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端

最早的田野发掘活动可以追溯到欧洲18世纪以前的古物学阶段。从15世纪末田野发掘的萌芽到20世纪初期形成按自然层发掘的方法，标志着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再到20世纪前半叶科学发掘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改进，使得田野考古最终形成了一套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操作规范与技术流程，①Browman， D.L.and D.R.Givens， Stratigraphic Excavation： The First“New Archae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9(98)， pp.80-95； Renfrew， C.and P.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6th ed.Thames ＆ Hudson，2012，pp.1-656.而20世纪后半期的田野考古实践又在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了新的发展①Schiffer， M.B.， Toward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mation Processes.American Antiquity， 1983(48)， pp.675-706.Hodder， I.， 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Çatalhöyük.Thames ＆ Hudson， 2006， pp.1-288.。从世界范围看，由于受到社会大环境和特定学术思潮的影响，田野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也曾出现过多次转向。从最初仅关注精美古物(antiquity)，到全面收集所有遗物(artefacts)和注重遗址的地层关系与器群组合，再从聚落观念走向对遗址上曾经发生的人类行为的研究，②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最近则把遗址视为一个需要和可以进行阐释的文本，并展现考古知识的生产过程，其间经历了渐进式的发展阶段③Hodder， I.，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0， pp.1-300.。本文拟从田野考古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分析西方田野考古的发展历程，揭示考古发掘的不同目标所处的社会、思想和学术背景，以理解西方田野考古研究转向出现的原因和意义，以期为中国当前的田野考古实践提供思想启示。

一、1900年之前的田野发掘

在欧洲，16世纪的旅行者和学者开始记录和收藏他们发现的历史文物，推动了古物学的发展。在收藏活动的同时，私人田野发掘也出现了。这些发掘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收集古代的精美物品，用于装点显贵阶层的门面。17世纪，田野发掘在欧洲蓬勃开展起来，收藏古玩的风气也在各地兴起，并得到王室的持续推动。在英国，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逐渐从古典世界的文物转向自然界和上古时代，这种转移导致田野发掘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获取古典文明的珍宝。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17—18世纪，一批科学协会和古物学会相继成立，这使得野外发掘活动逐渐从皇室和贵族阶层的个人行为中走出来，相应地也使田野发掘活动的目的从玩赏与收藏古物缓慢走向科学研究。①Clarke， M.L.， Greek studies in England， 1700-1830.CUP Archive， 1945，pp.1-255.

19世纪初，由于人们对非古典时代古物兴趣的增加，发掘活动除了旨在获取古墓中的珍宝外，少数发掘者逐渐开始对土冢类型和埋葬形式进行区分和研究，并注意到村落遗址和划分营地与土木建筑类型，②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3页。这些工作标志着古物学正向考古学的方向前进。在丹麦，1836年由哥本哈根博物馆发行的《北欧古物指南》和沃尔赛(J.J.A.Worsaae)的《远古古物》两本书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对田野考古的认识也从收集珍宝上升到全面收集遗物的新高度。沃尔赛认为“发掘应该仔细进行，并由内行人负责。发掘的说明必须完整……所有‘古玩’都应该保存好，甚至‘微不足道’的东西也都值得保存”③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地层剖面的暴露使得地质学者和考古学者有了非常多的机会去观察古代遗存和地层。同时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一个新兴的实业家阶级，他们对考古的兴趣促进了相关田野活动的开展。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5页。根据这些田野发现，考古学者逐渐建立并完善了一连串的考古学分期来描述人类进化的全部过程，比如欧洲史前学领域的分期框架——阿舍利期、莫斯特、梭鲁特期、马格德林期、罗本豪森期。⑤de Mortillet， G.， Le Préhistorique， antiquitéde l'homme.Reinwald， 1883，pp.1-642.de Mortillet， G.， Classification des diverses périodes de l'âge de la pierre.In Extrait du 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6me session， Brux， 1872， pp.1453.

