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 常州博物馆 镇江博物馆

内容提要：“江南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召开，会议围绕近年来金坛地区土墩墓的考古新发现，并结合湖南、山东等地考古新成果，对比韩国坟丘墓资料，探讨江南土墩墓起源传播、形制流变、社会结构、族群族属、保护利用等问题，推动土墩墓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探索地域文明提供宏观学术指导。

土墩墓作为江南地区特有的墓葬形制，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成绩斐然。尤其是近十年来，江苏金坛、句容地区土墩墓的密集性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和进展，丰富了土墩墓的内涵。2018年4月21-22日，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江南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山下青山——2016～2018金坛土墩墓考古发现展”在常州博物馆举办，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百余位考古专家齐聚常州，围绕近年来金坛地区土墩墓的考古新发现，结合湖南、山东等地考古新成果，对比韩国坟丘墓资料，探讨江南土墩墓起源传播、形制流变、社会结构、族群族属、保护利用等问题，推动土墩墓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探索地域文明、保护利用土墩墓文化遗产助力。

会议分主旨发言、专题汇报、学术研讨等环节。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林留根所长做《中国江南土墩墓的特征》主旨发言，从土墩墓的发现与命名、类型与分布规律、基本特征与形制结构、营造及其相关建筑遗存以及流变与文化影响五个方面作了阐述。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邹厚本研究员的《江南土墩墓的发现与思考》，回顾了土墩墓发现和研究历程，并就土墩墓的命名、定位及以后的发展方向提出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从土墩墓研究技术方法、现象分析上的新突破入手，提出土墩墓代表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内涵，土墩墓的研究要考虑聚落与族属以及遗产保护问题。

与会学者还分别从土墩墓的新发现、文化源流等方面作了报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成龙、曹军，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李翔分别介绍了S265省道（金坛段）、金坛区旅游大道和高淳夏家塘土墩墓的发掘情况。金坛S265省道发现“土椁墓”“祭祀器物平台”等新现象，对主墓的“人字形木椁结构”和相关墓下建筑也有了新认识；旅游大道井头村D6墩体四周发现界墙、护坡，土墩外缘发现导水沟等附属设施，为墓地布局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夏家塘一墩多墓中发现五座铺设规整的石床墓为江苏地区首见。淮安市博物馆赵李博分析了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堆筑形式，指出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两种布局形式的土墩墓在层位堆筑上分别表现为纵向的垂直增加和横向的水平增加，从土墩范围和基础范围的大小关系可看出是否按计划营建及其延续时间的长短。镇江博物馆许鹏飞从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的视角解析夏商时期的宁镇地区，指出商时期宁镇地区的炊器从鼎到鬲的变化，标志着湖熟文化对中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湖熟文化还借鉴吸收了大量马桥文化的因素，马桥文化对宁镇地区的强烈影响也暗示着土墩墓传播的年代及路线。无锡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李光日、常州博物馆彭辉分别从宜兴下湾遗址崧泽墓葬的新发现和史前土台的考古发现探讨土墩墓的起源。李光日介绍了下湾遗址B区13座土墩下160余座崧泽墓葬的发掘情况，仅个别墓葬随葬钺、璜、璧等玉器，墓葬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这些土墩沿山脊分布，聚土成封、层层堆土营建，与两周时期的土墩墓相似，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土墩墓遗存，为探讨土墩墓的来源提供了新材料。彭辉指出江南早期的人工台形遗迹崧泽祭坛在崧泽末期功能分化成祭台、高台墓地和居址等多种用途。良渚时期的高台墓地葬祭合一、覆斗方形的层级式祭坛和将墓葬埋入土台附近的习俗、瘗埋和烧燎的祭祀方式都可以在崧泽末期的土台中找到渊源，土墩墓正是这种敬祖崇土观念的延续。湖南常德博物馆龙朝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吕凯介绍了常德南坪秦汉土墩墓和山东青岛安子沟汉墓的发掘成果，并谈到与商周土墩墓的异同：南坪土墩墓修筑方式与太湖流域土墩墓有相似之处，出土的青瓷壶、瓿等器物明显来自江浙一带；安子沟汉墓也是山岗之上“聚土成封”，墓坑开挖前平整坡地、铺设垫土等行为与土墩墓的修建类似，而“主墓”未居于封土堆中心、基本为砖椁墓、不见“器物群”、时代偏晚等特点又与江南土墩墓迥异。

