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示出单一、粗糙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的失败，城市需要重塑富有创造力、想象力、健康生态的复合型城市空间。创意城市及其街道空间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新型空间生产与工业文明的认知性、工具理性、功能主义观念解绑，与当代文化的非深度认知、关注流动、开放的意义，注重身体体验的倾向相契合。创意城市的空间建构具有可读性，体现着普遍性和地方性的辩证，功能与意象的对抗，以及内与外不断反转的空间映射。因而街道空间作为城市空间辩证法的承载者，实现着物的媒介化和媒介的物化，并经历着空间-场所-记忆之所的递变，成为照拂人栖居和生产的空间之所。本文聚焦于长江上游的创意城市成都的两个街区案例，阐释历史记忆、文化品格在街道重造中的魅力，并试图探索创意城市的街道空间生产方向。街道空间的生产者只有深刻理解未来城市的魅力所在，理解城市空间中人与物彼此观照、映带，理解具有可读性意象的街道不断生产流动、即兴意义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唤起城市中越发赛博格化的人群对实体空间的依恋和参与。

〔关键词〕 街道空间；文化的物化；物的媒介化；宽窄巷子； 远洋-太古里

〔中图分类号〕K901.6/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6-017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研究”（14AZD040）

〔作者简介〕张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一、解域化时代的创意城市与街道空间重造

互联网技术的代际更新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革命，互联网具有了与实体空间相似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组织能力，如新型“物联网”的出现。此外，移动互联网更使普通个体具有出入虚拟空间的无数端口，后人类或赛博格生存正在成为人类的新兴生存形式。社交软件、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的不断重组和更新，符号与信息生产、传播的加速度革命，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人类身体与机器的微妙结合等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关于自然、社会乃至自身的理解。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和理想，与这些观念相伴而生的现代性整体化、同一化的制度设置、生产方式、情感结构都受到挑战。在解域化时代，社会生产日渐脱离组织化资本主义道路，与文化符号、创意生产相结合，文化生产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内容。生产从工厂蔓延到城市街頭，生产呈现出游牧性和流动性特征。新型生产逻辑延展，致使文化所涵纳的情感、心理结构、表征、符号进入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层面，接受者、消费者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即兴式意义生产中，生产不再将意识形态、文化生产与经济或基础性生产绝然分开；传统与现代不再对峙断裂，古典资源被唤醒和吸纳入当代设计，因而当下时空的展开既是传统和记忆的重新绽放，也是未来时刻的现今寄托；文化传统及叙事符号不再受国界、地域的阈限，形成各式各样的“超空间”、奇观空间，使真实与想象、原件与仿真在空间增值中相互映射、“内爆”。人们为这类不断突破阈限、挑战成规，生产新的文化体验、符号和品牌的文化生产命名为创意文化生产，简称创意生产。

传统社会理论曾将文化所涵括的生活仪式、习俗风情、情感态度，规定为“私领域”内容，如今被文化生产的设计者提炼为独特的符号价值赋予商品，借此询唤商品的消费者和新意义的推广者。拉什曾就新媒体生产、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经济提出“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概念，他认为在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柔性生产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文化符号与空间的生产伴随着设计介入，生产既是实际的也是审美自反性的，既植根于抽象知识也与直接体验相关〔1〕，方兴未艾的创意经济、符号经济为地方、城市带来巨大活力，这促使人们正视新兴经济的空间关联。譬如，各种时尚和品味的生产者、中介机构聚集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它们不断确立时尚标准、品牌战略，赋予城市以新的风格和内涵。聚集各类创意人群的城市，正在推进城市经济转型和城市意象重构。“创意城市”的观念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日益扩大其影响力，政府、城市管理机构愈益领会到创意化、知识化、跨领域的新兴经济将引领和推动都市再造、产业重构、资源调配以及战略决策。因而，关注创意经济、创意生产必然要关注创意空间的生产。〔2〕“就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言，一个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积累丰厚的城市，无论是活态化非物质遗产保护，多样化文化生产，抑或引领后人类时代潮流，都必须打开封闭视野，给予城市新鲜的活力和创新冲动，为城市竞争赢得机会与舞台。〔3〕当城市作为文化创意基地，空间的构建被纳入城市再造的整体框架。再造新的城市景观、街道空间既包括物理空间、地标空间的营造，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景观重构和对多样态生活风格的包容、涵养。城市作为创意生产之所，也是培育创意性消费群体的场所，因而城市空间及其街道意象的再造既是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也与城市的传统、遗产、居住者的习性息息相关。〔4〕在此视域中，文化、经济、技术和日常生活彼此塑造、交织与渗透，呈现出新经济生产融物质与精神生产为一体，将符号媒介物质化，又使物理空间中的物媒介化、符号化的新型空间辩证法。城市景观与街道意象正是这一空间辩证法的具体承载和实现。