此时，近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以德国人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为代表。从1869年开始，他在希腊持续开展了近二十年的发掘工作。施里曼对特洛伊古城的发掘采用解剖地层的方式，发掘的目的开始从获取珍宝走向全面收集每件器物，并意识到普通器物在提供历史信息上的重要意义。他仔细记录每件器物所在的地层，并对重要器物进行绘图、拍照。这种发掘形式在当时具有变革意义，他还以办实业的能力和手段竭力快速发表工作成果，如工作日记。大致同时代，庞贝古城的发掘者明确意识到需要完整揭露并复原古城，所以地层叠压关系的判断成为发掘过程中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遗存收集并不局限于单件器物。①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33页。

19世纪后半期对田野考古方法有重大贡献的代表还有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和皮特里(Flinders Petrie)。和施里曼相似，他们认为发掘的目的是全面揭露遗址，普通器物比特殊器物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更普遍、更流行；在实际的发掘过程中，重视地层观察，逐件记录器物的位置，并配以准确的平、剖面图和文字说明，尽快发表完整的发掘报告。②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5页。与同时代的其他优秀发掘者一样，皮特-里弗斯并未按地层来发掘(stratigraphic excavation)，他的兴趣主要是对地层序列进行辨识，目的是将所发现的遗物归入相应的地层，通过地层序列来展示人类进化的历史，重视普通器物是为了对其进行分类以构建进化的序列；就田野发掘方法而言，他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没有质的创新之处，但是其全面记录出土遗物的方式却帮助其赢得“科学发掘之父”的称号。③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在地质学和进化论的影响下，19世纪的考古学家将地层中的人工制品视为“化石”，通过这些化石组合的地层排列，人类历史可以划分成若干连续的时期或阶段。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9页。

二、1950年以前以遗物为中心的田野考古

19世纪，田野发掘者的目标已经逐渐从采集精美古物转向收集所有遗物，并开始注重划分地层和详细记录遗物的出土位置。但总体而言，即便到了19世纪晚期，考古发掘的方法仍然更加接近古物收集而非现代科学田野考古的作业方式，发掘者对遗物的兴趣比对遗址本身的兴趣大得多。①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不过，他们在发掘时全面收集所有遗物和注重地层关系，这与以“挖宝”为目的的挖掘有着云泥之别。

20世纪最初15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彻底告别艺术鉴赏的目的，而是要提取遗址中所有的考古证据——从普通陶器到骨骼和植物籽实，同时考古学家也越来越依赖自然科学专家来鉴定相关遗存。②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不过，科学发掘的原则被发掘人员掌握的速度比较缓慢，欧美各地考古发掘的操作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按自然地层来发掘的方法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人为划分水平层的发掘方式在20世纪前20年还很普遍。③Browman， D.L.and D.R.Givens， Stratigraphic Excavation： The First“New Archae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9(98)， pp.80-95.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作为一种新的发掘技术，按自然层来逐层揭露的发掘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④Griffin， J.B.， The Study of Early Cultures.In H.L.Shapiro， H.L.Shapiro(Eds.)， Man，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22-48.

20世纪初，以阶段划分为主要目的的考古学研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在20世纪前25年，欧洲的史前学研究逐渐从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转变为描述人类的文化，即从地质学的方法转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①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54页。其中，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是普及考古学文化概念最重要的著作，②Childe， V.G.，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Kegan Paul， 1925，pp.1-858.通过此书，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此后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接纳和使用。③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盛行的时代，田野考古发掘十分重视器物的全面收集，并流行按自然层来逐层发掘，注重地层、遗迹叠压打破关系的辨识，采用各种技术设备来探寻地下遗物的埋藏分布情况；在考古材料分析方面，考古学家越来越依赖自然科学家对土壤、花粉、金属、石器、动植物群的详细分析报告，注重环境、景观、地形、地理信息的收集与分析；考古发掘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性考古组织和学术团体的支持下完成的。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304页。另外，发掘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发掘报告也更加接近现代报告。⑤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

随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以文化史为导向的研究并不够，需要对古代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比如泰勒(Walter W.Taylor)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考古学之研究》(1943)中倡导“缀合的研究方式”(conjunctive approach)，强调考古学家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的体力工作和出版发掘报告，而是撰写历史、研究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⑥Taylor， W.W.， A Study of Archaeology.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 69， 1948， pp.1-256.泰勒对文化史研究路线的批判和倡导缀合的研究方式为20世纪50年代田野考古的研究转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三、1950—1960年以遗址为中心的聚落考古

