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利民，曾长秋

舜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人是舜帝，他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应以道德为本。舜帝为中华道德文化开枝散叶、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舜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原生性、伦理性以及正统性是其主要特征。舜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伦理内涵。

一、舜文化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源点

《史记》载有：“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文化是舜帝通过自身实践省察，在上古时期所创造总结出来的一种文化体系，经后人传承弘扬，形成了流播久远的道德文化谱系。

首先，舜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舜文化的发展与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开创时期，燧人氏、伏羲氏以及炎帝和黄帝，率领族人奠定了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基础。最初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社会关系简单而混乱，社会规范处于混沌状态，远远没有分化、成熟。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从黄帝开始进入了父系社会。舜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国家初步形成时期，也是文明逐渐定型并趋向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状况以及人际交往范围都在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有人来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治理，用一些规则来维护国家发展、协调人际关系。舜在当时属于部落联盟的首领，针对当时生存发展的需求，在生活中以及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宣扬仁慈、孝道和美德来影响人们。他提出和倡导的许多规则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践行，也逐渐演变成为社会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

其次，舜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要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舜被后人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深受后人尊崇和敬仰。因而，舜文化被称之为“唐虞之道”或“尧舜之道”，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尊重家庭、孝顺以悌、修身为本、以德立人的精神，它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开源，反映了并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如果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人的“血缘”之根，它确证的是中国人的生物性来源，舜文化则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明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

再次，舜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影响深远。纵览历代典籍，关于舜的事迹的记载非常丰富，可谓不胜枚举。《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淮南子》载：“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尸子辑本》卷上载：“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皆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丧虎。故有光如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帝王世纪》载：“舜耕于历山之阳，耕者让畔；渔于雷泽，渔者让渊；陶于河滨，陶者器不窳。”说的是舜在历山耕种，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历山的人也都能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也学他把丰盛的渔场争相让给他人；在黄河边制作陶器，以身作则，精心制作，黄河沿岸出产的陶器再没有粗制滥造的。这种邻里和睦、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乐于助人、诚信求实的社会职业道德，得到了人们的仰慕，因而人人择舜而居，“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郦道元《水经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曰上虞。”……这些文献记载最起码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舜的历史影响非常久远，是中国传统道德叙事中的典范或楷模。二是舜对于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开掘做出了重要贡献。舜文化这一概念也就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之为文化就是因为其流动性和传承性，静止的、孤立事件和人物都会被时间淹没而难以积淀成文化的活力因子。实际上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仁”和“孝悌”等美德，即起源于虞舜之道。因而舜是道德文明的鼻祖，舜文化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母源。

二、舜的“德思”与“德行”

舜作为中国历史上“五帝”的最后一位，为中华道德文化定型和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舜以“明德”而著称，这也决定了舜文化的道德内涵非常丰富。

1.重视德治，推崇德政

舜在国家治理中首次引入了“德”的管理体制[1]（P63）。舜继位执政后，在治理国家上广施德政，举贤任能，唯德重才，举“八元”，使布五教，天下家庭和睦，邻里真诚；用“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掌管土地，处理各种事务，都办得有条有理；荐大禹，治水成功；任命二十二贤才，忠于职守，顺应民意，得以天下大治。他还广开视听，纳言从谏，求贤人以自辅，《古今注》记载：“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舜还作五明扇，设诽谤之木以表王者纳谏。他还严明刑律，惩治奸佞，“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还开创了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如《尚书》云：“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他对天下百姓宽大为怀，使大家有了安定的生活，纷纷称赞其治天下之道。

另外，在舜的示范和治理下，农工商和音乐艺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早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方法及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

2.以德化人，力促和谐

舜以德化人最典型体现在处理与三苗（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部落名）的关系上。尧时，三苗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以及江南广大地区十分活跃，不时侵扰中原腹地。虽然“尧战于丹水以服南蛮”。但是，三苗并未被彻底征服，后又在江淮、荆州等地数度为乱。后来，舜辅佐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才获得了南方的一时安宁。舜为首领以后，残存的三苗仍不服，舜开始也按惯例遣派大军武力征服，《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这一史实。然而，三苗不畏强暴，败而不绥，如《竹书》所载：三旬，舜明白了三苗不能用武力征服，于是制止了禹等“请伐之”的请求。《吕氏春秋·尚德》记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于戚舞，有苗乃服。”《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终以化民。舜帝最终以德化人，而不是以武力压服，不仅使百姓免遭战争之苦，而且实现了北方华夏族东夷集团与南方苗族的大融合，为祖国大一统做出了卓越贡献。三苗归顺，使南边疆域直到五岭以南。“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亦有“西王母来朝、息慎氏来朝、有苗氏来朝、玄都氏来朝”并送贡品的记载，国家出现了“九族亲睦”“合和万邦”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局面。

另外《孔子家语》载舜歌《南风》一事：“舜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其诗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温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文献所载是对当时事实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出舜勤政爱民的国家治理方案，对于舜文化中的道德内涵也比较有说服力。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者。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诗中对舜仁厚爱民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来民众对于舜的怀念之情。