二、 “可读性城市”的街道空间重构

1.从“破坏性空间生产”到“创意性空间生产”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城市经历了新的现代性改造和空间重组。哈维在讨论奥斯曼对巴黎的空间设计与改造时，称奥斯曼拆除大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采取斩断传统的激进方式为“破坏性创造”。这种叛逃历史、拆除记忆的断裂性现代改造方案，一方面使巴黎成为一座现代之都，另一面更使其成为怀着巨大创痛的资本狂欢之所。哈维以“破坏性改造”为其命名，进而深入巴黎的现代性空间的扩张与收缩辩证法，发现城市空间的生产暗流，城市地理、历史与资本的纠缠逻辑。面对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我们同样发现了“破坏性创造”的车辙印。中国城市的摧毁性改造，从近代（1848-1949）、现代（1949-1978）到当代（1978至今）几度变迁，使得许多中国城市延续千年的文化地貌毁于一旦，“所以‘拆不单是一个动词，它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空间生产的象征。拆出一片新天地，也拆除了历史遗存和记忆”。 〔5〕当中国城市很急迫地呼唤城市品格、城市风貌与城市精神时，才黯然发现急就章的拆建已将最珍贵的城市遗产弃如弊履。

我们期待城市的空间塑造尽快从破坏性改造过渡到创意性、审美性生产，这才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要義。林奇曾强调城市意象的可读性：“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作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的城市”，“我们正在飞速地建造一种新的功能组织——大都市区，但我们同时还要明白，这种新的组织也需要与其相应的意象”〔6〕，独特、可读的城市景观唤醒我们的感知并赋予城市以意象。只有当城市拥有自身的意象时，才拥有了自己的精神与品格。存留在各种媒介、符号中的城市记忆、习性借城市景观得以物化，获得可读性意象；反之，物理的城市空间经由人的凝视、叙述、吟唱、传播而媒介化，成为独具品格的文化符号、表征乃至文化品牌。

2.城市街道空间与场所精神

城市作为人造空间的历史聚集物，它与自然一样庇护、环抱居住者，它蕴含丰饶的存在论意涵，像天空、大地、树、石头、鸟、虫、江河一样与人发生关联，它邀请人、留驻人、更呼唤人的感觉与灵魂苏醒，去回应它的鸣响和充满历史记忆的絮语。诺伯舒兹认为场所非一系列抽象的区位、地点，而是具有自身的特性、气质。若是将城市视为人栖居的空间场所，城市则因其空间肌理、安顿人的城市精神、源远流长的故事伏脉而呈现出与人的关联和照应。在作为场所的意义上，城市街道同样体现着普遍性和地方性的辩证，体现着功能与意象的对抗，也体现着内与外不断反转的空间循环。诺伯舒兹回应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的《冬夜》的精辟分析，并引申而至“场所精神”：“天、地被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世界。经由人的劳力，世界被带进内部成为面包和酒，因此内部的阐释变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天地间神圣的果实，内部将仍旧是空虚的。房子和桌子的吸收和集结，使得世界更亲密。居住在房子里，意味着在世上定居。不过这种定居并不简单轻松，必须在黑暗的路上摸索。门槛把内部与外部隔开，说明‘差异性和清楚的意义间的缝隙，使得苦痛具体地表达出来，变成‘碑石”。〔7〕诗歌呈现意象，唤起我们对场所的具体感知和想象。而作为场所的城市远非抽象的数学统计、社会调查和城市规划可以道尽，作为后现代人类主要栖居之所，城市依然有其人文的表情、气息与灵魂，也有自己的故事、空间肌理和诗学。