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考古学流行文化史的研究，这种学术研究路径主要服务于地域文化-历史框架的构建和完善，传播论(“刺激”“影响”或“入侵”)是解释考古学文化兴衰的主要模式。①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0～632页。在田野考古中，发掘者主要采取大面积揭露的方式，以遗物为中心，地层或遗迹被视为一个单元，非常注重不同单元的叠压关系和相对年代的判定。②朱莉·K.斯坦：《地层叠压原理》，《考古学：关键概念》，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编，陈胜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249页。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聚落考古为代表的田野考古新范例得以实践，以威利(Gordon R.Willey)在秘鲁河谷的研究为代表。③Willey， G.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No.155， Washington，1953，pp.1-453.聚落考古是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的一种路径，包括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情感(affective)等运行系统的分析来理解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④Trigger， B.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American antiquity， 1967(32)， pp.149-160.聚落考古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田野考古思想，使得田野考古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了以遗址为中心的研究。⑤谢银玲、陈淳：《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6～14页；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2～90页。

在具体的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单个遗址的发掘非常注重辨别遗迹的空间分布、共时性和功能分析，同时注意提取遗址中的环境信息，以复原当时人类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状况；在技术层面上，聚落考古理念下的田野发掘与20世纪前半期的科学发掘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航拍以及大面积揭露是聚落考古常用的工作方法，①许永杰：《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第123～131页。但是通过区域考古调查来获取遗址的数量、规模、年代等信息成为聚落考古最具特色的方面，这可能与其最终目的有关，即重建史前文化的功能和社会变迁②Trigger， B.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American antiquity， 1967(32)， pp.149-160.。虽然聚落考古始于50年代，但它至今仍是一种流行的研究方法。

四、1960年以来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英美考古学界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学派的崛起，③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考古学理论的争论导致田野考古也悄然出现变化。其中三个特征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是跨学科研究在田野考古中越来越重要；二是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关注；三是将田野发掘过程视为阐释过程的后过程主义田野考古实践。这三个特征的共性是研究者对人类行为的重视和兴趣。

(一)跨学科研究真正开始流行

虽然60年代之前的田野考古已经十分注重全面收集各类考古资料，考古发掘经常邀请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等领域的专家来协助发掘和撰写考古报告，但是这些工作在考古研究中大多处于附属地位。典型的例子是动、植物的鉴定结果被放入考古报告的附录信息栏中，未能充分整合到遗址的研究中，相关数据也未得到有意义的阐释。④Butzer， K.W.，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Archaeology： Are We Really Trying?American Antiquity， 1975(40)， pp.106-111.到60—70年代，以行为为中心的研究促进了以考古研究为本位的边缘学科的形成，比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它们的出现表明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已经不再是传统考古学的附庸，而是走向了跨学科研究，比如研究动物遗存的专家更加重视骨骼的埋藏学分析，注重考察骨骼上的痕迹是否人类切割造成的。在具体的发掘操作上，地层的筛选、微观地层的观察、地化方法的运用、浮选沉积物，对遗址分布、区域聚落系统和生态环境的调查分析等，几乎成为田野考古的基本操作项目。①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

