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宁 唐培旭

影像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手段，使得民俗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任务紧迫。有感于此，很多民俗影像资料库的建设应运而生。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运用传统手段和现代数字技术，通过充分调动所里的人才资源，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田野研究与资料库建设同步进行，尽可能地保存了少数民族濒危口头传统。（李斯颖：《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设与科学管理——以广西田阳壮族布洛陀文化与口头叙事田野研究基地为例》，《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9年第2期。）民文所在实践中仍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对于史诗《密洛陀》的记录，限于各方面力量的不足，没能将所拍资料剪成纪录片而留下了诸多遗憾。笔者于2016年12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吴晓东老师就此进行过访谈。国家因此推出一系列课题对此加以支持，如文化部启动的《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它要求多视角进行影像记录，并剪辑成质量较高的纪录片。

民俗数字库的建设，得到了民俗学专家的关注。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专家团队呼吁建立影像民俗学学科，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理论与方法。②代表性论文参见熊迅、张举文、孙正国：《民俗影像的操作化与可能性——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三人谈》，《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我们作为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中方调查负责人③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调查点由本文作者林安宁负责联络，地点是百色市平果县，调查内容是平果县壮族师公文化与民歌文化。，积极参与到民俗影像记录的实践中。④笔者所在的广西师范学院民俗学专业对推进民俗学的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该校的民俗学学科是自治区重点学科，该校的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曾搜集、印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搜集、研究资料。笔者力图促进南方民俗影像资料库建设的实践，还与覃德清、黄南津等南方民族文化研究专家的交流中得到了呼应。

我们较完整地以影像记录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并借此良机对民俗影像数据库建设作积极的探讨。

一、平果县民俗影像记录：师公面具艺术民俗志和师公唱本的活态呈现

任何一部纪录片的拍摄方法都基于研究者对对象的认识基础之上。吴乔拍的纪录片，与他对花腰傣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分不开。朱靖江的影像作品，也与他的影像人类学的认识相关联。⑤参见吴乔：《花腰傣三部曲与影视人类学的时间厚度》，《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5期；朱靖江：《田野影像笔记——影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道》，《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笔者在2016年4月19日下午，旁听了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的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官方学术论坛的“视觉人类学：影音文献与公共传播论坛”，并聆听了吴乔与朱靖江等学者的发言。

学术界对师公文化的重视，始于它的傩文化价值，后来发展到它的信仰认识价值和师公唱本的多文化价值（语言、民族文化等）。①参见杨树喆和许晓明等的相关论述。见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许晓明：《近十年广西民间信仰研究状况与展望(2000—2012)》，《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师公面具艺术作为民间文化的富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对师公唱本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进展缓慢②如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十年前已立项对韦锦利师公唱本进行整理工作，但至今尚未结项出书。，对师公活动的民俗志研究也较为欠缺。笔者有两个项目都与师公唱本的搜集、整理研究有关。③两个课题分别为“右江流域壮族师公唱本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中国环北部湾地区民族濒危傩书的搜集、整理研究”。要研究师公唱本，就要对师公面具艺术展演过程作全面的了解。民俗志式的描写都未完成④民俗志相关理论参见巴莫曲布嫫、刘铁梁等学者的论述（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时空选择与民族志书写的主体性表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面具艺术和师公唱本的研究就缺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对师公面具艺术的拍摄，可称之为师公面具艺术影像志。对于师公复杂的唱本内容，影像记录使干巴巴的文字鲜活起来，使它的口头传承本质得以呈现，让它的“声音”等层面得以直观展现。

师公面具艺术展演的最重要环境是丧场。丧场活动至少持续一天一夜，时间跨度长，程序复杂，参与人数众多，拍摄靠个人很难为之，因而，强有力的团队是顺利记录的保证。

百色市平果县的壮族丧葬仪式极为丰富，通常由师坛（师公班仪式）和道坛（道公班仪式）组成。师公文化更多壮族民族特色，其中的师公面具艺术表演，又具有独特的活态傩文化价值。

