制管理体制，毛泽东并不满意：“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70页。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建设不仅需要专家和规章制度，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当时在一些企业中所实施的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引起毛泽东的浓厚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上，第806页。可见，毛泽东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力图在理念和体制层面做出调整。陈云曾说：“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取，也有扬弃。五个并举和群众路线就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和忽视农业等缺点提出来的。”*《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页。由于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上述宝贵的改革探索成效受到相当影响，但是毛泽东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弊端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大跃进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经济建设运动，试图发扬中国革命传统的独特价值*[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145页。，它既是毛泽东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尝试，同时也导致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更加复杂的判断。其结果是经济的恢复不得不重新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逻辑来实现。面对大跃进导致的经济混乱，加强中央对于经济活动的集中控制成为克服困境的出路，经济又重回高度集权的状态。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恢复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重现引发毛泽东更深刻的忧虑。

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苏分裂，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改革形成新判断，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认知日趋固化。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人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比如引入物质刺激、调整经济核算指标、给予企业以自主权等。*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前揭书，第245—249页。这些改革多少突破了原有体制的弊端，应该承认其价值。随着中苏论战的深入，毛泽东认为苏共领导人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走上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苏共已经异化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特权阶层，苏联正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孔寒冰：《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271—316页。毛泽东对于苏联改革的判断不仅影响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强化了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守倾向。郑谦指出：“1957年以后，我们虽然不满意苏联传统模式的弊病，但也没有走上历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之路，反而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传统模式的弊端。”“调整时期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虽然已经包含了一些改革因素，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方面的充分准备，特别是缺乏政治民主等方面的相应条件，而未能进一步发展，以致相继被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讨伐。”*郑谦：《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7页。60年代后，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大跃进后经济调整时期特定政策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更加坚持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特点，另一方面在新的背景下发起对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剧烈的改革。

基于苏联的改革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的特定判断，毛泽东力图通过捍卫苏联模式的某些特点来彰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维护就是典型体现。在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为更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一线领导人和部分地方干部尝试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引入包产到户体制。考虑到市场具有调节资源的功能，在农村适当引入市场也被提上改革议程。在企业改革中，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奖金制度激励工人积极性的相关举措被采纳。这些改革举措对于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改革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其进行严厉批评。

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有着复杂而且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不满足于计划经济带来的诸多弊端，努力对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他对基层实施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又深怀忧虑，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这种矛盾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局限在改变经济体制运行过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负面效果上。

第一，计划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科层体制扩张让毛泽东忧虑不已，通过对官僚主义进行严厉批判，毛泽东努力抵御科层体制的膨胀和干部的特权化。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严厉批判，与他所认知的苏联修正主义和建国后党政的官僚化趋势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成为社会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后，所引发的科层体制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建国后干部数量的增加，机构的膨胀及其所衍生出的官僚主义和官员特权，使得毛泽东非常警惕。*[美]阿里夫·德里克、保罗·希利、尼克·奈特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61页。60年代后，毛泽东力图通过持续的政治运动、思想学习、劳动改造等方式来遏制上述趋势。*[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180页。同时，毛泽东针对科层体制扩张带来的干部阶层的等级制特征，通过工资制度、军衔制度、干部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抑制国家科层体制的扩张的负面结果。

第二，由于外部安全形势的压力和对中央集权的厌恶，毛泽东更加倡导分权化，以地方为导向的发展理念。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的浓厚中央集权特征，在60年代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反感。1966年3月，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回复刘少奇的信中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0页。3月20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上面管的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这些也先由地方鸣放出来，然后中央开个制造计划方针的会。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中央直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收厂收多了。”“我们的国家，秦以来统一了，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统一，也有好处，发展了，但要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权化改造既根源于当时军事备战的需要，同时更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特征得到明显扭转。就前者而言，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的外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积极备战、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主导着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在备战的引导下，国家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模式被分权导向的战备管理模式取代，构建各自为战、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成为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前揭书，第98—99页。就后者而言，分权化改革与毛泽东独特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与苏联中央集权的模式相比，毛泽东更愿意用“虚君共和”来描绘他理想的治理方式。在上述理念作用下，毛泽东不断强化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通过不断深化分权导向的改革，毛泽东推动计划经济体制中以“条条”为特征的运作方式转变为以“块块”为主导的运作方式，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呈现地方分权的特征。*徐俊忠、郭予填：《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的历史检视》，《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1969年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若干指示精神，其中强调处理条块关系要以“块块”为主。会议下发财政、企业和物资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向地方下放权力。*《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49.10-1999.10)》，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此后全国计划工作提出，“四五计划”要继续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196—198页。至此，我国计划经济已经走上地方分权为主导的轨道，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鲜明反差。对此，经济学家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界定为U型层级结构，而中国呈现出M型层级结构。*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期。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重视基层、重视地方、通过发动地方积极性来实现建设目标是其思想的明显特征。