(二)注重遗址形成过程的分析

新考古学将文化视为人类对环境的超肉体适应方式，②Binford， L.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 1962(28)，pp.217-225.这种文化生态论的认识导致考古学家在野外发掘过程中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信息的收集，以重建人类所适应的古环境状况，并解释文化发展的动力，同时要求在野外工作开始之前就要有明确的研究设计③Binford， L.R.， A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esign.American Antiquity， 1964(29)， pp.425-441.。由于新考古学对考古学的“科学”定位，所以新考古学派非常注重考古推理的过程，即从静态考古资料到动态人类行为的推导过程必须十分严谨。比如中国学者较熟悉的关于北京周口店猿人用火、遗址性质和古人类行为与认知能力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④Binford， L.R.， et al.， Taphonomy at a Distance： Zhoukoudian， “ The Cave Home of BeijingMan”?[and Comments and Reply].Current Anthropology， 1985(26)， pp.413-442.Binford， L.R.， Zhoukoudian： A Closer Look.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127)， pp.453-475.Weiner， S.， et al.，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Fire at Zhoukoudian， China.Science， 1998(281)， pp.251-253.Wi， X.， et al.，Investigating the Possible Use of Fire at Zhoukoudian， China.Science， 1999(283)，pp.299.Wolpoff， M.H.， More on Zhoukoudian.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27)，pp.45-46.路石：《周口店是“北京人”之家吗》，《化石》1987年第4期，第18～19 页。 Zhong， M.， et al.， On the possible Use of Fire by Homo Erectus at Zhoukoudian， China.Science Bulletin， 2014(59)， pp.335-343.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新考古学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对周口店遗址形成过程的关注不够，忽视了动物骨骼、用火证据等考古资料可能经过自然动力、生物活动等非人为因素的复杂改造，它们的存在不能直接当做人类行为的证据，必须先对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新考古学中对田野考古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是谢弗(Michael B.Schiffer)，他关于遗址形成过程论的系统阐述几乎改变了传统研究者对考古资料的根本看法。谢弗虽然来自新考古学派，但却反对过程主义者对于考古资料能够直接反映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在《考古背景与系统背景》一文中，①Schiffer， M.B.，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 1972(37)， pp.156-165.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考古资料并非古代人类活动的忠实记录；把考古资料的空间模式当做过去人类活动空间模式的直接反映是考古界流行的预设，然而事实并不总是符合这种假设；他认为文化和非文化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考古资料的形成，如果缺乏对考古资料形成过程的仔细判断，那么任何关于过去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推测都是高度让人怀疑的。随后，谢弗更加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和自然因素对考古资料的影响，以及人类行为和非文化因素对遗址的改造。②Schiffer， M.B.， Toward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mation Processes.American Antiquity， 1983(48)， pp.675-706； Schiffer， M.B.， Behavioral archeology.Academic Press， 1976， pp.1-304； Schiffer， M.B.，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2， pp.1-448.这些理论上的讨论纠正了学术界将考古资料视为静态的能够直接反映人类活动的认识，考古资料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改造的观念深入人心。

对考古资料的新认识很快被投射到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在此前提下，发掘者将遗址视为一个经过自然改造和人类活动改造的沉积过程，地层和遗物都可以被视为“沉积物”，③Stein， J.K.， Deposits for Archaeologists.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7(11)， pp.337-395.于是这种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关注还促进了地质考古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①Shahack-Gross， R.， Archaeological Formation Theory and Geoarchaeology：State-of-the-art in 2016.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7(79)， pp.36-43.Hill，C.L.Geoarchaeology， History.In A.S.Gilbert， A.S.Gilbert(Eds.)， Encyclopedia of geoarchaeology.Dordrecht： Springer Reference， 2016， pp.292-303.。在考古发掘中，微小遗物的收集和分析受到高度重视，②注：微小遗物指直径小于 2毫米的遗物，见 Sherwood，S.C.and S.D.Ousley.， Quantifying Microartifacts Using a Personal Computer.Geoarchaeology，1995(10)，pp.423-428.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考古遗址中最丰富的遗存，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反映也更加敏感，可以提供遗址复杂的沉积和后沉积过程方面的信息，还可以帮助判断遗址的功能区，从而获取大遗物所无法提供的人类活动信息③Kontogiorgos， D.， Tell the Story of a Ditch.Additional Sedimentary and Microartifactual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Space on a Neolithic Tell.In D.Kontogiorgos，D.Kontogiorgos(Eds.)， On Site Geoarchaeology on a Neolithic Tell Site in Greece：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Microartifacts.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2009， pp.19-25.Stein， J.K.， Deposits for Archaeologists.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7(11)， pp.337-395.。

(三)后过程主义的反身方法

后过程主义者将发掘过程视为阐释过程，将遗址视为需要和可以进行阐释的文本(text)，④Carver， M.O.H.， Digging for Ideas.Antiquity， 1989(63)， pp.666-674.而阐释永远是暂时的、流动的和灵活的，研究者采用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ology)来指导发掘过程⑤Hodder， I.， “ Always Momentary， Fluid and Flexible”： Towards a Reflexive Excavation Methodology.Antiquity， 1997(71)， pp.691-700.Hodder， I.，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Cambridge：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0， pp.1-260.。以霍德(Ian Hodder)在土耳其恰塔尔胡尤克遗址(Çatalhöyük)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例。

