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玲，韩成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乐府诗原是富有音乐意义的诗歌，或为乐府配词，或为采集诗歌配乐。一般而言，我们称魏晋南北朝以前有过的作品题目为旧题，唐朝新出现的乐府诗题为新题。乐府诗在唐朝有很多变化，杜甫是既写旧题也开创新题的诗人，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与之前的唐代乐府诗有不少区别。

一、杜甫乐府诗的音乐体制

乐府诗，有其音乐属性，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1]从刘勰的论述看，乐府，是与音乐紧密相连的。他虽然没有说没有音乐就不成其乐府特性，但从所举例子来看，乐府是需要拥有音乐属性的。但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从后来郭茂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唐朝的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已经松动。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一》：“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2]1262郭茂倩的这一论述，是符合乐府诗的发展规律的。

郭茂倩还对乐府进行了旧题和新题的分类，凡旧题乐府，皆归属旧题所在乐调部类；凡旧题所无，谓之“新乐府辞”，这是目前区别“唐世新歌”和旧曲的分类方法。只不过，郭茂倩对“旧题”和“新歌”的把握，今人多有疑义。葛晓音先生依据广博的知识对新题乐府进行了界定：一是有歌辞性题目或有采诗愿望的说明；二是内容以讽刺时世、伤民病痛为主；三是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观化。本文依据葛晓音先生的研究成果来区分旧题和新题的篇目。

(一)沿用旧题的作品

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杜甫的旧题乐府：横吹曲辞《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注]《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杂曲歌辞《少年行》三首、《丽人行》一首[注]《乐府广题》曰：“《刘向别录》云：‘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名曲。’”；杂歌谣辞《大麦行》一首。共计23首。葛晓音先生认为《丽人行》是很特殊的新题乐府，《大麦行》旧题所无，乃郭茂倩根据童谣推测，故不视之为旧题乐府，而归为新题乐府。但笔者认为，古时有无该题，我们今天实难断定，据已有资料就去贸然判断，如果出现考古新材料，将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惑。既然郭茂倩《乐府诗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乐府材料，还是应当尊重之，故《大麦行》归入乐府旧题。而《丽人行》，郭茂倩虽放入《杂曲歌辞》，却在《新乐府辞》里又说：“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2]1262故依葛晓音先生观点，《丽人行》放入新乐府辞，则杜甫旧题乐府应为22首。

杜甫的旧题乐府，虽沿用旧题者,而不受旧题限制，22首旧题乐府，名曰古题，借旧题字面合所写内容，实际却是用古题写今事，不主故常，时出新意。

1.横吹曲辞

杜甫诗歌中有横吹曲辞14首，含《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横吹曲辞”是用箫、笳、鼓、角等在马上吹奏的军乐。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2]309郭茂倩叙述横吹曲辞的来历，提及黄帝战蚩尤时“吹角为龙鸣以御之”，曹操北征乌桓时“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尤更悲矣”，《古今乐录》记载“《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从这些记载里不难看出，横吹曲辞与战争相关，而且多发悲声。杜甫的这两组诗，皆以出塞、征战为描写内容，《前出塞》表达了对开边战争的不满和对出征士卒远离故土的同情，《后出塞》表达了“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思想和征战所获只是为“持以奉吾君”的不满。两组诗皆合横吹曲辞的古意。虽然诗中没有说明写于何时，但从两组诗所提的“交河”“蓟门”等唐朝地名来看，应是针对时事所写。宋代黄鹤注说，交河在陇右道，是防御吐蕃的地方。蓟门，在今蓟县一带，也是唐朝的边防重地。明代张蜓注说，单复编在开元二十八年。《杜臆》推测，唐朝在天宝年间两路用兵。《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七年记载：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适之兼幽州节度使。

幽州将赵堪、白真陁罗矫节度使张守珪之命，使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击叛奚馀党于横水之北；知义不从，白真陁罗矫称制指以迫之。知义不得已出师，与虏遇，先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以克获闻。事颇泄，上令内谒者监牛仙童作察之。守珪重赂仙童，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死。仙童有宠于上，众宦官疾之，共发其事。上怒，甲戌，命杨思勖杖杀之。思勖缚格，杖之数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啖之。守珪坐贬括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尝赂仙童以城南良田数顷，李林甫发之，嵩坐贬青州刺史。

