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百臣

“中华一体”理论是中国著名东北史、金史专家张博泉先生创建的。

张博泉（1926.1.28—2000.10.9），字在清，号东梁，满族，辽宁辽阳人。1948年就读于东北行政学院行政系，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吉林大学历史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致力于先秦史、中国地方史、辽金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教学、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

我有幸于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2年考入张博泉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毕业后仍追随左右，与先生过从20余年，是先生创建“中华一体”理论的见证者之一。

一、“中华一体”理论的形成

早在1959年，吉林大学匡亚明校长就很重视东北地方史的研究，要求历史系成立东北史研究室。当时，历史系委托张博泉先生筹备此项工作。先生从基础资料入手，用数年时间，把当时接触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分门别类辑成《东北史略》（未出版），本想继续研究，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只好搁笔。197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东北史研究室重新成立，由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东北史课程。由于学生们一再要讲义，先生用半年时间将《东北史略》修改为《东北地方史讲义》，以应教学之需。我于1980年选修东北史，用的就是这本油印的讲义。在这本讲义中，先生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向来不应是仅站在汉族的立场上或者是仅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而应站在统一多民族的立场上研究处理东北民族、政权和领土的有关问题。早自战国后在我国就已形成‘中国’（中原）与‘边境’为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今天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非无历史根据的臆说，视之为‘教条’加以反对是不应该的”。①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这本讲义于1983年又重新删补，1985年11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东北地方史稿》。

我认为，1979年编成的《东北地方史讲义》是张博泉先生“中华一体”理论的雏形。至于这个思想的端倪，更是早在1973年构思、撰写《东北历代疆域史》时就已出现了。

关于“中华一体”理论的正式提出，张博泉先生曾如是说：“‘中华一体’是我在研究中国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基础上，为寻求一个研究问题的主体思想，于1981年提出的。那时适值《东北历代疆域史》已出版，有‘一体’疆域构思的基础；特别是受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的启示，对元遗山‘中州一体’思想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便成为我提出‘中华一体’这个思想的直接动因。”②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沈阳：辽宁出版社，1995年，第1页。这以后，先生用5年时间查阅资料、研究问题，写出《“中华一体”论》，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同年由《新华文摘》第11期转载，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此后，先生又用了6年时间，在认真整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书稿，1992年初写成《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是年春节，我到先生家拜年，谈及此事，先生如释重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并为此赋诗一首：

中华一体著作成，同领华风享盛名。

国家一统为宗旨，民族合和是正声。

多制并存增国色，孤芳独赏不华荣。

自由民主坚标准，民众当家致太平。③ 张博泉：《三余书屋诗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可惜，好事多磨。因书中涉及许多民族和边疆问题，在当时属于“敏感话题”，有关部门对书稿的审查达数年之久，到1995年5月方得出版。屈指算来，从1979年的《东北地方史讲义》到《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出版，前后用了16年时间，若从1973年撰写《东北历代疆域史》时算起，则用了22年时间，可见理论创新之难！

二、“中华一体”理论的架构

所谓理论，《辞海》解释说：“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④《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可见构成理论至少有两个要件：一是要有体系，二是要有理性认识。

张博泉先生对“中华一体”的研究凡20余年，期间就此命题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中国地方史论》（合著）两部专著，发表了《“中华一体”论》等十余篇论文。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就认识而言，张博泉先生提出的“中华一体论”是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实际，正确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最大最重要的国情，以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抽象概括出来的具体的史学理论。

“中华一体”理论最完备的内容体现在《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中。全书分“导论”“中华一体论薮”“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中华一体丛谈”四编，共28章，约44万字。其基本内容，先生在该书“卷头脞语”中有所概括：“‘中华一体’是以中国地方史为蓝图，以社会史的内容为依据，以‘中华一体’为主体构思，重点研究‘中华一体’之史的发展时期和层次、社会形态与经济类型、文化人类学系统的‘人禽’观念、族类系统的华夷观念、区域系统的中外观念、政治系统的同轨、文化系统的同文、心理状态系统的同伦以及中原王朝承受系统的正闰观念等。”①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为简明起见，可以把“中华一体”理论的基本脉络作如下粗线条陈述：

1.“中华一体”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从夏朝开始就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政体结构的国家，也就是常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里的统一，即同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民族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政治、经济、文化也都体现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区域的整体观念。在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上，其主体是一体。“中华一体”是对“多元一体”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化。

