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7)

在Google中输入无人机和上帝视角两个关键词，会得到一系列的新闻标题：《上帝视角：无人机年度照片TOP12》《无人机上帝视角让摄影大开眼界》《无人机航拍之“上帝视角》《圆梦上帝视角·普通人玩儿航拍究竟有多难》等，显见的是，无人机拍摄与“上帝视角”(God’s perspective)难以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描述观看无人机拍摄的感官隐喻。当代隐喻研究意识到隐喻包含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它生成于认知与存有合一的基础之上。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强调隐喻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1]。隐喻帮助人们在认知领域熟悉新事物，打破原本知识框架，无需借助复杂的概念与理论描述，快速实现不同思维方式和系统的对接。

在无人机“上帝视角”隐喻中，新媒介技术与受众感官凸显为隐喻的本体和喻体系统，通过隐喻描绘新媒介，思考媒介本质，产生了一系列“媒介即何物”的著名隐喻，例如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隐喻，尼尔·波兹曼意指媒介对现代生活深刻影响的“媒介即隐喻”。技术哲学家基特勒延续了波兹曼的表述，借助感官和身体研究的丰硕成果，指明：“我们对自我感官一无所知，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式和隐喻[2]。”基特勒的感官隐喻摆脱了麦克卢汉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是从物质中心主义出发，认为是物质媒介决定了人类身体、感知与媒介关系。他讨论过打字机、图灵机、摄影机、留声机等系列媒介，这些媒介都围绕着科技与人类发展得以演进。

如果基特勒在世，无人机也许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研究对象，因为它与其所关注的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同样经历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过程，并最终演变为受众熟悉的媒介工具。无人机拍摄发生使用性质转变后，因提供视角和拍摄有独特的视觉属性，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学习交流；无人机拍摄成为新闻媒体的标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西北大学已率先开展了无人机新闻课程；带摄影功能云台相机和无人机已发展为一种新型媒体，成为新闻媒体的标配。无人机的“上帝视角”作为隐喻被广泛接纳折射出社会心理与技术神话的丰富话语内涵。文章将联系无人机技术渗入媒介生产过程和受众日常生活的背景，以基特勒的技术媒介、感官隐喻的关键词入手，借助西方隐喻分析理论，探寻媒介隐喻发生的社会语境与根源。

一、两个隐喻系统：宗教与媒介

当受众使用和接受无人机是“上帝视角”这一隐喻时，并没有在意识中明确指向宗教意义的上帝。尽管上帝作为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共同的神经历二千年发展，历史悠久且广为人知，这构建了“上帝视角”中无人机隐喻被接纳的社会心理基础[3]。《圣经》中存在的大量隐喻散落于故事和箴言中，眼睛、伊甸园、道路、羔羊等都是直接喻体，建立于教徒熟悉生活基础上的隐喻有助于教义的理解，但上帝视角却并非圣经中提及。为这一隐喻提供直接意象的是基督教中上帝之眼(Eye of the God)又被称为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的描述，它代表着上帝监视人类的法眼。笔者查阅后发现，基督教的《圣经》多处提及的眼睛仅指信徒的眼睛，上帝的眼睛或上帝之眼也未曾明确提及。《旧约》中缺乏上帝的外貌、体态和形态的描绘，通常解释是犹太人认为图画偶像会亵渎神祇而对此有所忌讳。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斯廷教堂的壁画等表现上帝形象的艺术作品大量出现。大量艺术作品中的“上帝之眼”均出现较晚，上帝形象被符号化为无所不在的视觉器官——眼睛，体现为神对人类的监察。宗教生活的渗透令上帝之眼成为根隐喻，用以描述上帝的无处不在、洞悉万物、知晓一切的宗教教义，“上帝视角”的隐喻则依附于这一根隐喻。

如果说受众观看无人机摄影所拍摄的镜头，化身为上帝之眼的话，这种隐喻的迅速生成必然因为喻体和本体间存在着相似性，而让思维产生关联。无人机拍摄的影像特质提供了联想的触发点。首先是两者物理的高度相似性。无人机飞行借助硬件设施自如地模仿人们习惯的视觉语言，突破了人类视觉模式，具有视觉独特性。受众在无人机摄像头带领下，不仅实现任何地方的定点盘旋，也可浏览拍摄区域整体。镜头摆脱了重力规律对运动方向和速度的限制，借助遥控飞行获取影像，视角广度上突破了地面低维度限制，通过机械与数码技术结合完成影像。其拍摄影像不同与航拍，传统航拍照片需要借助飞机或直升机帮忙拍摄，耗资不菲，也成为重要的地理影像记录的方式。但与快速移动且多角度展现的无人机拍摄相比，后者优势显著，它无需人工操控，造价低廉，在高度上填补了航拍空缺。目前无人机主要机型的飞行高度通常在120米以内，高配置可达500米，这一高度区间是直升机飞行或飞机航拍较少涉及的区域。传统飞机航拍通常无法获得完整起飞镜头，只能从飞行中的舷窗向外拍摄，画面遮挡多且画面不稳定，无人机不仅补充了这一高度所需画面，而且获得了完整稳定的航拍画幅。