秋，八月，乙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军，陇右节度使萧炅击破之。[3]1737

开元二十七年前后出塞，确是两路用兵，西域战事最终结果“威震西陲”。幽州战事因张守珪隐瞒败绩可能晚到朝廷。故推测写于开元二十八年似乎有其道理。然开元二十八年，杜甫还在漫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远离朝廷，似乎尚未对政治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思致也还不深，故不取此说。而仇兆鳌编在天宝十载，事似更合杜甫生活。《资治通鉴》天宝八载记载：

四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顷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3]1752

《资治通鉴》天宝十载记载：

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乡导，过平卢千馀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馀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驽筋胶皆弛，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弊，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貌类禄山，虏争击，杀之，以为已得禄山，勇气增倍。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解，得入师州，归罪于左贤王哥解、河东兵马使鱼承仙而斩之。[3]1755

《资治通鉴》记载的天宝八载、天宝十载这两场战争，均以出击为主，结果均不理想。杜甫此时已经在长安困顿六七年之久，身在底层而关注国家大事，身陷困窘而理解庶民艰难，写作此诗，是杜甫关心民瘼、关心国事的内心世界的外化。胡夏客曰：“前后出塞诗题，不言出师而言出塞，师出无名，为国讳也，可为诗家命题之法。”[4]118那么，杜甫既写交河用兵，又写蓟门用兵，而统治者用兵的目的只是开边，只是为获取异域之物，很显然这表达了诗人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国策颇为不满，所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无非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参战的士卒，却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踏雪卧冰、生死无虞，《前出塞》诗中的“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后出塞》中的“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等诗句，正是行伍中的悲声。

2.相和歌辞

相和歌辞是用丝竹伴奏的乐曲，所谓“丝竹更相和”也，其曲大多是汉时的街陌讴谣，有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乐府诗集》中收杜甫的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共四首，均为清调曲辞。《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2]495可知《苦寒行》主要描写北方苦寒天气。此曲属于乐府旧题“清调曲”，《乐府诗集》云：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清调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狭路间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武帝“北上”《苦寒行》，“上谒”《董逃行》，“蒲生”《塘上行》，“晨上”“愿登”并《秋胡行》是也。其四曲今不传。明帝“悠悠”《苦寒行》，古辞“白杨”《豫章行》，武帝“白日”《董逃行》，古辞《相逢狭路间行》是也。其器有笙、笛(下声弄、高弄、游弄)、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歌弦四弦。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晋、宋、齐，止四器也。”[2]495

中国古代的八音有丝竹，是周朝乐器分类法中的两个种类，《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 其中“丝”指的是弹弦乐器，“竹”指的是竹管吹奏乐器。丝竹乐指的是用弹弦乐器和竹制吹奏乐器合奏形成的乐调，主要乐器有笙、笛、篪、节、琴、瑟、筝、琵琶等。唐时的音乐已经无从得知，但从今天所听到的这类乐器的演奏情况，其风格婉约、细腻、抒情。杜甫的《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都是七言诗，七言诗的节奏本就舒缓、抒情，适宜于表达丰富细腻的情感，所写内容又是对苦寒的吟咏，没有必要激昂慷慨，使用相和歌辞清调曲，符合诗歌节奏，宜于传达苦涩的情感。

3.杂曲歌辞

杂曲歌辞指散失了的或残存下来的民间乐调的杂曲，曲调、乐器都已失传，因其不好归类，而称“杂曲”。郭茂倩引用《宋书·乐志》解说“杂曲歌辞”曰：

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2]884-885

由郭茂倩引用的《宋书·乐志》的这段论述可知，杂曲歌辞曲调纷繁，南音北曲皆有之，主要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直接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关。郭茂倩所收杜甫的杂曲歌辞《少年行》三首、《丽人行》一首。依据葛晓音先生研究成果，《丽人行》归入特殊的新乐府辞，则杜甫的杂曲歌辞只有《少年行》三首。

《少年行》的题目，唐代诗人多写之，杜甫之前，李白、王维、王昌龄均有同题诗歌，内容均以少年豪侠之气作为诗歌的写作内容，杜甫的这三首也不例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