第三，在城市和农村关系方面，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城市偏好，毛泽东努力进行纠正，给予农村以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更多支持，缓解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日趋明显的城乡差距。在计划经济中，基于工业建设的需要，城市无论在国家政策倾向还是资源分配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农业作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服从于国家的计划安排。“城乡分治的基本目的，即是采用国家计划控制的方式，保障农业(限定在乡村)服务于工业(限定在城市)。在总体性支配下，城乡互补实际上是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绝对服从于工业和城市为代价的。”“这种以重工业为核心的、依靠计划体制维系的城乡关系，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市偏向’的各种制度、政策和机会结构，而‘指令’则成为城乡互动的强制性机制。”*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0—71页。尽管认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但是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偏好所导致的城乡之间越发显著的差距时，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这种不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迈斯纳认为，基于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对农村与农民具有特殊的情感和认识，这种倾向成为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美]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85页。从一定意义上讲，迈斯纳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是革命遗产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现。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城乡分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所追求的平等理念相悖，同样是毛泽东纠正上述弊端的思想根源。在60年代，纠正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成为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方向，尽管这方面的改革仅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这种改革涉及众多方面，这里以医疗体制改革略作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提升民众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工业建设为核心，因而在国家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方面，城市与农村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面向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而在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依托于人民公社，以互助为特点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尽管国家采取一定的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并针对流行病采取免费医治，对贫困户采取医疗救助，但是就医疗服务而言，城市与农村仍旧存在巨大差异。根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27%。农村的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面卫生事业费9.3亿余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亿余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余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费用，比用于5亿多农民的还多。*《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报告》，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第27页。毛泽东对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的这种不均等状况是不满的。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做出严厉批评卫生部的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算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的医生，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在60年代中期，以“六二六”指示为标志，毛泽东对于农村医疗问题的一系列批评，促使农村巡回医疗工作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全面推行。*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医疗资源过度偏好城市的状况得到遏制，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明显发展。尽管这些改革探索或多或少被文革的激进政治运动所遮蔽，但毛泽东纠正城乡之间不均衡的改革努力，对于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的价值审视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全面接受到不断改革的过程。无论是50年代初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接受，还是在之后对它的持续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正是在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知评判中来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的。

50年代初期，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毛泽东开启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时期的改革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那么在60年代之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更全面、更为深刻。因此，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从立与破两个方面来审视。

计划经济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由于取消了市场的作用，国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工具。回顾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历程，不难看出，毛泽东始终坚持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这个核心特征。面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毛泽东没有将发挥市场功能作为解决问题的选项，即使在当时已经有通过市场调节改革计划体制弊端的局部性改革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同和坚持，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依据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对此应该从历史维度进行理解。

尽管毛泽东始终坚持计划经济的地位，但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端，同样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毛泽东独特的政治理念和中国革命所积累的宝贵遗产，为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价值引导，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历史境遇则提供了改革的契机。第一，出于对计划经济导致科层体制扩张的警惕，毛泽东通过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抑制科层体制的自我膨胀及其特权化趋势；第二，基于对计划经济中央集权弊端的反思，毛泽东大力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赋权于地方政府，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显著的地方分权特征；第三，针对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城市偏好，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乡村差距的拉大，毛泽东不断弱化计划经济体制所蕴含的城乡不平等，例如从50年代鼓励农村发展工业，到60年代以来对农村教育、医疗等福利体制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拓展更大空间；第四，毛泽东不满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刻板、循规蹈矩，尤其是它严重制约了民众建设的热情。他更加看重民众参与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功能，为此他尝试推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让民众在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