城市空间的肌理在大卫·林奇那里，呈现为“节点”“标志”“道路”“边界”“区域”等区分空间功能和空间方位的元素，这些元素与城市景观的可读性、可意象性息息相关。城市空间的肌理在芦原义信的“街道美学”里，则被细化为街道的构成，街道与住宅的内外边界与反转，对街道空间领域的描述与冥思。在莎朗·佐京那里城市空间以纽约的后现代都市景观呈现出来，她剖析了都市空间的功能重叠、阶层区分及其文化政治含义，以及城市作为公共空间和符号经济展开之所的多种意涵。当我们借助各式各样的理论资源，来观照可读性城市空间，我们不禁想到那些借文人墨客的书写和追忆而摇曳生姿的城市，因人与文而获得其文化记忆和生命。因而我们可以说，城市的意象不止与“物”相关，单纯的、没有被流光和人的气息润泽、摩挲的物，以及由抽象的、外在物构造的空间是毫无场所精神的贫乏之地、空白之所。我们在波德莱尔式现代英雄的视线中，看到那个罪恶的渊薮、意象的迷宫和神灵游弋的巴黎；在本雅明的诗意碎片中浮现出魔术师一般令人迷幻的拱廊街，逡巡在大街上、像浪荡子似的艺术家，他们和魔幻般的大街、起伏的人群彼此衬托，互为背景；布罗茨基对威尼斯的忠诚和爱就像“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上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竖立在威尼斯的水天之间；奈保尔给昔日帝国的绵长咏叹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落日、斑驳的城墙彼此交叠，文明的冲撞和血腥的屠杀与帝国的沉落细密地织成意象繁复的历史挂毯；张爱玲惊鸿一瞥，为上海和香港那荒凉的城市俪影，书写了多少荒腔走板、渐行渐远的市井传奇 ……繁华绮丽的城市作为都市人的栖身之地，既是外部的环境，更是空间的基本规定，然而在这些城市记忆中，城市空间无不因人的居住而成为有记忆的场所，也无不与人的内在经验交相辉映，由此而获得其特殊性或地方性，获得其内在的品格和气质。

3. 新型空间语法：文化媒介的物化、物的媒介化

在当代文化生产中，“创意城市”观念成为城市及其街道空间生产的策源地。以创意文化为组织城市空间和经济的重要方式，成为创意城市的重要依托。〔8〕一大批以创意文化为业的新兴创意阶层出现，他们包括科学与工程、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与娱乐等领域，推崇创意特质，重视创新、个性、差异和价值，新阶层的出现将城市的文化、科技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9〕因为他们的创意实践，文化媒介得以物质化，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城市景观。近年来，文化艺术市场催生城市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宫、图书馆、画廊等文化艺术机构蓬勃生长，美术馆、博物馆等作为物理空间的实存，其建筑和布展风格都充分体现了自身的文化追求和品格，往往成为地标性建筑或新的城市景观。在新型文化艺术机构中还会生产和售卖文化衍生品、创意产品，这便是文化媒介得以物化的最好佐证。反之，那些裹挟着历史风尘的文化街区，人群汇集的城市中心或与人口密集的社区相毗邻的购物中心、时尚摩尔，在晨昏中陪伴着人群的路边餐饮、茶馆酒肆等等，则因为这些物质化空间对应于某种生活方式，遂获得某种品牌、口碑等符号价值，继而被符号化、媒介化。在传说、新闻、歌曲和商品中负载着城市故事、城市记忆和历史，如此互通消息的转换，成为新型创意城市的符号生产和空间生产的具体体现。因而蕴涵着丰富“设计”思想的城市，必将转换为融汇人与物的丰富信息，彼此探索、聆听、命名的空间场所。