巢燕养雏浑去尽，红花结子已无多。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杜甫的这三首诗作，是一组互有联结的诗作。第一首写农人的豪侠式气质，“倾银注瓦”见其豪爽，“共醉”“卧竹”见其洒脱不拘。第二首写时光流逝、年少难留，交代了事件的时间，可见其写实的特征，同时具有写法的技巧意义：既是交代前文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是绾结下一首的重要因素——马上白面郎，也是一不拘小节的粗豪之人，正是如此，所以才敢“临阶下马坐人床”，也正是如此，才可能在不通姓字的情况下“指点银瓶索酒尝”。三首诗中的人物性格相类，意气相投，直接影响了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等词句的诞生。

4.杂歌谣辞

从《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序言看，这一类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历世已来，歌讴杂出，令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2]1165。郭茂倩《乐府诗集》仅收杜甫《大麦行》一首杂歌谣辞，但葛晓音先生认为旧题无《大麦行》，是郭茂倩根据桓灵时期童谣自己推测的，因而不计入旧题乐府，而归入新题乐府，前文笔者已经说明应遵从郭茂倩排列，故在此论列一二。

《乐府诗集》中，《大麦行》歌题只有一首，全文如下：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

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这一首乐府诗，应是秉承乐府诗旧题本义，以写大麦小麦收割时的实事入诗。黄鹤注认为此诗“当是宝应元年成都作”。蔡梦弼认为此诗根源于桓灵时童谣：“《汉书》：桓帝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每句中函问答之辞。公诗句法，盖源于此。”[4]910至于此诗的史实，虽杜诗所言并不明确，而朱鹤龄所考或有道理：

《旧书·肃宗纪》：宝应元年建辰月，党项、奴剌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新书·党项传》：上元二年，党项羌与浑、奴剌连和(联合)，寇凤州。明年，又攻梁州，进寇奉天。此诗戎与羌，正指奴剌、党项也。大麦枯、小麦黄，亦是夏初事。又按《代宗纪》：宝应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与集、壁、凉、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详书，故无考耳。又云：蜀兵三千，应是蜀兵调发，策应山南者。[4]911

也就是说，按朱鹤龄的说法，杜诗“诗史”性质中的补史之缺，这应该又是一个例证。而此诗确实在写法上、内容上均与桓灵时童谣极其相似，也是对汉时旧题乐府“缘事而发”特点的继承。那么，此诗所反映的当是杜甫写作此诗时，唐王朝西南边境在麦收时节受到劫掠的情形，传达了诗人闻听时局后焦灼的心情，写出了救兵不至、鞭长难及的边地危险状况，表达了对天下安宁的向往。故此，郭茂倩将此诗列入旧题乐府，理实应当。

(二)自命新题乐府诗

郭茂倩《乐府诗集》共收杜甫新乐府辞5首。葛晓音先生判定的杜甫31首新题乐府诗包括：《兵车行》《贫交行》《沙苑行》《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江头》《洗兵马》、“三吏”“三别”、《留花门》《大麦行》《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冬狩行》《负薪行》《最能行》《折槛行》《虎牙行》《锦树行》《自平》《岁晏行》《客从》《蚕谷行》《白马》《丽人行》。除去笔者定为乐府旧题的《大麦行》，杜甫的新题乐府诗共30首。

所谓新题，就是新制诗歌题目，不受旧有乐府题目的束缚和限制。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2]1262郭茂倩所说元稹事，是指元稹的《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乐府古题序》云：“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兵车行》)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5]292《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云：“予友李公垂赠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5]319李绅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可惜不存，好在元稹的和诗在。从元稹的和诗我们大体可以了解新题乐府的特点：题目非旧题所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郭茂倩《乐府诗集》说：“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2]1262郭茂倩此语，说明新题乐府未必不入乐。此语内含时代断限，此观点为后来论者继承。胡震亨《唐音癸签》：“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题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番钳锤，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6]87赵执信《声调谱论例》：“新乐府皆自制题，大都言时事，而中含美刺。”[7]321施闰章《蠖斋诗话》：“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8]321方世举《兰丛诗语》：“自为新题，自为新语。”[9]773许学夷《诗源辩体》：“五七言乐府，太白虽用古题，而自出机轴，故能超越诸子；至子美则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10]3228综合论者观点看，杜甫的新题乐府有如下特点：(1)据事立题，不设虚词，题面与内容吻合；(2)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带有一定的歌谣性质；(3)有备“被声乐”的准备，意即写作时有意识为采入乐府做些许努力；(4)在一定程度上为摆脱音乐限制做出了尝试。因为是先有辞，又“未常被于声”，即不常为音乐演奏，故为乐府摆脱音乐束缚做出了一定探索，乃开辟之举，直接影响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变化。