我们跟踪拍摄师公活动整个过程，不漏掉重要的细节。2016年1月14日，即丧场活动前一天，我们到达凤梧镇壮族师公文化馆⑤壮族师公文化馆设在韦锦利家。韦锦利，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凤梧镇上林村局六屯人，他在政府部门和学者的支持下，建立了壮族师公文化馆。，记录师公们的筹备与排练工作。第二天天未亮，我们跟踪记录韦锦利师公出发前的请师、封村等仪式。接着，我们跟随师公搭坐的班车，赶到了丧场的现场——平果县县城。从师公搭师坛、与道坛配合超度、夜半的武术表演等，到天亮的出丧仪式，我们都一一记录。⑥仪式的过程见笔者拙作（林安宁、刘垚瑶：《壮族傩仪调查与傩书研究初探》，《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整个记录过程，我们使用了四台摄像机，其中两台是肩扛式专业摄像机，另外有两台D V。在丧场仪式中，一台专业摄像机固定拍摄，另一台拍特写。两个单反相机着重拍师公面具⑦壮族师公文化馆中摆了上百面师公面具。。录音笔四个，近距离录下歌唱内容，供配音、研究使用。

除了全面记录，我们重点跟踪师公班领头韦锦利及他的儿子韦全福⑧韦锦利的儿子韦全福是即将度戒的师公，他提前作为师公班一员进行师公活动。，对他俩的特写镜头也比较多。

丧场仪式内容复杂，时间持续长，对于歌唱的仪式，只作简单记录（歌唱内容过后再访谈，并拍摄、记录），对于师公面具艺术表演和武术表演的环节，我们则作全程的记录。

摄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笔者对仪式过程反复观看、琢磨，以此为依托，向师公韦锦利进行请教，完成了论文《壮族傩仪调查与傩书研究初探》。此文在2016年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⑨林安宁、刘垚瑶：《壮族傩仪调查与傩书研究初探》，《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论文介绍了平果县师公文化与壮族傩书（即师公唱本）⑩《壮族傩仪调查与傩书研究初探》一文对傩书与师公唱本的关系已作论述。的概况，考察了平果县壮族傩书与傩仪关系，分析了师公法事仪式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平果县壮族傩书的多重文化意义。若没有影像记录的基础，对于师公复杂的仪式不可能有如此深入的研究！

二、平果县民俗影像记录与影像记录伦理探讨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的出台，学界开始了新一轮对田野伦理的讨论。①在2016年11月5－8日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2016年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的报告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之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也推出了“田野调查伦理原则”笔谈系列文章。

田野经历往往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课程讲授中最动人的篇章。笔者曾被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的遇险、杨成志在西南彝族地区调查的历险等经历所打动，深知民间文化学者都有着赤诚而勇敢的心。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关注如何让社区真正成为文化的自主者。然而，陈泳超和施爱东在田野伦理的讨论中，从学者的本位出发，提出“无害即道德”的观点，或强调“学者是田野中的弱势群体”。②见《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的《无害即道德》和《学者是田野中的弱势群体》。

笔者对师公面具艺术影像记录的经历也感触颇深：信仰民俗调查，融洽氛围下的民俗影像记录是彼此的福分。融洽的气氛是学者田野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场景可遇却难求。笔者曾两次对广西灵山县某个村的“跳岭头”活动进行调查，在2015年和2016年某村的“岭头节”中，笔者都与村人同吃、同住、同过节，但对搜集师公唱本及求证仪式的解释的调查，几乎是一无所获。在2016年对另外一个村的“跳庙”③灵山县“跳庙”与“跳岭头”活动性质大同小异，只是“跳庙”是在庙前进行师公面具文化活动，而“跳岭头”则把神灵从庙里请出来，在某块空地上设坛进行师公表演活动。活动中，师公则主动地把唱本一揽子地拿给我拍摄，让我们感动不已。反观平果县拍摄、调查的经历，可为民俗影像记录者提供一个田野伦理典范。

师公面具艺术的拍摄，不仅需要师公的配合，还要征得主家④主家即丧场的主办家庭。同意。调查者除了要承受舟车劳顿之苦，还要形成合力。成员既要能吃苦耐劳，还要克服对丧场的害怕与恐惧。

所幸的是，以上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这些成就了一次融洽的合作。韦锦利身兼师公、广西古籍办调查员、师公文化馆馆长等多重角色。他有极强的师公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学者的访谈，一向耐心、积极地配合。这得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还得益于平果县政府、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对师公文化的支持。韦锦利与主家有效的沟通，主家积极的配合，让我们有全面进行观察、记录的机会。韦锦利还把仪式过程写出来，通过网络传递，使视频的文字解释做到准确、完整。我们有结构合理且富有朝气的团队。项目的主持者有较丰富的田野经验和较强的学术操练，技术总负责人是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实验教学中心的实验师，他曾参与编辑、制作多部电视剧和纪录片。四个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中三个参加了第二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培训活动，既有民俗学知识，也有一定的民俗影像拍摄基础。四个在校本科生年富力强，夜半拍摄工作大多由他们轮值。出于对民俗的热爱，我们团队用热情投入来抵御丧场的悲伤气氛。

