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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

2018-01-23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8年5期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园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延绵至今,不只留给我们绚丽多彩的文化,更留下了诸多的文物、遗址。以前,对历史遗址的保护多采用“隔离”的方式,将其从现代城市系统割裂开来,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随着社会的发展,遗址公园的概念顺势而生,这是一种将遗址保护与人们对优质生活的需要相结合的景观类型,将考古遗址保护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以保护为先,以发展为辅,同时让民众对本地的历史沿革、地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与体会的形式,是对遗址保护的一种全新概念[1]。我国的遗址公园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是遗址发掘保护规划后的工作阶段。

1 考古遗址公园概念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也提出了“历史古迹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见证某种独特的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个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可见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仅包括地上或者地下历史存留物,还包括周围的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是自然的环境,可能是人文的环境,也可能是环境变迁的过程。

2 国外实例

日本吉野里遗址位于九州岛佐贺县吉野里町,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吉野里近700多年的全部发展脉络,在挖掘的同时,开始进行吉野里历史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本着先主后次、循序渐进、边挖掘边建设的原则进行。这样既为前期的考古工作提供充足的时间,也为公园的规划与设计提供充足的考古依据。公园运用原址复原与原址原装展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建筑的复建、复原场景模型、亲身参与古时的手工制作等方式,让游人形成浸入式体验,产生历史的现场感,从而更加了解弥生时代的日本文化[3]。

3 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

考古遗址公园更倾向于遗址的考古研究与文物展示,充分挖掘遗址本身及周围环境的价值,强调遗址的“原真性”[4]。在保护、展示的同时,对社会形成教育意义[5]。在对公众开放的同时,兼顾考古工作进行所需的条件。此类遗址一般区域较大,能够在遗址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历史脉络,考古工作对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具有指导性意义。

笔者曾经参与两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工作:一为福建万寿岩史前文化遗址公园;二为上海福泉山遗址公园。两者皆为史前文化遗址。但是由于两者的现状不同,所以对两者的规划与设计也形成了不同的方向。

(1)福建万寿岩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岩前村西北的石灰岩孤峰上,是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福建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万寿岩遗址中的灵峰洞和船帆洞分处于同座山体的不同高程上,灵峰洞遗址为旧时代早期遗址,船帆洞属于旧时代晚期的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实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晚末3个时期的跨越。万寿岩的考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万寿岩遗址公园规划面积46.7 hm2,规划范围内主要为山地,现状植被覆盖率较高,基本为原生植被。但是万寿岩山顶因人为采石破坏严重,亟待生态修复和景观治理提升。此外,在规划范围内存留废旧工厂一座,对史前文化遗址而言则是万枘圆凿。由于遗址周围的原有环境氛围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且局部与考古遗址之间存在巨大的难以协调的反差,故此在公园的总体布局上,我们将其设计为“三个主体,四个方面,一条环线”。

“三个主体”即万寿岩、考古博物馆、厂区改造,3个相对独立的景观结构,3个主体分别体现“永恒、回溯、演替”构成全园的循环脉络。万寿岩遗址重在保护,以实物向游客展现先民的生活场景;考古博物馆展示与恢复并重,馆内展示考古工作的成果,并且通过场景复原等多种科技手段,将游客带回旧石器时代,为游客带去身临其境的切实感受;废弃厂区作为现代工业的遗存与万寿岩遗址格格不入,但是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遗址”,是环境的变迁,是场地固有的肌理,故此在规划中我们建议保留厂区的风貌,通过厂区的改建,将其设置为游客服务中心,在其中形成特色餐饮等多重功能,让游客在巨大的反差中,对旧石器时代的先民生活形成更深的印象。

“四个方面”分别是指植物、动物、石材利用、人类生活场景方面,是对遗址当时环境的一种再现,是对万寿岩遗址的另外一种科普教育,可使游客感受到先民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在考古发掘研究现有结论的基础上,基于场地的时间历程,通过场地中植物、动物的演替变化,人类对石材的利用和人类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场景展示旧石器时期的场地发展特征,揭示场地不断变化演替的过程,保证遗址公园的“原真性”,以支撑全园的总体脉络。

在万寿岩考古遗址公园的发掘成果中,发现旧石器时代人工石铺地面是先民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因此设计将以岩石铺地路面贯穿全园主要园路,构成“一条环路”,营造一条古朴的石砌路面,体现万寿岩遗址先民最显著的成就。

由于在遗址公园规划范围内,考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故只将遗址所在的万寿岩山划为严格保护区域,一是为了保护遗址,二是保护原生植被丰富的山体,其他区域皆为建设控制地带,并且明确提出对万寿岩山顶采石破坏面进行生态修复的要求。