2.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可分为“天下一体”和“中华一体”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层次），即“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里讲的“前”是过渡的意思。

从时期划分看，“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朝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宋、辽、金时期，“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时期。从社会制度看，“前天下一体”是奴隶社会，“天下一体”“前中华一体”和“中华一体”是封建社会。

3.“天下一体”和“中华一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天下一体”时，在“一体”内分中外，分华夷；“中华一体”时，在“一体”内不分中外，不分华夷。

4.在“天下一体”时期，“一体”思想和“一体”内多民族的思想已经形成。在“前天下一体”时期，“天下”已成为国家的政治概念，是“一体”的最大、最高系统。孔子把“天下”的民族分为两大类：一是诸夏，二是夷狄。区分诸夏、夷狄的标准为是否行周礼。并把民族之间的关系初步明确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荀子把“天下”分为中原（中国）与四海两部分，把民族联合视为“天下一体”的重要原则。这个时期区别华夷的“礼”，是沿用周初分封的“五服制”，对“同服不同制”的蛮夷戎狄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由天子册封，使之臣属中原王朝。在这个时期，虽然分中外、华夷，有“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为主导，但由于“同服”而结成了“一体”的关系，“君天下”“国诸侯”“家大夫”“边四夷”，构成了“前天下一体”国家的基本内容。

秦王朝统一中国，开始了“天下一体”时期。汉王朝开疆扩土，“一体”更加扩大，民族更加多元。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使华夷的区别逐渐淡化。到了唐代，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资治通鉴》卷142。

张博泉先生盛赞唐太宗，称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是由“天下一体”向“中华一体”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准备。

5.“中华一体”时期也分两个层次。宋、辽、金属于“前中华一体”时期。这时，以汉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转变为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辽金已是北宋、南宋的盟主，皆可视为正统。金朝统治者有“中华一家”的观念，大臣赵秉文提出“有公天下之心宜称为汉”；元好问提出“视九州四海人物犹吾同国之人”。这些都表明“中华一体”的理念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金朝把原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称为汉人或燕人，将河南、山东等地之人称为南人，将金境内的人统称为金人。南宋称北方金人为北人，称粤海之人为南人。无论北人、南人都是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国人。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一体”的开始，国号“大元”就是取易经乾元之义，表示国家是“乾元一统”的中国。在华夷、中外的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体内的各民族同华，在同华中分民族；在全国各地同为中国，在同为中国中分中原与边疆。元末明初，朱元璋虽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不过是树立自己的旗号，借以恢复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中国。夺取政权后，朱元璋还是认为“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实行“天下一家”的政策。到了清朝，各族之间已不分中外，与中华同轨了。

三、“中华一体”理论的意义

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华一体”理论恰恰在这方面彰显出强大的力量。

1.揭露并批判了“征服王朝论”等谬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统一。二战之后，在美国和日本史学界出现一种旨在歪曲、分裂中国民族和国家的反动思潮，“征服王朝论”便应运而生。这个理论是美籍德裔汉学家魏特夫提出来的，其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中详细讲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征服汉人以后，建立的政权出现了两个结局：一个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被汉族高度发展的文化所吸引，醉心于汉化，放弃了其本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丧失了其原有的特点，被汉人所同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情形，以北朝为典型，称之为“渗透王朝”。另一个是没有被渗透，抵制汉文化，保存自己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避免了被被汉化的命运，称之为“征服王朝”，如辽、金等。魏特夫把我国历史分为两个系列、两种王朝，由汉人所建立的王朝属于帝制王朝，由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属于渗透和征服王朝。汉人是农业民族，北方民族是游牧民族。这是魏特夫的基本观点。

魏特夫“征服王朝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分裂中国的民族，主张南北对立。就这一点看，他承袭了日本东方史学创始人白鸟库吉的观点。白鸟库吉曾经提出过“中国南北民族对立论”，由此而划出北方游牧文化圈和南方农业文化圈。与之相呼应的是，战后日人江上波夫提出了“骑马民族征服论”。一时间，美日史学界纷纷呼应，构成国际上风行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立脚点是“南北对立论”，即北方民族是汉族王朝的对立者、征服者，不属于中国的民族。并由此推导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今天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就是指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

“征服王朝论”等学说危害极大，是帝国主义侵略史学借尸还魂，自然引起中国学者警觉并进行批驳，但总体上并没有被清算，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市场。