舜帝倡和，彪炳史册。《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对夔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夏本纪》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临，百兽率舞，百官信谐。”《新语·无为》云：“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宋书》说：“舜即帝位，英生于阶，凤凰巢于庭。”这都充分说明了舜力促和谐的功绩。

3.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舜所处的环境，无论是施政环境、家庭环境还是部族社会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危难。但是舜总是以身作则，积极进取，体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舜因子商均不肖而“不足授天下”，“乃预荐禹于天，为嗣”，体现了“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道德精神。总之无论是耕历山、渔雷泽，迁三苗、扩疆域，还是举贤任能、禅让帝位等，都是舜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情操的体现。重入世、重义的态度解决现实问题，强调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是舜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舜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中，倡导孝道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孝文化是舜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下文单列详述。

三、孝是舜文化中的内核

在舜文化中，“孝”是人伦道德中的最根本的要素。在他的治理思想中，舜主张的是“孝道重于治道”。在舜看来，“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说“孝”是从根本上让整个人伦道德观念得以开枝散叶以及发展壮大。人类的文明起源于道德教化，道德教化的基本支撑点是伦理，然而伦理就是来源于孝道，所以说孝道是形成人类文明的最原始的人伦道德观。舜文化中的人伦道德观主要体现在舜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以及“孝”文化的推广。

1.舜作为“孝祖”的史实

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史实及其中的经典例子就可以看出舜文化的人伦道德观念。《尚书·尧典》记载四岳向尧推荐虞舜：“瞽子。父顽、母囂、象傲、克谐，以孝蒸蒸，又不隔奸。可以看出在对家庭关系问题的处理中，舜非常看重对父母的孝顺以及对兄弟的关爱。舜“克谐以孝”，在处理复杂的家事问题中，用孝心去感化自己的父母，用关爱去打动自己的兄弟，让他们不至于作奸犯科，此举传入尧的耳中，舜因此得到了重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的继母和弟弟一直对舜怀恨在心，并且还挑拨其父亲，一起加害于舜。他们合谋设计很多方式来陷害舜，比如“落石填井”、历山种麻”、“仓廪焚火”等等，希望将舜杀害，舜就是这样每天在杀机中度日。但舜总是为了家庭和睦，不计前嫌，并且以德报怨去感化他们。舜仍然用“舌舔母眼”、“封象有畁”、“采药救象”去感化自己的家人，最后虞舜以“孝悌理家”“继母忏悔”，让二十孝广为人知。

舜在历山耕田，不忍心用鞭子打牛，而是敲打拴在犁杖上的簸箕，这让“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帝尧大为感动，不仅把舜拟定为继承人，还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婚配于他，又让九个儿子与之共处，借以观察舜的治家与社会处事。舜让二女与家人一起生活，恪守妇道，勤俭持家；他的温良宽厚也使得尧的九个儿子更加团结友爱。

另外，在年轻人的教育方面，舜也是有着独特的见解。史书《尚书》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大概意思就是说任命夔为主持乐官，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大而坚栗，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可以看出舜帝是希望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注重其品质的培养，让他们可以像音乐一样和谐。

2.“五典之教”的建立

“五典之教”是舜所建立起的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人伦道德观念，主要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就是说作父亲的要仁义，作母亲的要慈祥，作兄长的要友善，作弟弟的要恭敬，作孩子的要孝顺，这五种伦理道德的教化，在《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有相关记载。《尚书·尧典》记载：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从这两个史实记载中可以看出，尧希望舜将这五种伦理道德在自己的臣民中推广，舜将五典之教理顺并且推行，使得臣民都能够很好地遵从。

舜的家庭环境人情淡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血缘关系是人类关系的核心基础，在面对父母兄弟的一次一次陷害，依然能够做到践行仁义，将家庭人伦关系作为道德核心，构建了一个和谐文明的家庭和社会治理理念，可以说是“家和万事兴”的首创者，更开创了人伦道德教育的先河[3]（P6）。在舜看来，家庭道德规范，为每个家庭成员提供道德教育。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持和谐。父母和子女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双向关爱的机制，也就是说子女孝敬父母，父母关心子女。只有基于双方这种平等的关系，才能使整个家庭和睦相处。舜在得到尧帝的任命后，首先在尧帝的家族进行五常教育的推广，建立起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道德原则，让这些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同理，舜认为除了血缘关系，在亲朋好友中建立这种关系，亲戚、朋友就会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最终将这种思维运用到社会关系以及治国理念中，也就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君主关爱自己的臣民，臣民敬仰自己的君主。