虽然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十分流行，但是将后过程主义的理念运用于田野发掘要等到1993年恰塔尔胡尤克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重启才真正得以落实到手铲上。在恰塔尔胡尤克，发掘就是阐释，而阐释就发生在手铲边(interpretation at trowel's edge)，发生在发掘现场。传统观点认为发掘、描述与阐释是可以分开的，或者实际上是分开操作的，①Tilley， C.， Excavation as Theatre， Antiquity， 1989(63)， pp.275-280.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它们之间存在空间距离，发掘者往往先对遗物和信息进行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处理，如编写规范的发掘报告，而研究过程中进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ed)②Hodder， I.，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0， pp.1-260.。除了需要保持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外，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考古发掘还有另外三个主题，一是关联性和情境性，认为所有遗存的意义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那些阐释它们的考古学家所处的社会和机构背景；二是互动性，提供发掘者和其他人参与、质疑和批评考古学阐释的途径，增加不同背景人员互动的机会；三是多元声音，鼓励拥有不同兴趣和利益冲突的人群参与考古阐释，以保持考古工作的开放与透明。③Hodder， I.， “ Always momentary， Fluid and Flexible”： Towards a Reflexive Excavation Methodology.Antiquity， 1997(71)， pp.691-700.Hodder， I.，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Cambridge：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0， pp.1-260.在技术层面，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考古发掘者拥有跨学科和多样的文化背景，成员包括学生、专家，成员背景包括遗产管理和博物馆、合同考古、文化人类学、植物考古、纪录片制作、艺术史、信息技术等。发掘日记、遗迹绘图等资料都被放在网络上，实验、虚拟现实和现象学等方法也被尝试，这样不同的人都可以对遗址进行自己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接受考古发掘者的结论。④Hodder， I.， “ Always momentary， Fluid and Flexible”： Towards a Reflexive Excavation Methodology.Antiquity， 1997(71)， pp.691-700.

通过这样的考古发掘活动，研究者需要对考古学假设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考古学家在公共领域不同社区的工作保持自我反省意识，通过记录发掘者生产知识的过程来反思和批判自己所持有的假设。①Hodder， I.， “ Always momentary， Fluid and Flexible”： Towards a Reflexive Excavation Methodology.Antiquity， 1997(71)， pp.691-700.霍德还认为，考古报告的书写方法取决于它是为谁而写的，当代的专业考古发掘报告与20世纪之前的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抽象和去情境化，考古学术语也越来越专业化，它不再是以日记的方式来呈现发掘过程和发掘者的思考，发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考古报告中几乎难以看到，这样的考古报告虽然显得很客观，但是却越来越疏远、中性化和非人性化。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考古知识的生产主体发生了变化，文本的书写者不再是个人，而是附属于抽象的代码机构，因此个人、历史和不确定性必须被消除。霍德提倡一种叙述性的发掘报告书写方式，采用古今的叙事手法以同时披露遗址上的古代行为和发掘行为，容许不确定、疑问、争论和异见的存在。②Hodder， I.， Writing Archaeology： Site Reports in Context.Antiquity， 1989(63)， pp.268-274.Hodder， I.and S.Hutson，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3r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8.

五、讨 论

正如特里格(Bruce G.Trigger)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考古学史进行的开创性研究，③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0页。田野考古发掘史的书写也值得循着思想史的路径来“挖掘”发掘的历史。在此，所谓的“思想”也即发掘者对于考古发掘活动的特定认知，它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思想潮流、学科范例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

除去古物学阶段的“挖宝”活动，自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考古发掘者有过几次重要的认知变化。在皮特-里弗斯时代，遗址是一个物品(objects)的仓库，这些物品可以帮助构建进化的类型序列；在惠勒时代，遗址是文化群体(culture group)的器物组合，可以反映文化的历时性变迁；在当代，遗址是一个可以通过情境分析来揭示古人类行为模式和活动的文本。①Lucas， 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Routledge， 2001， pp.1-256.伴随这些认知变化的是田野发掘的主体从个人走向机构化和职业化，发掘报告从日记形式走向程式化，并开始尝试新的更具有反思性和公共性的书写方式。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认知转变，一是意识到考古资料并非静止的、客观的、不言自明的，二是意识到阐释贯穿于整个考古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两个转变直接影响了田野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方式。“考古资料都不过是特定理论认知下的产物”的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②提穆·马瑞：《考古学的文化传统与开展社会考古学的可能性》，《考古》2003年第 3期，第 84～89页；Drewett，P.，Field Archaeology：An Introduction.UCL Press， 2011， pp.1-208； Goodrum M.R.， The Creation of Societies for the Study of Prehistory and Their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s a Discipline， 1867-1929.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2009(19)， pp.27-35； Kehoe A.B.， Emmerichs M.B.(Eds.)， Assembling the Past：Studie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0，pp.1-240.考古学家需要对那些不假思索的预设和理所当然的想法保持一种批判性态度③Leone， M.P.， P.B.P.Jr and P.A.Shackel， Toward a Critical Archaeology.Current Anthropology， 1987(28)， pp.283-302.。