对于杜甫使用新题创作乐府的成就，前人有极高的评价，如胡应麟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11]225今人葛晓音也有极高的评价：“综观杜甫的三十多首新题乐府，艺术表现无一雷同。联系他很少写作古乐府的事实来看，不难见出诗人是有意摆脱初盛唐乐府歌行拟古的惯性，自觉地运用新题歌行等新兴的诗体来继承汉魏乐府的创作精神。由于他善于用各种独创的艺术手法在变化多端的歌行形式中体现出汉乐府创作的原理，他的新题乐府突破了汉魏古乐府及拟乐府表现的局限，大大扩展了乐府的规模和容量，使传统的艺术方式产生史诗般的艺术魅力，并兼有抒情和叙事的最大自由。这就在词调、风韵等方面形成了与盛唐古乐府的鲜明区别。”[12]这是肯定杜甫对文学发展的贡献。

二、杜甫乐府诗的句式、句律、声韵特征

诗歌在唐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到今天还广为人们熟悉、喜欢并努力创作的律诗。律诗在句式方面的特征就是两个字：整齐。无论五言、六言还是七言，都以完全齐整的方式排列下去。而乐府诗没有这样的要求，它在句式形式上相对自由，胡应麟《诗薮》：“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13]12唐代由于受到律诗整齐形式的影响，有些乐府诗歌常常采用较为整齐的形式，如虞世南《从军行》、沈佺期《独不见》、李颀《古从军行》等。杜甫的乐府诗有采用整齐句式者，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洗兵马》“三吏”“三别”，但并不像虞世南、沈佺期、李颀那样的更接近律诗或基本为律诗，而是不太受格律的束缚和限制，自由发声。为了区别于律诗，杜甫的有些作品有意避开整齐的句式，形成长短句错落交叉的句式，如《兵车行》；有些则是使用转韵、押仄声韵，如《洗兵马》《石壕吏》《前出塞九首》其三。

唐诗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平仄律的广泛使用。律诗的出现，使得其他诗体都可以在与律诗的对比中彰显出自己的特点。

律诗在语言使用上，追求律句的节奏，五律主要有“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七律主要有“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几种句式，虽然也有不少律诗试图探讨违背这几种句式的写法，但总体并不很成功，因此，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基本以四种规范格式为基础并有稍许变化。而对于乐府诗来说，因为句式长短可变，并不需要固定的节奏点，故而，尽管是在唐代律诗发达的时代，也不受律诗平仄的束缚和限制，而以追求自然音律为主要目标，以更好地传达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杜甫深知乐府诗的这一特性，甚至更努力于体现乐府诗的这一特性，故而，他虽然对律句使用得娴熟无碍，也尽量回避律句的使用。他以与民间最接近的声口传达人民最关注的实事，采用自然音节写作乐府诗，全无声律痕迹。

杜甫乐府诗的押韵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与律诗的一般只押平声韵且一韵到底的押韵规则不同，杜甫的乐府诗或押平声韵或押仄声韵，或一韵到底或频繁换韵，相当自由。如《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每一首都是一韵到底的；《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隔句用韵一韵到底；《兵车行》平仄韵互换，除中间“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是两句一韵外，其余均是四句一韵，每四句一转韵，平仄韵互换；《洗兵马》每十二句一换韵，平仄韵间隔转换；《石壕吏》每四句一换韵， 《潼关吏》首二句为一韵，其余一韵。押韵不受具体句数限制，完全根据表达需要，自由灵活。

律诗讲究对仗，一般情况下，二三联对仗，也可以首三联或尾三联用对仗，甚至可以四联皆对，排律则除首尾两联可以自由外，其他各联必须对仗。相对于律诗对对仗的要求严格，乐府诗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仗亦可，不对仗亦可。在唐代这样一个律诗发达的时代，很多诗歌都受到律诗的影响，比如歌行体诗，有的就较多使用律化的诗句，像骆宾王《帝京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高适《燕歌行》、王维《洛阳女儿行》等诗歌中，都大量使用律化诗句，同时拥有大量对仗。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王维《洛阳女儿行》中“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鲙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高适《燕歌行》中“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等，大多既是律句又用对仗。但杜甫的乐府诗却基本不用对仗。杜甫本是驾驭对仗的高手，但他在乐府诗中基本不用对仗，可见是有意为之，说明杜甫在创作乐府诗时，有意避开形式讲究的律体形制，尽可能还原生活语言的本来面目，把质朴、自然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以尽现乐府诗与生活本质相同的一面。