韩国学者就韩国坟丘墓的起源、墓葬设施、筑造手法、出土遗物等作了报告。韩国国立罗州文化财研究所吴东墠研究员介绍道，由周沟、盛土坟丘、若干墓葬设施组成的坟丘墓，分平面扩建和垂直扩建，常用堤防形填土方法，马韩·百济圈坟丘墓的最大特点是在一座坟丘内安置多个墓葬设施，因此坟丘的规模也日益巨大。韩国国立罗州博物馆李秦优研究员指出，坟丘墓的墓葬设施主要包括土圹、木棺（槨）、瓮棺、石槨、石室等，不同地区和年代侧重的墓葬主体设施也各有不同。韩国传统文化大学徐贤珠教授根据墓葬设施结构和分区将坟丘墓出土遗物分为四期，指出Ⅱ期忠清道地区的双耳附壶、全罗道地区的二重口沿壶、鸟形土器与中国所见遗物关系密切。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林永珍教授谈到，韩国坟丘墓的地上坟丘中设置埋葬设施、坟丘扩张、周沟、围石等多种特征，与中国江南的土墩墓结构相似，在空间上沿黄海西海岸地区集中分布，二重口沿壶、坟周陶器、有孔广口壶等遗物都可在中国找到起源，且与中国汉至魏晋的土墩墓时间接近，这一葬俗应是从山东半岛跨越黄海传入。

与会学者还参观了近年金坛土墩墓考古新发现展，实地踏查了正在发掘的金坛旅游大道土墩墓发掘现场。学者们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土墩墓的定名

1.江南土墩墓

土墩墓特征明显、地域性强，产生时间早，成熟时间长，作为江南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土墓中具有特殊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作为文物现象的认知阶段，到资料积累与初步梳理阶段，目前的土墩墓研究更加细化、深化。邹厚本指出，不能单纯以封土作为土墩墓判断标准，而应将封土和葬式、葬俗、随葬品综合考察，考虑与其核心内涵一致的科学、合理的命名。他认为浙江温州瓯海和福建浦城两个土墩墓群的青铜器和原始瓷从形制到纹饰，与苏南、皖南同类器不完全相同，不具典型性。目前石室土墩至少有军事设施、墓葬、居址、祭祀遗址四种看法，不宜归入土墩墓范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延常研究员认为土墩墓的概念应放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下，建议界定在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到吴越文化之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表示，从商到汉，江南土墩墓从南往北传至中原，变成了带有汉王朝陵墓制度色彩的西汉封土墓，文化内涵大不相同，应区别对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晖达研究员也提到“汉代土墩墓”或“汉代土墩遗存”与江南土墩墓应在概念上区分。上海博物馆宋建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研究员认为土墩墓作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特有的丧葬形式，有特定的时空和内涵定义。宋建指出，土墩墓在邹先生等提出命名之后，外延大大扩张，本身样态也和最早提出的土墩墓大不相同。现在提到的土墩墓包含岩坑墓、土墩石室墓。时间上限从周代延伸到夏商之际，下限到汉代、南北朝，东部沿海甚至到唐代；空间上，最初提出的江南地区即皖南、苏南、浙北，空间区域清晰，现在扩展到环黄海、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他认为，研究“土墩墓文化”，范围可以更广，但如果谈“周代青铜文化”，还应回到邹先生所提的“本源”，因为土墩墓有地域、时间和特定的埋葬方式，即殡、葬、祭三位一体。“殡”，墓下建筑，是祭墓；江南土著或有特殊的“殡”，殡、葬之间有时间先后。一个文化族属特有的埋葬方式，缩小范围更便于讲清楚。

2.土墩墓文化现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指出，就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土墩墓是跨文化、跨时段的泛文化现象，类似于“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巨石文化”等文化现象，与现在称之为“一定时间、分布空间、有特定文化因素组合的共同体”的“考古学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这是一种大的文化因素的说法，因此称之为“土墩墓文化”也成立。林留根也指出“土墩墓文化”里面的向心结构、祭祀模式等包含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土墩墓建筑过程中的祭祀习俗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土墩墓的研究内容

