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军

北齐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一个重要王朝，由北魏权臣高欢及其子孙创建，国力强盛时雄踞华北及黄淮流域等广大地区，文化上承袭汉风、依存魏晋、互通南朝，同时也吸收了较多异域文化，故在艺术成就方面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对后世的影响力也较为深远。

北齐娄睿墓位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西南一公里，位于汾河以西，悬瓮山及太汾公路之东畔，在历史上长期被误认为北齐的斛律金墓，1979年发掘后才被证实为娄睿墓。出土有陶俑、陶牲畜、陶模型、瓷器、装饰品、石刻、墓志、壁画等多种文物，且墓葬的形制、葬式和随葬品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北齐徐显秀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王墓坡”，壁画是此墓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遍布全墓的彩绘壁画保存基本完整，彩绘壁画共约3300平方米，气势恢宏壮观，形象生动写实，色彩斑斓如新，各类人物、马匹、牛车、神兽，各色仪仗、兵器、乐器、生活什物和装饰图案应有尽有。

娄睿在天统二年（566年）被封为大司马统领全军，三年（567年）为太傅、太师，兼录并省尚书事、并省尚书令；徐显秀在天统四年（568年）被封为司空，五年（569年）为太尉。二人在北齐时期都曾是宰辅重臣，故死后的墓冢也格外奢华，而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了解到北齐社会的一些个性特征和谨小细节，这在其他史载、典籍中是很难了解到的。

祆教文化是两处墓葬共同体现出的最直接信息。两处都雕刻有大量仰莲、忍冬纹以及联珠、新月托日等祆教特征明显的纹样，同时还有羽翼兽和火坛等祆教图腾物雕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祆教文化在当时的北齐已极为普遍。据《魏书》卷一三《灵太后传》：“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可见在北魏时期祆教的“胡天神”已是当时主要祭拜神并已开始大量传播，又据《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祠，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在北齐时已经是皇帝亲自拜祭胡天神（祆神）了，可知祆教文化在当时社会尤其是贵族阶层已是主流文化，尊崇祆教礼仪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殡葬习俗。再结合当下流传于山西大部、河北和内蒙少部带有明显祆教风格的点旺火习俗，其流传区域和当时的北齐核心区域也基本一致，可以判断点旺火等祭祀行为在北齐的民间也甚为流行，虽然随着政权的更迭祆教在上层社会的一些表现形式被消除掉了，但祆教最纯粹的祈福形式却在民间被保留了下来，到如今成为了一项丰富的民间艺术活动。

两墓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其中俑的内容种类和表现形式也极具时代特征。两墓中的文武官吏俑中，武官鲜卑人文官汉人的特征较为明显，说明北齐虽然在和清三年（564年）改革兵制，但在两人下葬时（570年、571年），兵民胡汉之分的兵制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改革进展较为缓慢，而在当时北方连年征战，土地被大量荒废，民族隔离的兵制政策导致汉人农民赋役过重，这也间接导致了北齐被府兵制改革后的北周军事击破的事实。娄睿墓中出土了骆驼俑和牛俑，这在后世的贵族墓中比较少见，既有体现西域胡驼商风格的骆驼，又有体现汉人耕作拉货的牛，说明了北齐一朝文化融合较为广泛，既重视五谷丰登的农业元素，也在意互通有无的商旅文化，这种对农和商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后来的隋唐盛世。而两墓中出土陶俑的雕塑也极具时代特征，既不同于汉代的讲究气势，也不同于唐代的华丽，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略带夸张，完美地将艺术写实和世俗生活相结合，从而达到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目的。