在“创意城市”的设计视域中，创意成为通货，城市空间与人之间建立的关联更加富有弹性。城市设计者越来越感受到，城市建筑、空间意象、街道肌理对于激发那些为城市带来活力的人群的好奇心（curiosity）、想象力（imagination）、创意（creativity）、革新（innovation）与发明（invention）非常重要。〔10〕对于处在技术革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而言，城市空间的结构转型既迫于内在的生存冲动与城市精神重建的呼唤，也受到来自全球经济潮流的推动，传统中国城市来到新的十字路口，这是新兴的城市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在此问题域中，本文拟将目光投向城市街道的空间生产，并以长江上游城市——成都的两个街区个案为例加以分析与阐释。

成都作为打通中国西部和亚欧通道的枢纽，跻身于中国当代重要都市之列。《中国创业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评选出最具城市创业竞争力前十名，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之后，成都位居第五，这份报告显示出成都的城市竞争力。〔11〕便捷的陆路和空中交通以及发达的电子通讯、网络交流，早已将成都与国家共同体、全球城市群落链接起来，技术带来的交流和突围，深度地改变着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偏安一隅的内陆心态。新媒介经济也极大地改变了空间凝视、空间记忆和空间生产。〔12〕旅游、人群迁移带来的空间穿越激活了城市空间、街道景观的生产，使之置于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中，且被这些冲突所塑造。所有不可回避的现实冲突也是“创意城市”的题中应有之意。任何创意都不是单向度地朝向未来开启，创意必然与记忆关联，创意须开启传统中被掩埋的文化沉积，唤醒历史长流中的文化征象、符号、仪式与当下对接，更须在断片化的文化消费内部和外部建立起历史追思和文化记忆。

三、街道空间与文化记忆的再生：以“宽窄巷子”为例

1.“寬窄巷子”的历史底片与文化记忆

汉代成都以养蚕织锦而著称，蜀锦已成为华夏土地上的重要丝织品；在三国时代，这里即是蜀汉政权的首都；到唐代成为繁华城市之一，甚至被世人传为“扬一益二”，与扬州并列；一方面，这片富丽丰饶的平原气候宜人、祥和宜居，另一面由于山脉阻隔，使蜀人、蜀文化被地形钳制难以突破，相对沿海城市显得闭塞与保守。至19世纪中期，成都大约有街道400余条，清末516条，民国734条。商业区的主要街道整饬干净、货物繁华、舟车往来、人声喧阗。〔13〕城市空间内包含了两个相对隔离的小城，即皇城与满城。

“宽窄巷子”街道，位于满城南部，毗邻“皇城”。清康熙五十七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朝廷批准，将平定准格尔叛乱的旗兵留下驻防，遂建城中城——“满城，亦称少城（小城），以长顺街为脊，向两边延伸形成状若蜈蚣般的33条街道。诚如傅崇矩所载，满城空间格局简明通捷，“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14〕流光迁延，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动荡，满城的蜈蚣状街道格局虽在，但街道坍塌损毁无数。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皇城被拆，满城内部的街道肌理几近消失，唯留下宽窄巷子和井巷子这几条保留清代格局的街道，四围都是当代建筑，像城中孤岛，守候着曾经繁华的苍凉往事。回望历史“印迹”，既是想象 “宽窄巷子”曾经的市井风情，更是询唤历史的幽灵，在“逝去”的时间里寻觅属于街道的家世与气息（ethos）。本雅明认为世俗时间并非是线性单向的，逝去的时间与此时此刻，也与将临的未来是彼此糅杂的，“逝去”并不意味着真的一去不返，它以“可能性”的方式，在当下展露，抑或延伸向未来，成为未来的雏形与花蕾。