此外，无人机拍摄与“上帝视角”观看间有着心理感受的相似。起飞时无人机会向上突然腾空而起，犹如魔幻影视剧中神仙平地飞升，机器发出嗡鸣将受众视觉带离地平线，人们迅速摆脱了新闻事件、庆典仪式拥挤的现场，获得了高处对事件规模、动向的整体观感。伴随轻微摆动的飞升视角，人们观看到过去无法看到的景象。无人机可以空中悬浮，尾随主体拍摄时无人机忽上忽下，忽前忽后造就自由的视点，同时可以连绵不断地拍摄中远景镜头，不像过去的航拍只能拍摄大范围景物。可以说，无人机拍摄改变了推拉摇移的传统视觉语言，形成了一种连绵不断飞行的视觉感受。传统的推拉镜头与无人机拍摄的效果不同，一种是纯粹的物理变化，另一种则将受众从观看者的轻松姿态向前推进，以主体向客体融入的态势改变对事实的认知。“上帝视角”提供了全新的感知世界的体验与维度，这是受众对这种镜头迷恋的主要原因。

二、隐喻的桥梁：视觉感官

技术实现的可能提供了人类视觉和头脑的兴奋点，上帝视角并非指上帝目光所及，其深层意涵是人类在技术的帮助下，成为新的上帝，拥有等同上帝的视角，在此视觉感官成为调动隐喻的中介。Clark (1973)认为, 人类的知觉特性与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同环境互动的方式及所获得的感知经验, 而隐喻映射正是建立于此经验基础之上[4]。视觉在身体感官的信息接收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感知外物的方式与外部事物的存在方式，是一致的[5]。”无人机所拍摄的高空并非人们所感知的日常。因为普通视角和观看方式的视觉体验局限了我们对万物的看法，通过日常的视觉感受与经验累积人们才得以掌握对空间的判断。无人机的上帝视角增添了视觉认知的方式，提供了过去新闻缺乏的维度。无人机视频提供了多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人们可以全方位地感知世界，获得全景拍摄，拓展了难以企及的宽度。

隐喻系统则来自观看者对上帝视角直观描述，它是视觉受冲击后的意识心像。在无人机上帝视角的新闻和网页中，一系列的形容词为主的语言结构频频出现，大疆的无人机群中，发帖和评论的爱好者们将其描述为一种惊奇的观感，“奇妙的”“完美的”“令人震惊的”“高端大气”等感叹性词汇说明“上帝视角”作为视觉维度激发的强烈共鸣，很难准确地用语言描述，只能表达出这种震撼的观感。

视觉在人类感官系统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历史上，哲学家柏拉图、康德都非常重视视听官感，神学背景的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在《视觉新论》和《人类知识原理》提出了 “存在即是被感知”。视知觉的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强调视觉思维对艺术创作、审美直觉的影响，现象学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支持“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东西”。无人机拍摄提供了独特的视觉呈现，在上帝视角的视频新闻中，通过机器操控的飞行视野，受众作为身体被悬置，处于虚无状态的主体进入观看，与客观世界万物景象共存，找回了人与自然、世界万物的联系。对视觉知觉所呈现的奇观感的兴奋超越受众对拍摄和报道内容的关注，说明“上帝视角”以一种脱离常态的角度，成为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和感知周边世界的方式。

人类视觉研究发展与观看方式变化相伴随，视觉观看方式的变化常常因媒介特质引发，当视听媒介兴起，视觉的现代化便开始发生。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原目的是通过他个人对观看的深刻见解帮助受众欣赏艺术品：证实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观看事物的方式总受到原有知识和信仰影响[6]。事实上，媒介每一次进步都是对人类感官的一次全新冲击。对媒介来说，以往观看方式会局限对新画面和角度的理解，突破、适应和转变需要漫长的适应期。人类的视觉始终在追求一种完全无束缚的视觉可能，为此，通过无人机技术展示的对上帝视角的追求，原因并非仅存在于视角层面，还存在于观看事物的维度和身体的限制。