舜为了让“五典之教”能够更好地推行起来，便开始广纳人才，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在尧帝时代，有“八恺”和“八元”，在当时非常出名，其中“八恺”说的是高阳氏的八个子孙，个个都德才兼备，性情和善，为人宽厚，世人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好处。“八元”说的是高辛氏的八个子孙，除了善良也非常有德行，因为体恤百姓、利物惠民而得到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岁月的发展，他们世代传承着良好的家风。舜在得知这些情况后，根据他们自身的优势特点，对其进行重用，让“八恺”主要负责水土农林的管理，负责一切土地管理的工作，由于八恺性情和善，做事公正，事情办得有条有理，深受大家拥戴。另外，舜根据特点举用了“八元”，让他们负责向四方传布五教，加强建立各部落的道德规范，使做父亲的有道义，做母亲的慈爱，做兄长的友善，做弟弟的恭谨，做儿子的孝顺，家庭和睦，邻里真诚，长尊有序，也赢得了民众们的心。

可以说舜推行“五典之教”的过程是基于自己实践以及身体力行的一种过程，他把社会制度和社会领域进行了结合，并且开创了道德教育新的篇章，他把家庭伦理和官制、礼制都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使其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形态。这种“五典之教”在后世儒家思想中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形态，后期经过演变形成了“三纲五常”的文化，也就有了我们当前家庭观念中的长幼有序、社会规范中的人伦道德。

3.对“孝”的拓展——“孝”以齐家

所谓“百善孝为先”，舜之所以能够从平民家庭脱颖而出，成为舜帝，凭借的就是一个“孝”字。舜在被自己家人多次设计陷害的情况下，依然对其尽善尽孝，以德报怨。另外，舜在对自己父母孝顺的同时，他的亲身力行确实感天动地。

舜的“孝”理念，后来被儒家思想所吸纳，为儒家的“孝”教育理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启示。曾子曾经将“孝”划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孝顺是需要做到对自己父母的赡养，其次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受到侮辱，然而最高层次的孝则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做到尊敬，这才是中华民族社会风俗中的“以孝齐家”。那么在这三个层次中，怎样才能对父母做到“尊亲”与“弗辱”呢？在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中，就是需要做到“守身，修身，友悌，行仁”。这四个准则可以说是对家庭关系很好的一种诠释，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出来，个人的生死荣辱是和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国家紧密相连的。

其中，“守身”指的是对自己身体要爱护。《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以说爱护自己的身体是孝道的最基本的起点。只有一个好的身体做保障，才能谈得起对父母尽孝，否则就是在讲空话。另外《孟子》中也有一样的观点：“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同样也是在强调最基本的孝心就是要为自己的父母做到爱惜身体，解除父母的担忧。

“修身”主要强调的是自身品行的修为。“孝”在古代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曾子曾经在《大孝篇》中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也就是说自己的品行不端正很容易会让自己的父母担忧，这也是属于一种不孝顺的体现。在儒家的人伦道德观点中，将品行不端列为不孝，由此可以看出，修身是在守身的基础上更深入一个层次。孟子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就是说世间俗语所讲的不孝，有五种情形：四肢懒惰，不顾父母的生活，这是不孝之一；喜欢赌博喝酒，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不孝之二；贪图钱财，偏爱老婆孩子，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不孝之三；放纵于寻欢作乐，使父母蒙受羞辱，是不孝之四；逞强好斗，危及父母，是不孝之五。这些行为都会让自己的父母感到耻辱，所以说需要通过修身来对自己不好的品行进行纠正，对父母尽孝。

“友悌”主要是指兄弟相爱，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孝不仅仅是体现在对父母的孝道中，还需要做到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友爱。在儒家的伦理纲常中，“悌”指的是做弟弟要尊敬哥哥。就像《论语·学而》中说：“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如，《孟子·滕文公下》：“于此有焉：入则孝，出则悌。”从这些观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中对“悌”的重视，它和“孝”一起构成了“仁”文化的基础。

“行仁”主要就是指通过仁德让天下太平。《孟子》中有言：“浩然正气修己身，内仁外义行天下”。“行仁”主要是用于治理天下，但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行仁”中最根本的要求。也可以说“行仁”属于最好的孝道。另外，在《孝经》中也有记载“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就是从小时候对自己双亲侍奉，中年时候对自己的君主和国家尽忠，在年老的时候对自己身体和修行进行反思，看看自己有没有遗憾，这才是真正孝道的完成，也是一个人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守身，修身，友悌，行仁”的任何一个过程中，舜都可以当之无愧，尤其是他在受万人敬仰与歌颂，享受着至高无上权利的时候，对自己的父母依然是百依百顺，将自己的情感建立在父母情感之上，想方设法为其解忧。在舜看来，只有让父母开心，才能解决自己的郁闷，使自己过得舒心。孟子在对舜进行评价的时候认为，只有大孝之人一生都在对父母尽孝。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能够真正做到一生尽孝的人也只有舜帝，所以元代郭居敬在编录二十四孝的时候，将舜“孝感动天”列为首篇。

舜以德治国、以孝治家的思想，当之无愧称为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开端。尤其是“孝”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衍生出了礼、忠、顺从等一系列的做人标准。正是因为舜重视孝道，才会得到尧帝的重用，并且在现代被世人所尊重和爱戴，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孝祖”。

总之，舜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体现其道德观念，成就了一位“圣王合一”的君主典范，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中所记载的“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舜在“德治”中的功劳，并且从“始”这个字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舜对于中国道德文化有着开创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