2. 街道意象对文化记忆的转换

与上海新天地、杭州的清河坊、南京的1912等当代中国著名历史文化街区相似，以文化保护与改造为名的复兴工程必然遭遇“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的问题，街道空间的改造与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关联在一起。宽巷子，街道略宽，当年被称为“兴仁街”，窄巷子则是“太平街”，井巷子为“如意街”，三条街道与北面的支矶石街（据说汉代的道学家严君平曾在这里卜卦讲学，旧名“君平街”）并列排开，东至纵向贯通的长顺街，西到下同仁路西50-100米，界限清晰、彼此呼应，形成相对独立而自成一体的街道环境。 2003年，成都少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与青羊区政府协同负责“宽窄巷子”的保护与复兴事务。少城公司在详细勘察的基础上提出“策划为魂，保护为本，落架重修，修旧如旧”的原则，试图重修“老成都名片，新成都客厅”。〔15〕经过实地勘察，工程方出具报告显示宽窄巷子多数建筑已年久失修，有的保护价值不大。〔16〕诗意的街道意象能否在现实中呈现？从改造工程承办方提供的数据资料，查知当时小小的宽窄巷子街区竟容纳了904户人家，在狭窄的街道上，住户搭建起各类违章建筑。改造者指出，如果为保留街道的活态性和栖居感，迁出部分住户，这会牵出巨大的法律、经济纠纷，也会使街道的改造变成漫延无期的纸上方案。大的拆迁工程必须在政府、施工方与居民的协商、博弈中，争取互利共赢，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历史街区重建文化景观的公共管理问题。所有的争论、博弈都将受到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对街区空间和建筑肌理的尊重的影响，因而新的因地制宜的方法应运而生。〔17〕迁出居民，腾空院落，落架重修，修旧如旧，这是宽窄巷子空间再造的基本现实。

原住居民搬迁，意味着民间自发形成的闲逸的宽窄巷子，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消失而淡出视野，经过“修旧如旧”的整修，保留建筑格局和街道肌理的宽窄巷子完成了身份转型，既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的宽窄巷子，遂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寄托之所，一个具有仪式感和象征性的空间场所，依稀回荡着老成都记忆。因为街区的存在和部分居民的常驻，使得记忆里的“老成都”获得其物质性转换与记录。

3. 文化记忆的“活态化”与街道符号价值再生

当代文化街区的改造承载着让残留着历史记忆的场所获得新生命的预设。“修旧如旧”即一种唤醒记忆和再记忆的途径，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原与再生既是对包含符号价值的记忆的传承，也是经由居住者、参与者小心翼翼的活态化，而使街道空间的符号价值获得再生产和增值。窄巷子的改造拆掉了旧街道上非传统建筑的各种附加物，对42座具有保护价值的旧院落进行逐一归档，建立详尽的院落档案，记录、拍照、勘察老院落的格局、门窗、构件、室内、庭院、植被等。这样由院落建筑、墙体形成的街道界限敞亮开来，同时街道沿用旧式尺度，从横剖面看街道宽度不过5-6米，与柯布西耶所倡导的现代功能性建筑格局完全不同，这是传统川西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息所遗留下的街巷标本，这个街道宽度维护了人群熙来攘往的亲和性，不会因为过宽而稀释了人流显得疏离和冷清。

改造后，宽窄巷子的院落层高不高于3层，建筑高度5-8米，其中有四进院落一座，三进院落5座，二进院落30座。这些传统建筑均是穿斗式木构或砖木混合构造，建筑时期从清代到民国初年，色彩比较素朴淡雅，以青瓦粉墙为主，木柱常以原木色或茶褐色着色。改造后的院落基本沿袭原有体量、结构、色彩和院落空间，不同院落各具特色。例如宽巷子第11号院“愷庐”原样保留了风格独特的三山式门头，院门以青砖砌成，拱门中间带有弧形凸起。拱门上嵌有石匾，其上有阳刻的大篆字“愷庐”（即快乐的院子），字体自左向右书写，显示出最初的房主受西风东渐之影响。石匾上则以特制精砖砌成椭圆形图形，象征高悬的“辟邪镜”，镇慑四方妖魔邪神，永葆安宁。〔18〕窄巷子38号是一座四合院，位于窄巷子西北方位，院落坐北朝南。民国初年，法国传教士文幼章在此创办贵族小学，一些传教士也居住于此。主院为一进院落，侧院为两进，门墙以青砖砌成，大门漆黑，主庭院内有四株泡桐树，三小一大，从院落的青瓦顶上伸展开去，春天有淡紫色小花缤纷落下。〔19〕诗人兼美食评论家石光华入主院落，取名“上席”，主营雅致考究的川菜，他在院落里散放三五泡菜坛做的夜灯，入夜后散放出淡光来，风格闲适、颇为散淡。