两墓均发掘出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带釉陶器均为低温铅釉陶，这种陶器始于西汉，盛于东汉。北朝墓葬中，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安阳范粹墓、濮阳李云墓都有这类陶器出土。娄睿墓中出土陶瓷器特点鲜明，用高岭土胎制，质纯白，稍粗，器壁较厚，胎质坚硬，釉层浑厚，均匀，色莹润明亮，釉色有淡黄、茶黄、黄泛绿、黄泛墨绿等，而花纹多用堆、贴、划三种方法，造型风格庄重而粗犷。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器中有罕见的瓷灯具一件，灯体高而秀美，纹饰庄严富丽；出土的龙柄鸡流贴花壶也很精致，配以贴花装饰，既和谐又庄重；出土的带盖贴花壶也比较少见，还有出土的二彩小瓷盂，在淡绿豆色的薄釉上，画以极薄的黄绿二彩，釉面平展光滑，显示了瓷器制造业的进步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所见墓葬中出土彩瓷最早的佳作。从出土陶瓷器中的装饰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北齐文化深受祆教文化与佛教艺术的影响；从出土陶瓷器的工艺来看，均明确显示北齐时期低温铅釉陶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而后世隋唐时期闻名遐迩的唐三彩也正是基于这种低温铅釉陶工艺发展而来的。

徐显秀墓室北壁有《夫妇宴饮图》壁画。在古代墓葬风水学当中南北走向为“正”向，而南壁为墓室门洞，故北壁的价值意义非凡，而此壁画中仆役侍从、乐舞百戏将徐显秀夫妇二人拥坐于帐中榻上，可见“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着非凡的意义。而纵观秦汉魏晋时期的壁画作品和出土文物，榻均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具之一。但通过对比也可以发现，在秦汉和魏晋早起，榻的功能较为单一，据《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汉代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可知在早期榻的尺寸较小，作用也主要供一人独坐，到后来榻的功能逐渐发展为可坐可卧，尺寸也有所变大，出现集会时可供二人或多人共坐的榻。但随之在礼仪方面，坐榻也成为了一种地位和尊贵的象征，《新唐书·李岘传》载：“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载为相，中人传诏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岘至，即敕束撤榻。”可见李岘地位低微，拜见丞相时无榻可坐。而《夫妇宴饮图》壁画中着重对榻的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体现墓主人的尊贵身份。而此处榻的出现也侧面反映了虽然在唐代时期胡床和扶手椅等高大家具逐渐替代榻的作用，但在北齐墓主人下葬年代，榻仍旧是上层社会最为主要的起居物，西域诸胡对北齐在社会文化生活细节处的影响力还未彻底显现，起居家具高大化的变革仍处于萌芽之中。

两墓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对我们探究北齐时期服饰特点也意义非凡。这两壁画反映了当时北齐人们的服饰文化的状况，壁画内人物仍以当时鲜卑族“鲜卑帽、缺骻袍、合裆裤、鞢躞带、长靿靴”的传统服饰为主，同时又有部分胡服特征。而徐显秀墓壁画中妇女们以窄袖翻领的上衣、束胸高腰的长裙、外披轻薄的长衫为主，但墓主人徐显秀却着褒衣薄带式汉族风格明显的服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齐当时社会文化的纠结，一方面自魏孝文帝汉化以来，鲜卑族上层由于政治需要更多地倾向于汉族特色，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民族隔离导致胡汉独立，鲜卑族内保守分子对鲜卑传统念念不忘，还有就是外来宗教带来的西域文化冲击，这些元素都在壁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单一的服饰风格正渐渐被人们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服饰风格。同时这两幅壁画也极大地佐证了关于唐代常服起源于北齐朝的猜想，历史意义重大。

综上，娄睿墓和徐显秀墓出土文物具有极大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我们既可以通过文物的祆教特征和壁画服饰的西胡风格来判断北齐对西域文化的融合程度，进而去追踪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灭国后其存留波斯文化在由西域到中原的渗透轨迹；我们还可以通过陶俑、陶瓷等手工作品来判断北齐时期的工艺发展水平，进而去了解我国白瓷的发展起源和唐三彩的历史演变；同时，鲜卑化特征明显的两墓出土文物，可以为我们研究鲜卑的历史和生活风俗习惯提供极大的佐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