关于土墩墓的本体研究，李伯谦指出：2005年金坛土墩墓的发掘是土墩墓研究重要阶段的开始。当前土墩墓的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学界有了一定共识，然而像墓葬早晚关系、墓地布局、遗迹遗物性质判定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如一墩多墓中墓葬的早晚关系，不同土墩的早晚关系还需考虑。赵辉提到，现场所见到的墓葬有大有小，随葬品都堆放在中间位置，是否可能是敛骨葬或二次葬。焦南峰指出，大量发现的器物群，是祭祀所用，还是像殷墟所用的器物陪葬坑？此次参观的金坛土墩墓外围新发现有界墙，目前所知仅周公庙和大堡子山秦陵外围明确发现有陵墙，因此这一发现对古代陵墓陵园的确立有重要意义。焦南峰、王巍也谈到土墩墓墓下建筑应与殡葬有关。

关于土墩墓反映的社会结构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指出，从古至今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土墩墓应代表以血缘为基础的姻亲的社会单位。从埋葬数量看，一墩多墓最多三四十人，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完成，很可能是家族墓地。一个完整埋葬的土墩墓，围绕中心大墓，向周边一圈长时间逐层覆盖，排列规整，没有打破关系，可能有埋葬标志；没有完整埋葬的土墩，如仅埋半周的，或可能是因战乱或家族支系分出等原因而中断。土墩墓群间的关系，要考虑是代表几个大家族还是一个大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扩展出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也提到，一墩多墓或为家族制度在墓葬中的反映，以墩子为单位埋葬，若一个土墩代表一个家族，土墩和土墩间是否形成村落，土墩营建布局上有无年代上的延续性，需要考虑其共时性和历时性问题。他还把土墩墓与周边发现的遗址、城址相对应考虑，并将土墩墓可能的埋葬人数做了大致估算，谈及完成大土墩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可能涉及分工统筹、社会分化、组织结构及陶器生产、日常交流等问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研究员还谈到周代分封制，可以通过土墩墓的研究解读周代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关于土墩墓的族属，邹厚本提出，土墩墓密集区可分为新安江流域、漳河流域、秦淮河流域、太湖西岸四大块，一般靠近聚落、城址、矿业遗址区，近交通干线，具有规律。过去牟永抗先生讲过土墩墓是从南方越系墓葬发展而来，也有学者认为是殷系这条线索，而漳河流域、秦淮河流域，正好是南淮夷系统，是否是这条线索过来？句容地区大量土墩墓的分布，或可能与当时的崇拜和信仰有关。李伯谦也谈到，族属问题比较复杂，主体是越和吴，从商代晚期太伯、仲雍奔吴开始大概一千年左右都有土墩墓存在，福建东部沿海土墩墓遗存是否为不同的起源？今后土墩墓的研究还是应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上，进一步深入结合文化因素分析和历史文献，确定族属。

关于土墩墓的起源，2017年江苏宜兴下湾遗址发掘的崧泽文化墓葬在选址、布局、结构方面与两周时期土墩墓有诸多相似之处，专家们讨论颇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指出，下湾遗址非常重要，是土墩墓来源研究新的关注点。赵辉也表示下湾遗址为探索土墩墓起源提供了新线索，他指出如果单从分布地域来看，江浙皖一带邻水多沼泽，择高而居、择高而葬是古之传统，土墩墓的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崧泽时期。从土墩墓的建筑技术看，“草包泥”在崧泽和良渚时期都有发现。不过崧泽时期发现了祭坛，良渚时期有封土墓，但能否构成后来的土墩墓，还需更多的证据。宋建认为，下湾遗址即使不是周代土墩墓的来源，至少也为崧泽时期墓地研究提供了关于埋葬方式的新资料。栾丰实、宋建同时认为土墩墓同良渚、崧泽时期土台应没有直接渊源关系，性质也不同。

关于土墩墓的传播与影响，信立祥认为，土墩墓对中原的核心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主要是坟丘墓的产生。李伯谦指出，中原地区坟丘墓的出现受到土墩墓的影响，从土墩墓往北传播路线和时代早晚就可以证明；至于有没有可能从沿海再往北传播，一直影响到朝鲜半岛，可能性很大，还应深入研究。焦南峰表示，从江南地区两周土墩墓，到安徽春秋中晚期钟离国的封土墓、河南魏韩赵有墓上建筑的墓葬，到秦献公、秦孝公开始有封土，再到西汉确立“方上”制度，是中国古代陵墓封土大致的演变过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指出，常德汉代土墩墓的形制、结构受到江南土墩墓影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员谈到，与皖南地区的土墩墓遗存相比，句容、金坛等地所做的工作更多，土墩墓也更典型，安徽发现的汉代土墩墓、南唐土墩墓也是受史前土墩墓的影响。林永珍等认为韩国坟丘墓与中国土墩墓关系密切，韩国马韩地区的坟丘墓是从与中国山东半岛最近的京畿地区最先开始，沿黄海海岸和内陆河川扩散，体现横跨海洋的移民逐渐向内陆移居过程。信立祥还谈及坟丘墓对日本方形周沟墓的影响，这种墓从20世纪40年代发现到90年代吉野里墓地的大规模发掘，出土遗物的时代被定为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国的秦代，秦代在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周沟墓的痕迹，俞伟超先生曾认为日本弥生文化的开始阶段应该是由秦人传播过去的，与徐福东渡有关，这一观点当时很快得到日本学术界认可。