芦原义信曾分析街道与建筑的关系，他提出街道的内与外彼此翻转，会带来奇特的审美体验。“今天在城市空间或景观问题上应用“图形”与“背景”观念，是对原有空间现状进行分析基础上，为空间赋予“图形”要素；或把一向作为“背景”考虑的空间有意识改作“图形”来考虑。” 〔20〕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当是体会空间设计感的绝佳之所，行人缓步从东入口进入宽巷子，依次会遇见6个街道节点，如东堂序语、蓉城掠影、梧桐依旧等，有雕塑家朱成以青砖墙为背景创作的民俗浮雕，生动地再现旧时成都市民生活。起伏变换的节点和街道墙面的浮雕、小物件在行人的目光中，不断实现着“背景”与“图形”的转换，加强着街道的节奏感与可读性。

作为历史文化老街，“宽窄巷子”已实现商业街的功能转型，引领中国都市历史文化街的转型潮，成为历史文化街功能改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品牌。商业街邀请了不少文化人参与经营，如上面提到的诗人石光华的“上席”、莽汉诗人李亚伟的“香积厨”、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以及收藏不少川西民居构件的“宽居”和设计质朴的见山书院等等。置身街区中，可以感受到旅行者的杂沓、消费经济的繁荣似乎与青砖院落、碧瓦粉墙彼此扞格，又彼此浸润，构成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如今这片华丽转身的街区已成为成都的一张重要的历史名片，成为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创意活力的街道品牌。“宽窄巷子”街区的空间重构，让我们充分地体会到“可读性”街道空间如何使文化记忆得以物质化，与此同时，涵养着文化记忆的街道空间，因其一定程度地将地方性生活方式和历史记忆活态化，而成为都市的文化名片，物质空间再度符号化、媒介化。街道空间在双重转换中实现了价值再生与增值。

四、城市中心的新定义，以“远洋-太古里”街道 为例

1.街区中的大慈寺

唐宋以前，天府蜀都就有依时令节气设自由集市的传统。宋太守田况曾在《成都遨乐诗·三月九日太慈寺前蚕市》中记大慈寺的蚕市盛景，“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可见大慈寺的（又名太慈寺）的蚕市已远近闻名，寺内香火照墙，寺外笙歌丽影。〔21〕756年，唐明皇因安史之乱，避难于蜀都，士人与平民百姓流入蜀地，难于计数。唐明皇有感于大慈寺僧众施粥济贫，于757年敕建大圣慈寺，之后唐肃宗曾亲书“大圣慈寺”匾额。至唐武宗时期，皇帝推崇道家，下令尽毁天下佛寺，因此匾额是其先祖亲笔而得以幸免，大慈寺也得以保全。〔22〕自唐代以来，大慈寺便是成都的名胜，建址于成都东南，漫延开阔，寺址千亩。相传成都鼓楼洞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楼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因大慈寺庙门前的红石柱而得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寺庙南面开门即是大河（今之府河），可见当时寺院幅员之盛。〔23〕到明末大慈寺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常住僧人两万多。张献忠第二次进攻成都，放火烧毁寺庙，文物壁画付之一炬。如今书有阳刻楷体字的“大圣慈寺”老墙、字库塔等古迹犹在。2004年，大慈寺重又开光迎佛，恢复被中断的香火及宗教仪式，使这块深居闹市中的寺院再续前缘。