此后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的二十多人庞大队伍能在平果县顺利地进行师公文化的调查，正是这一次融洽合作的延续。

今天的田野调查比费孝通等前辈当时的条件已大大改善，但只要进入田野，风险就无所不在。以师公面具艺术记录的经历为鉴，民俗影像记录者要有大心脏，还要有风险预防意识。

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记录，作为较大规模的团队活动，是一次惊险的田野经历！我们没有买出行保险，这差点成了巨大的遗憾。田野的风险无处不在，贵重器材的使用与保管，随时都有可能出差错。这次田野实践，两台D V中途罢工还属于小意外，一个单反镜头不小心被摔坏，也只是一个小损失。更让笔者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人身安全方面的历险。继丧场仪式的拍摄之后，部分成员到壮族师公文化馆进行拍摄、调查。一天晚饭后，韦锦利师公派电动三轮车送我们回住处（在另一个镇上的旅馆）。由于路况不好，剧烈的颠簸，半路上电动车前轮被轮盖卡着，车走不动。车上留有两位女同学，另外几个人下车把轮盖撬起，由于没关电源，电动车在无人驾驶情况下向前跑，此时有三人挨着车身，随时有被后轮碾压的危险。幸好他们都抓着车前行，一人及时地刹住了车。我们的经历有惊无险，但对于民俗研究者而言，任何一次田野都充满着危险。笔者曾听到身边学者、师长们一次次难忘的田野经历，一些难以挽回的惨痛经历往往不堪回首、多年后仍让人的心情难以平复。作为新兴的影像民俗学，学者们面对的挑战只会更多。

当然，田野调查中融洽的合作，更值得总结。每一次成功的调查，都可对教科书的金科玉律做出修正与补充。时代条件的变化、调查对象的情况和自身的准备等等，都是造就顺利调查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合可谓田野伦理的最高境界。

三、师公面具文化影像记录与民俗数字库建设展望

2016年7月，我们把此次记录剪辑成纪录片，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恰逢第三期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在南宁召开，来自全国的工作坊学员齐聚在这里，他们既是民俗学的新生力量，还是民俗影像记录生力军。师公的丧场活动不容易看到，也不可能这么机缘巧合让学员参与。因而，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出来，是最好不过了。

当笔者把纪录片《广西平果县凤梧镇韦锦利师公班法事仪式》播放给学员时，一下子让他们的心头疑惑释去。他们以此作基础，确定了小组的访谈、纪录主题，为顺利完成民俗影像记录训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师公面具艺术影像真正发挥了它的纪录片作用！

当然，这纪录片的作用还将不断被发挥着。对于拥有中文本科和民俗学硕士教学任务的高校，这些资料无疑成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基于对民俗学数字库的认识，早在2015年，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便申报成立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并得到相关资金的支持。然而，光是硬件设施还不够，民俗影像记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参与。笔者虽记录了田林县祭瑶娘等多项民俗活动，但目前承担的国家课题《中国环北部湾地区民族濒危傩书的搜集、整理研究》，考虑到各方面原因，只派出了轻型团队进行调查。

笔者遇到的困难具有普遍意义。民俗影像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响它的因素起码有以下几个：资金、技术、人才和科研评价体系等。

现实中，一些资金已向民俗影像记录倾斜，其中以《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项目为代表，但这远远不够。民俗影像技术人才的匮乏，随着跨专业人才的涌现，这一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俗影像记录需要年富力强、肯吃苦、有奉献精神和田野能力突出的民俗学者参与，才有可能取得好效果。影像记录还需要摄像专家的参与，才可能拍出高质量的纪录片。光靠民俗学者本身的摄像技术还不够，如中国二十节气在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制作的纪录片，是由民俗专家巴莫曲布嫫与中央电视台的摄像师共同打磨完成的。①笔者参加了由中国民俗学会主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二十四节气专家座谈会”，会上巴莫曲布嫫陈述了二十节气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过程。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是课题、论文和专著等，何时能把民俗影像纪录片也作为评价标准，与之平起平坐呢？

平果县的师公面具艺术影像记录，无疑意义重大。它不仅为民俗文化留下永久的记录，也留下了民俗学者探索、合作和提高的记忆。由此引出来的话题也是沉重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团队合作，更多的融洽的田野记录，以及更多的社会支持，才能建立让世人瞩目、不愧当代、泽被千秋的民俗数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