虽然西方田野考古思想存在这些转变，但是由于经费、人员、时间等因素的制约，在具体发掘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如，即使人们意识到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对微遗存的分析和研究实践并不多；④Kontogiorgos， D.， A Comment on the Vertical Movement of Microartifacts in an Anthropogenic and in a Non Anthropogenic Environment and the Effects of Formation Processes.In D.Kontogiorgos， D.Kontogiorgos(Eds.)， On Site Geoarchaeology on a Neolithic Tell Site in Greece：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Microartifact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9， pp.19-25.后过程主义的田野考古实践目前还局限于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即便如此，这样的田野考古发掘提供的信息对不同背景的研究者都十分有用，是一种很好的发掘范例，⑤Doonan， O.， Review：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Çatalhöyük by Ian Hodder.American Antiquity， 2002(67)， pp.787-788.但是这种方法能够在多少遗址上实施也是被质疑的①Hitchcock， L.A.， Review：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Çatalhöyük by Ian Hodder，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2005(68)， pp.79-80.。不过，经过后过程主义思想的洗礼，研究者才真正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阐释科学。②Yoffee， N.and A.Sherratt， Introduction： The Sources of Archaeological Theory.In N.Yoffee and A.Sherratt， N.Yoffee and A.Sherratt(Eds.)， Archaeological Theory： Who Sets the Agend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9.这也是后过程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

六、结 语

田野考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个体而言，第一次田野经历是很多考古专业学生决定是否从事这个行业的主要凭据，参与发掘也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仪式过程。③Walker， M.and D.J.Saitta， Teaching the Craft of Archaeology： Theory，Practice， and the Field Schoo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002(6)，pp.199-207.虽然西方田野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出现过多次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最新的发掘方法就是合适的发掘方式，在当代田野考古实践中，各种不同思想指导下的发掘方案也是并存的。正如惠勒(1954)所指出的，正确的发掘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的，④Carver， M.O.H.， Digging for ideas.Antiquity， 1989(63)， pp.666-674.发掘方法需要依据具体的研究目标和其他各种因素来综合考虑。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地区的考古学家有可能发展出符合地域特色的田野考古实践。不过，田野考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影响，最根本的还是考古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所以，考古学理论的丰富程度会决定田野考古实践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受研究范式的约束，中国的田野考古主要注重器物的收集，在田野实践中对器物所处的埋藏情境重视不够，以至于我们难以建立起对器物功能和意义的有效推理，很多猜测没有进入科学验证阶段；①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透物见人”问题》，《考古》2014年第10期，第61～67页。田野发掘过程比较单调，发掘者的学科背景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对遗址充分的讨论，也因此失去了对遗址进行更加丰富阐释的可能性。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密切关注西方田野考古的研究动向，比如对霍德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开展的田野考古研究项目的介绍，②伊安·霍德、刘岩、杨旭：《伊安·霍德(Ian Hodder)教授访谈录》，《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第40～44页；阿萨·伯格伦、比约恩·尼尔森、刘岩：《回顾与展望：反身考古学还是反身的方法?》，《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第253～269页。很好地补充了我们对于西方田野考古前沿的认知，也使我们从中获得重要启发，思考在今后的田野实践中如何改善和提高自身的田野研究水平。相信随着更多相关前沿理论的介绍和中国的田野考古新实践，中国考古工作者根据中国遗址的特殊情况必将发展出更多符合地方特色和要求的田野考古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进而丰富世界范围内的田野考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