2.寺与市的链接：街道空间对在地性文化价值的再生

“远洋-太古里”街区的设计与规划者捕捉到内陆都市成都的时尚消费文化的气息，也领悟到卧居闹市的古刹及周边民居从容闲淡的生活节奏。设计者颇受查尔斯·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观念影响，后者强调创意城市须深得文化之精髓，城市的活力与品格源于文化的独特性和在地性，在城市外观和感觉日渐雷同的世界里，文化差异尤为重要，地方性、在地性的生活方式即潜在的文化价值、符号品质。那些让在地性的历史记忆、日常文化与新兴文化彼此激活的城市，才能使城市空间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更好地再生、增值。〔24〕这正是当代城市的空间经济与符号经济相关联的秘密所在。

千年古刹大慈寺，自古就安住于稠人广座的繁华地，宗教寄寓同世俗繁华只有一墙之隔，从寺内的庙廊、门洞可以望见寺外的街市绮丽，由闹市的店铺、橱窗也可瞻望寺院内静穆古塔、袅袅青烟，然而窥见是窥见，市与寺又各有所属，各有向往，彼此照面，两两心安。一面是出世的朝圣礼佛，一面是入世的交易享乐；一边是晨钟暮鼓，一边则舟车往来，踵彩增华，这道独特的寺与市既交汇又两不牵挂的风景，既是中国佛教承袭“道不远人”的文化精神，尊重日常生活、生发禅意的呈现，也是成都几度繁华，几度沧桑的空间遗存、建筑凝结。

如今，规划改造的远洋-太古里片区北临蜀都大道，西至纱帽街，南至慢广场（漫广场），东至笔贴式街以东40米，面积大约22公顷。片区还西邻成都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春熙路-红星路等商业交汇带。从2008年始至2015年开街面市，改造工程历经7载有余。改造前，大慈寺以南的多处古建筑的墙体或木结构已损坏，片区内街道昏暗破旧，急需修缮。“远洋-太古里”房地产接手这片地产的创意性改造与开发，首席设计师郝琳认为：“从规划建筑设计的角度，我认为项目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在地经久的文化、历史因素和社会传统， 转化成为人所共享的空间 ；并籍由这样独特的场所营造，推动城市中心的再生和可持续的都市开发与管理运营，特别是公共空間品质的提升、文化资产的传承， 以及城市经济的活络。” 〔25〕

新空间采用小街廓、开放式、变化的步行道穿插于历史建筑策略，与亚洲都市常见的大体量、孤立、封闭型、高密度商业中心的模式拉开距离。街区引入“里”的空间单元，并区分出“快里”（时尚的品牌旗舰店或概念店构成）、“慢里”（老建筑、富有创意风格的“茶舍”、咖啡馆等），“里”与略宽的“街”形成对比，建筑物之间的空间留白自然形成 “街”与“里”的穿插和伸展，一改街道匀质、单向推演的面貌，更具有多样性和可读性。新设计使传统建筑基本以独体的方式静立，院落最高三层，一般为一至两层，每座院落间有一定间隔，街面不宽，5-6米或7-8米宽，行走其间有亲和感。建筑间的留白，使得阳光和视线得以穿透，步行体验更闲适、自由。这片低伏、绵延的建筑群消息相通、彼此对话，与春熙路、蜀都大道的高层建筑形成空间差异感，行人的目光能穿越巨大的空间留白，看到被远处现代建筑切割的天际线。一个富有活力与创意的城市中心，一个葆有历史沉淀的历史街区，通过人群的穿行、目光的洗礼而获得场所精神。

3.街道公共空间的新符号：“未来的传统”

在电商开疆拓土，而实体零售业有些萧条的今天，太古里自2014年开放以来，营销数据和人气指数一直居高。当传统商家感叹网络虚拟空间带走消费者时，太古里-春熙路一带始终熙来攘往，为什么太古里能够逆流而上、赢得人气？是什么使远洋-太古里创造出多样态的城市体验、购物享受？