土墩墓遗存的保护受到与会者广泛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研究员提出要保护好植被，防取土、防被盗。戴向明强调景观考古是聚落考古的延伸，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若能将土墩墓、古河道等展示利用结合起来，既实现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可以形成城市亮丽的风景线。邹厚本、李伯谦等表示对土墩墓遗存的保护刻不容缓，能保尽保，要形成片区，土墩墓遗存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财富。与会者呼吁当地政府、公众共同重视这一问题，把土墩墓文化发扬光大。

三、土墩墓的研究方法

由于土墩墓分布广、影响大，专家们建议将土墩墓作为国际性课题来研究，多做主动发掘，形成协同机制，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做。邹厚本提出土墩墓研究应与遗址、城址、遗迹现象的研究相结合。栾丰实、宋建等认为，土墩墓的研究可从聚落考古的聚落形态划分方法来讨论。赵辉表示可先不考虑族属，用考古学方法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分区域研究；他同时强调应重视文化因素的分析，打开文化界限，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徐天进、赵宾福等认为，土墩墓发掘可以更加精细化，除了十字隔梁外，对于大墓可考虑增加隔梁，发掘工作部分做到生土后可考虑整体复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提出墓地布局应关注其外围有无藩篱、垣墙、兆沟、建筑等配套设施，关注土墩与遗址的关系；同时要多交流，比如吸纳古环境研究专家参与土墩墓研究等。上海博物馆考古部陈杰提到发掘过程应更多关注“面”的概念，通过不同层面遗迹关系的判定综合考虑堆积过程。邹厚本、刘延常、刘宝山、王辉等提出，要借助多手段的年代测定、土壤分析、人骨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现代分析技术作科学的解读；借助大规模航拍、激光滤波技术探明土墩墓的分布，研究族群迁徙等问题。融科技方法于土墩墓的发掘与研究，基本成为大家的共识。

四、相关问题研讨

刘宝山、戴向明等认为，现有调查及发掘工作发现的土墩墓等级并不高，诸如吴国高等级的墓葬在哪，哪些更大的墩子是更高等级的王陵级的墓葬尚不清楚。常怀颖也提到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除了土墩墓外，宁镇地区是否还存在类似于中原地区的家族墓地以及这些人住在哪里等问题。焦南峰谈及古代陵墓封土演变的过程，提出诸如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集中公墓制在同时期的江南如何体现，是否多个土墩代表集中公墓。李伯谦指出，研究多元一体历史的形成离不开土墩墓，我们要考虑土墩墓遗存对构建、形成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大文化系统做出过什么贡献。土墩墓在中国东南、中南的省份都有分布，历史地位应重视。赵辉指出土墩墓除了环黄海地区“U”字形分布外，在长江中游、华南一带，还有一条线索，如云南曲靖八塔台也发现封土墓群。这种土墩墓文化现象，若引申来看，其分布范围还有其他文化因素相伴：或早或晚，在这个大的区域里，新石器时代陶器流行带把、带流、带足，拼装技术发达，不太流行彩陶，不同于黄土高原的陶器；石器技术、玉器制作技术也比中原地区发达；还有几何形印纹硬陶、原始瓷、素面鬲等的广泛分布。夷、吴、越、苗、蛮等民族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大世界。土墩墓的分布区域似乎也存在一个半月形地带，其文化现象的引申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大格局的变化。

与会专家的讨论为土墩墓的研究打开了国际性学术视野。信立祥表示，土墩墓作为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特有的一种丧葬形式，代表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吴越文明的产生、发展、繁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后融入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对中原核心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韩国、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赵辉讲到，土墩墓文化现象对整个东亚地区历史时期文明产生持久的影响，向西影响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及西北地区，乃至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墓葬制度。林留根也强调土墩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见证，其特殊的墓葬形式具有鲜明的吴越地域文明特色，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土墩墓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亚土墩遗存都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