科学理论是在同错误理论不断地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华一体”理论从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最大国情出发，以“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政体结构揭穿并击破了“征服王朝论”散布的谎言和谬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2.以新的民族观取代传统“正闰观”，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历史上传统的“正闰观”是以中原的汉族为华夏，以中原汉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国，“贵中华、贱夷狄”的理论。其主要特点表现如下：（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传统“正闰观”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歧视少数民族的理论基础。其要义在于分，不在于合。（2）“明夏夷”。就是确定区分诸夏与夷狄的标准。孔子以是否行周礼为标准，到战国以后不再以周礼为标准，而以各时代统治阶级的礼义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3）“分中外”。是根据华夏与夷狄的区域不同划分民族的区域，华夏（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为中，称“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为外，即四海。中原地区也叫中华，边疆地区也叫“四夷”。（4）“定贡赋”。因为少数民族是服事于华夏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所以规定少数民族以贡赋的方式朝于大国，即“朝贡制度”。（5）“夷不乱华”。严格区分华夷，反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为编户，更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入居就是乱华，不承认他们合法地位，其政权也被看作“僭伪”。

传统“正闰观”的表现还有很多，此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正闰观”在古代也有人持否定态度，比如唐太宗，元朝的中书右丞相、《辽史》《宋史》《金史》的主修者脱脱等。传统“正闰观”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弱化，但其影响一直没有肃清，直到今天，还在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与传统“正闰观”不同的是“中华一体”的新的民族观。它的主要方面和特点是：（1）“虽则殊俗，志略相同”。认为“殊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华夷之间有着相同的东西，就是“志略”，即有相同的兴华夏的心。从这点出发，强调民族间的合和。（2）反对民族间的习俗制度是不可变的观点，认为民族间的习俗制度是可以互变的，所谓入乡随俗，入“中国”的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能够“变夷从夏”为华夏族。（3）反对隔中外。认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可以做“中国皇帝”，不分中外，同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之中。（4）反对“贵中华，贱夷狄”，也反对“贵彼贱我”，主张华夷平等，同是国人。（5）强调天命归有德者，认为“德”对少数民族是不例外的，统治地位是可以改变的。（6）针对“夷不乱华”提出，统一天下者皆可为正统。反对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视为“僭伪”，可视之为列国，主张有“公天下之心者”取得的政权与汉无异。（7）主张少数民族改变旧俗，行汉制，推行州县制，统一全国制度。可以多种制度同存在一个统一中国中，实行“一国两制”。（8）主张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统一为中国，同是中华，一道同轨，在统一的中华之中。

“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在历史上也是存在过的，在“天下一体”时期较弱，到“中华一体”时期才得以强化。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才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民族关系，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新时代理论创新提供了范式。中国的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包括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指导学科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构成专业研究的主体思想等等，应该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原理及认识体系。一般说来，一个学者能够学习、掌握这个理论，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中，就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而张博泉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一直倡导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应该大有作为的思想，强化为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强心和自信心。主张在学科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经过理论的升华，形成研究的主体思想，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研究体系和结构。

“中华一体”理论的创建就是张博泉先生大有作为思想的实践成果。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研究历史问题这一基本原则，积极进行理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为理论基础，反复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是什么？它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又比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华夷正闰之辨”与反“华夷正闰之辨”的斗争；在近代史上又有帝国主义御用史学家反对中国统一，鼓吹分裂，宣扬“南北对立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等论调，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延续至今。

对于上述问题，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焦点在于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是否承认中国历史上就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国家，在于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中华一体”理论是最能够做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回答和解释的。

“中华一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范例。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就提出过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自秦以后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论断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它不仅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而且在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中也有实际意义。但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之下，总是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的。比如，历史上有统一的时期，也有割据分裂的时期，怎么看？统一时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的统一，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统一，怎么看？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南北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成模式是什么样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运行轨迹如何？等等。“中华一体”理论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符合史实的正确回答和科学解释，这就充实、完善了“我国自古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论断。

就上述意义而言，“中华一体”理论是充满正能量的创新理论。诚如著名学者张璇如教授专门撰文指出的：“张先生的‘中华一体’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理论的具体化。它是承古开新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个最大、最重要国情的新概括，是史学具体理论的新发展，为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①程妮娜、付百臣主编：《辽金史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