城市自古是人类进行社会组织、资源配置的集散地，城市建构就是一种空间生产，包括街道营造。正如本文开篇指出，由于互联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与推广，人类生活、城市生活都受到根本性重构。移动互联网允许每个个体拥有无数进入虚拟空间的入口，这意味着虚拟空间也拥有城市实体空间一样的社会组织、资源配置的能力。如果虚拟空间吸引了足够多的资源、人群，实体空间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因而在“宅文化”盛行时代，城市建构、街道空间生产必然提出一系列问题：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样的空间？新空间追求怎样的文化品质与符号价值？远洋-太古里开发团队以开放的心态，试图为城市公共空间生产新的符号和品牌。他们不满足于构建匀质化、条理清晰的购物路线、商场空间，而是打破封闭式、体量巨大的空间观念，依托城市历史记忆、文化地理特质，建构出开放型、小街廓、多层次、多功能的公共空间，从而将直接单一的购物行为解放为体验性、趣味化的城市游走。

行人从红星路、东大街、春熙路的街道，迎着纯黑、线条简洁的远洋-太古里立柱走来，街道的延伸将人和目光渐次引入沉静淡雅的深灰色坡顶建筑群，街景与意象顺着目光的汇集而生成，两条L形的街道纵贯街区，树枝状蔓延的里、巷将你从古奇屋、字库塔、引至广东会馆、高宅，带入大慈寺、马家禅院，再前往隐在深处的博舍高大的灰色陶砖幕墙……街区的设计考虑到三层空间感，最里面是商铺空间，由顶着深灰色坡顶瓦檐的建筑构成，简明而沉静；第二层空间是快街慢里构成的街巷空间，街道与商铺的玻璃橱窗、门廊彼此含纳，形成内与外的交流；第三层由各种雕塑、雨遮、街灯、林木、五个小而微的广场组成，携带着旧时“解玉溪”记忆的水体，这些都是人群可以穿行与停留的公共空间。

设计师郝琳说，“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与交流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元素，而街道就是促进互动与交流的平台”。〔26〕设计观念的突破，以人的舒适和随兴为城市设计的核心元素，更以人的交流、互动唤醒街景、商铺，购物不再是扁平的直接功利行为，而是与游逛、闲适、趣味等身体性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感知行为，商业中心与富含历史记忆的城市公共空间相连，彼此开放与涵容，这是大慈寺-太古里街区依托文化记忆建构物质空间，最终凭借其独具品格的街道空间而再次符号化、品牌化。这片结合当代时尚元素和身体体验的街道空间，将城市的历史记忆活态化，在人群的穿梭往来中，不断再生产混合着记忆與当下经验的新的城市记忆。

至此，本文借成都的宽窄巷子与大慈寺-太古里街道案例讨论了当代城市空间再造，笔者认为创意性的城市空间再造，将城市记忆物质化、活态化，通过这种活态化的文化再生产追求城市独具品格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此为城市街道空间辩证法——文化的物化与物的符号化的体现。当网络虚拟空间在划分和消耗人的时光，城市空间的生产也是人与互联网，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战争。〔27〕人与人的情感互动、身体性感知变得尤为重要，石头、水泥建筑营构的街道空间在人的凝视中变得温润，在人之身体的穿梭、连缀、把玩中成为场所、居所。因此城市空间乃至街道空间的风格，既出自一方水土，也烙印着城市人群的生活习性、文化特征。只有深刻地理解未来城市的吸引力、城市的独特品格，城市建构者才能使街道空间成为唤醒人的身体感知、趣味体验的令人向往的空间，成为提供丰饶、多样、流动意义的场所。创意城市作为后工业文明的产物，新型街道空间生产与工业文明的认知性、工具理性、功能主义观念解绑，与当代文化的非深度认知、关注流动、开放的意义，注重文化记忆和身体体验关联。因而新型街道空间充分见证着后工业文化生产中，文化媒介的物化和物的媒介化。人的文化记忆与创意生产通过街道空间的再造而物化，而成为地标或景观的街道空间反之又作为城市的文化资本、文化名片，为城市生产新的文化意义。在此层面上，当代城市的街道空间生产才真正凸显其文化创意的价值，而实现空间-场所-记忆之所的递变，成为照拂人栖居的空间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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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