我们通过无人机以“上帝视角”观看同时身体消失了，它似乎在画面观看瞬间以隐身法术获得了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如同指环王那枚戒指使戴上它的人隐形、肉体消失和行为不受约束。无人机带给我们肉体的解放，人类远离沉重的肉身，借助这种拍摄景象，人们在身体参与情形下享受一种无拘束的视野变幻，而它过去只存在于神话和故事的想象空间中。“上帝视角”的隐喻源自媒体传达的仿真体验，这种视觉方式由时代特征与技术支持共同完成，它是技术时代无所不能的象征，拍摄传输的图像成为有力的证明。

三、隐喻的根源：技术神话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通过伊甸园的隐喻，引入人们对依赖技术世界的思考，并将问题集中于人——技术相互影响的讨论中，人类利用技术产生了一个技术环境，技术与人类日常经验发生关联[7]。操控无人机并进行拍摄成为需要耗时学习的技术，技术提供给受众特殊视角的视觉影像。新式的视觉和反应出现一度作为新媒体的电影、电视、网络作品中，而非局限于某特定的媒介。当前人类处于自我创造的多重技术环境中，需要警惕：当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能提供更为舒适便捷生活时，技术容易上升为受众仰望的新式宗教。这一点可以许多方面一窥踪迹：比如新产品发布会布置得犹如教堂仪式中的祭坛，技术大亨发布新技术犹如大主教布道，新媒介产品宣称拥有神迹般的使用体验，整个过程充满仪式感，以引发受众对新技术的惊叹与臣服。

新宗教的说法自有其科学根据，霍金在《大设计》中所提及的十一维时空对处于四维时空的人类几乎难以想象[8]。可以预见的是，高维度时空的生物对低维时空的存在来说，恰如人类的神。对未知世界好奇，试图突破感知局限的心理从来都深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无人机视角不能说真正做到了这点，但它产生了一种技术赋予的自由感知，而这种视角过去只有宗教中的神才享有，无人机技术满足了人们上天入地的心理，实践者是作为技术主体的我们，无人机技术将原本并非人类可以觉察的维度通过视觉被感知。作为依靠各种技术生存发展的物种，这是“上帝视角”始终为受众迷恋的心理因素。

相信技术确实提供人类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的思想隐含着技术决定论色彩，这并非现代技术阶段才有的，技术神学隐喻从古至今映射出人类观点。发展早期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不啻是一则技术神话隐喻，而引发技术后果被喻为潘多拉的盒子。不只是西方，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仓颉造字、嫘祖缫丝、神龙尝百草、大禹治水都是面对自然环境技术使用的突破。神话传说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担忧的积淀，它总是与传统宗教情感相关联，影响人们对技术的感知。伴随着自然征服和社会发展，人类所掌握技术水平由低到高，技术不仅与人类关系更为密切，更发展出生存技能、身体技艺、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宗教的影响始终难以排除在外，但人类从蒙昧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技术突破给予人们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宗教自始至终地扮演着安抚冒险者和开拓者精神家园的角色，两者各司其职，发挥功用。在文章所讨论的隐喻中，传统的技术神话成为潜在的历史背景，构建起隐喻本体和喻体的桥梁。

四、结 语

文章对无人机“上帝视角”分析后认为，在媒介隐喻研究中，以往的宗教心理影响和近年形成的技术迷思不可忽视。正如凯瑞在文化传播研究中开篇指出，随着技术与宗教思想的褪去，传播技术成为思想中心，技术思维和技术哲学开始占据主流。但宗教从未远离，技术的宗教迷思包含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将古老的心灵探讨和现代技术尊崇在这个隐喻中得以充分显现。

文章并未将隐喻视为修辞手法，而是将其作为连接新旧知识的思维纽带。前文所讨论的三者是紧密关联的，通过挖掘宗教性隐喻与传统社会心理关联，可以发现宗教隐喻具有共享和想象特质；我们认为隐喻分析探讨“上帝视角”的技术内涵，探寻技术实现与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互为映射。“上帝视角”的隐喻认知模式受到西方宗教传说影响，反映了早期人类困惑。无人机的上帝视角拍摄形成了一种易辨识的视觉化影像风格，技术令人类脱离原有生存维度，获得自我审视高度，在日常视觉观看中实现了传统宗教隐喻向技术隐喻的转变，因而脱离了宗教伦理的范畴，成为认识论的对象和新媒介认知的新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