三、杜甫乐府诗的形式创新

以往的乐府诗，一首诗、一件事、一个中心主题，虽有节，但只是一首诗。杜甫在乐府诗的写作中却有很大创新，他的有些乐府诗以联章组诗的形式出现，多侧面反映同一主旨，或演进故事情节，是对乐府诗的较大发展。典型的代表是《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少年行三首》“三吏”“三别”。

《前出塞九首》是一组叙述出征士兵从行军到征战的诗歌，以一位参战士卒的口吻，从多侧面表达了对唐王朝开疆拓土政策的强烈不满。第一首写忧戚离乡，责问统治者“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但因上方命令，虽有不满，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告别父母和家乡。第二首写对生命无虞的担忧和不得已的冒死勇猛。第三首写参战士卒在战场上表达“丈夫誓许国”的慷慨豪情。第四首写行军途中被官吏呵斥的情况，并表达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即将到来的征战生活的向死心态。第五首反映军中苦乐不均的情况和参战士卒欲建功而不得的郁闷。第六首表达诗人反对用征战方式开疆拓土的思想。第七首写艰难困苦的征战生活。第八首反映一场俘虏敌军将领的征战。第九首写征战士卒参战十余载而不争功邀赏的平实情怀。九首诗从九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对开边战争的态度。浦起龙曰：“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转韵诗读。”[14]257杨伦曰：“九首承接只如一首，杜诗多有此章法。”[14]258

《后出塞五首》的内容比较复杂，反映了盛唐人对边塞征战的态度变化。第一首写参战士卒怀抱立功封侯理想进行参战前的认真准备，同时反映出唐朝府兵制的特点：参战者自己准备战马、武器、行囊，在盛大的送别仪式中，参战士卒带着封侯理想意气昂扬地走向边塞。第二首写军中军令森严、士卒遵纪的军中生活，参战士卒初入营寨以为跟随的是霍去病式的将军，似乎心中对立功封侯充满了渴望。第三首反映今人重战功的情况，也写出了盛唐时期意气昂扬的开边雄心，“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以感受到参战士卒并没有认识到开边的危害，而依然沉浸在大唐王朝无所不能的幻想里。第四首反映开疆拓土的征战生活膨胀了边将的野心，助长了边将骄纵的个性，“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说明参战士卒已经对立功封侯的理想产生了怀疑。第五首反映安史之乱爆发的情况，这是边帅骄纵的必然结果，而随军征战二十载的士卒意识到这种反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不再追求立功封侯，“身贵不足论”“恐辜明主恩”“中夜间道归”，而当他从小道逃回自己的村庄，却发现“故里但空村”，而自己却是“穷老无儿孙”。从期盼参战、积极打仗、力求军功，到最后发现战争的恶果，这一位参战士卒思想的变化，正反映了唐玄宗边疆政策和边将任用的重大失误，而这种失误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杜甫用五首诗反映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这种五首一组的特点，古人已经发现，如《杜诗言志》曰：“此五首处处针对安逆之乱，是固借其事实以描写我意中之一人，非必安逆中果有此一人也。”[14]648浦起龙曰：“五首如《前出塞》，逐层下。”[14]649

《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少年行三首》在本章音乐体制一节已经有说，此不赘言。

“三吏”“三别”是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所作，写于邺城兵败之后、唐王朝补充兵力强行征兵之时，分别涉及老妇被征、少年被征、新婚者被征、败阵者被征、老病者被征，这又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唐王朝在邺城兵败后不得已的征兵抓丁，从深层次反映了唐王朝府兵制度在战乱中的败坏，表达了杜甫对战争中人民命运的深刻同情。刘克庄曰：“《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之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史不载者，略见杜诗。”[14]1284邵长衡曰：“《新安》至《无家》为六首，皆子美时事乐府也。曲折凄怆，真堪泣鬼神。”[14]1285

乐府诗本就是反映生活的重要体式，这在汉魏乐府中已经有很值得肯定的表现，而杜甫乐府诗用组诗的形式，就更加扩张了乐府诗反映生活的层面和深度，使得他的乐府诗拥有比以往更深刻的价值，这使得乐府诗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杜甫对乐府诗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