(2)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东北部的湖沼平原地带,是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古人类遗址群,初步确定福泉山遗址分布范围约为130 hm2,遗址分布较万寿岩遗址更为分散。福泉山遗址具有多样性、延续性的特点,已经发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存,此外,还有周、西汉、唐、宋、元等时期的遗址,被誉为“古上海的历史年表”。

福泉山遗址公园现状主要为农田,现状范围内留有一古水系,水系景观风貌保存较好,东侧紧邻上海重固镇老通波塘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沿革清晰,古今交融,交相辉映。

福泉山遗址目前还在有规划地进行现场的考古挖掘工作,根据考古遗址的保护要求及考古工作的需要,对考古工作需保护的范围分为两个区域:一是以现有福泉山遗址公园为中心划定的严格保护区域,在此区域已有探明的遗址,有些已在进行发掘,有些发掘已经完成。在此区域内如无正规的考古报批手续,严禁对场地进行任何干扰;二是扰土深度控制区。在此区域可能分布着墓葬等遗址群,但有些位置尚不明确。扰土深度不得超过考古部门规定的考古文化层埋深(30 cm)。此外,根据公园景观和历史风貌区的要求,在周边设置了周边设置了I~IV类建设控制地带及环境控制区。

在景观结构上,以规划的福泉山遗址博物馆和吴家场遗址为主轴,带动周边马家浜、崧泽、良渚三大文化片区。在总体布局上,在主轴上遵循中国古代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礼制,将核心的景观串联在主轴之上,其他文化展示区域根据其考古成果中最重要的成就,进行景观区域划分。如良渚文化在福泉山遗址中展示了高超的制玉技术及驯养技术,故在良渚文化片区展示了良渚玉文化及驯养家畜的场景。

福泉山考古遗址公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植物景观环境的规划。福泉山遗址考古报告中,对地层中的孢子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孢子的类别,对当时的古环境进行了复原,给植物景观规划以明确的方向。此外,古水系的存留使场地丰富多变,为植物景观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场地内多为农田,现状土壤状况较好,为重塑先民生存环境提供了广阔的场地与可能。但由于保护区内对扰土的限定,也给植物景观的塑造带来了不利的因素,对高乔林带的塑造尤甚。在规划过程中,笔者对考古成果进行了仔细研究,甄别筛选了部分先民时期就可能存在植物品种,包括黑松、山桃、酸枣、粳稻等,对历史环境进行修复。扰土限定区域内,现状地下文物丰富,需依据考古允许深度,满足考古保护需求,留出足够的保护层。崧泽文化的考古成果表明,崧泽人已经开始从原始的渔猎采摘转为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具有较高的稻作文明。故此,在规划中种植大面积粳稻,这样既保证扰土深度要求,又局部复原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向游人展示先民的智慧与成果;在确实需要种植大型乔木,扰土层较浅的区域,笔者提出工程建议,通过堆砌微地形,增加种植土厚度,这样既保证了扰土深度要求,又保证植物成活,还丰富了场地景观,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福泉山文化遗址和万寿岩遗址同样都是先民遗存,由于二者考古发掘进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保护范围限定要求,也形成了不同的扰土层限定要求,给规划工作带来了不同的方向。可见考古工作对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二者周边环境不同,福泉山遗址周边环境遗存较好,与周围环境关系密切;而万寿岩遗址在规划范围内较为独立,山上自成一体,与山下的废弃工厂区格格不入。所以两个项目从规划的布局与思想上也呈现了不同的体系。福泉山周围主要是农田,为环境的复原带来了可能;而万寿岩现状原生植物长势非常好,所以仅在山下局部地区,结合场景雕塑复原了当时的环境。

4 结束语

本文以福建万寿岩史前文化遗址公园和上海福泉山遗址公园两个项目为例,对于考古公园进行了规划,并得出以下浅见:①考古遗址公园一定要本着考古先行的原则,以考古工作为基础,充分考虑考古工作的各方面需要;②认真研究考古工作的成果,保证公园的科学性、原真性,避免对游客造成误导;③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不应仅以遗址点为规划重点,环境作为一种独特的遗存,更应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单霁翔.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1):2-12.

[2]国家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Z].2006.

[3]许凡,张谨.史前遗址的展示:以日本吉野里国家历史公园为例[J].小城镇建设,2008(6):63- 69.

[4]李骥,瞿斌庆.中国大遗址“公园化”当中的“原真性”问题再思考[J].中国园林,2016(5):117-121.

[5]张广海,李苗苗.中国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研究综述[J].中国园林,2016(5):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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