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

摘要：《身体与身份：解读水浒好汉的特异身体》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认为特异的身体表征，建构了水浒好汉的身份。其谬误在于：一、并非“只有好汉才会被赋予特异的身体”，在《水浒传》中，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中皆有特异身体者，而水浒好汉中也有身体寻常者。二、在研究方法上，该文统计的对象为水浒好汉，却仅仅统计了其中的三十六天罡；而天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拥有特异身体，从而无从证明其好汉身份。三、该文在理论上存在着核心概念界定不清晰、缺乏文本分析和逻辑上的论证等问题，水浒好汉的身份与特异的身体之间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水浒传》；身体；好汉；忠义

中图分类号：1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70-03

若干年以前，笔者从身体文化、民族学、历史语境和叙述事件的时间等角度探讨过有些水浒人物何以长得像外国人的问题，以《水浒人物身体叙事的文化阐释》为题发表在《现代语文》杂志上。韩杰在《身体与身份：解读水浒好汉的特异身体》（以下简称《身》）中不同意拙文的观点，学术贵在争鸣，因此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阅读文獻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常识，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都是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陈垣先生提倡做文献应该“竭泽而渔”，虽说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它是学术研究人员努力追求的目标，退一万步讲，研究文学作品原著还是应该全读的吧。《身》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作者没有通读《水浒传》原著。

拙文题目中的“水浒人物”远不如“水浒好汉”顺口顺笔，可是，当初想到一则知识化的对象只有全面，其知识对象化的方式才有可能站得住脚；二者在事实上，《水浒传》这部小说对身体奇异的描述也本不仅仅限于水浒好汉。从而，《身》所谓的“特异身体”仅仅限于水浒好汉，如“《水浒传》中的其他人物（不论是朝廷贵官还是平头百姓）极少有明确的身体描写，即便偶有描写，也很少会呈现出另类的身体特征”“身体特异的只是绿林好汉，那些达官贵人或普通百姓则未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身体特征”“只有好汉才会被赋予特异的身体”云云，就暴露了作者没有通读《水浒传》的原文。

《身》认为“身体特异的只是绿林好汉”，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之荒谬，更何况相关论据又绝非孤证。牛二、蒋门神不是水浒好汉，属于《身》所谓的普通百姓，可是他们也都是黄发、身材长大。拙文《水浒人物身体叙事的文化阐释》曾论说过这个问题：“不属于水浒好汉的牛二其须发是‘卷螺发（第164页），蒋门神‘黄髯斜起（第416页）。”“牛二也是‘黑凛凛一大汉，形貌生得粗丑：‘面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杈枒怪树，变为胳膊形骸。臭秽枯椿，化作腌臜魍魉。浑身遍体，都生渗渗濑濑沙鱼皮；夹脑连头，尽长拳拳弯弯卷螺发。胸前一片锦顽皮，额上三条强拗皱。（第164页）”

《身》认为朝廷贵官或达官贵人“则未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身体特征”，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且不说水浒好汉中那些投诚梁山泊的朝廷官吏如呼延灼、关胜、宣赞、朱仝、林冲等身体之特异，就以没有投诚梁山泊的朝廷命官或达官贵人，如辽国的兀颜光，他的身体特征难道不是特异的吗？《水浒传》第八十五回写道：“原来这兀颜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将，十八般武艺，无有不通，兵书战策，尽皆熟闲。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八尺有余身材，面白唇红，须黄眼碧，威仪猛勇，力敌万人。”兀颜光“须黄眼碧”，这难道是汉人的特征？贺重宝是辽国中兀颜统军部下居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当兀颜延寿带领部曲，会集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兵会幽州时，小说有古风一篇云：“胡马嘶风当尘土，旗帜翩翩杂征鼓。黄髯番将跨雕鞍，插箭弯弓排队伍。……”其中也可见番将“黄髯”，而这里的番将也非等闲之辈，驸马、将军等难道不是朝廷命官吗？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并没有将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排除在水浒好汉之外，作者说水浒好汉“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身》立论的根本是“只有好汉才会被赋予特异的身体”，然而牛二、蒋门神、兀颜光等在小说中“被赋予特异的身体”对《身》的立论无异于釜底抽薪，《身》作者苦心孤诣建造的空中楼阁也因之轰然坍塌。

《身》的作者不仅没有通读《水浒传》，而且没有通读拙文，例如《身》在引述拙文的观点时仅仅提到“色目人”，而没有提及体征为“肤白发黄”的鲜卑族后裔，而拙文的观点是“种种体貌特征表明水浒人物中有一部分是鲜卑人的后裔或色目人”；《身》只是提及拙文的“历史向度”，而没有看到民族学和比较文化等的维度等等。

二、研究方法的运用如同治病一定要对症下药

统计方法当然可以运用于人文学研究中，因为一般说来数字、图表是客观的、科学的，如果它们符合实际情况就会是可信的。然而，如果数据不全面不真实，就会得出貌似准确实则错误的结果来。笔者曾在拙文《统计方法在人文学领域应慎用》中反思过统计方法的使用这个问题，认为“人文学是精神学，它主要涉及到对意义的理解问题，因而在统计的过程中，如果过于机械，往往就会出现诸多问题。”

《身》除了存在着上述第一个文献残缺的问题，在统计方法使用的过程中以偏概全，这是方法使用中的问题。《身》对《水浒传》中有关数据的统计仅仅限于一部分水浒好汉，用其原文来说就是“以水浒‘三十六天罡为例”，进行了看上去好像是客观的统计并制作了图表。可是，由于它局限于“三十六天罡”，甚至都没有涉及水浒好汉之“七十二地煞”，从而其论题中的“水浒好汉”都没有覆盖，得出来的结论怎么会令人信服？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既然你论述的是“水浒好汉”的特异身体，可是为什么不将水浒好汉中数量更大的地煞也囊括在其中呢？如此一来，就无异于人们熟知的盲人摸象。当一位盲人摸着大象的尾巴说大象像绳子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大象的尾巴没有人否认不像绳子；另一位盲人摸着大象的腿说大象像柱子，同样的道理，他也是没有错的……这些盲人的错误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以偏概全。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尽管气象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类似于物理学的方法，然而由于它的材料不充分，它的预报也是靠不住的。”同样的道理，即使假定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人文学，而由于对部分的归纳与对全体的归纳之间的差异，得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果。

《身》的第一部分“好汉的特异身体”通过列表统计了三十六位天罡中有二十四位“拥有不同常人的身体特征”，这二十四位中有四位身体特异之处纯粹是“刺青”（笔者不赞同将刺青归之于特异身体，具体原因后文详述）。即以《身》作者对特异身体的理解来看，也只有三分之二的好汉“有不同常人的身体特征”，而《身》认为“特异的身体表征了好汉的身份”，那天罡中（且不说水浒好汉中的地煞）三分之一强的人由于不拥有特异的身体还是不是好汉呢？此其一。第二，作者论证的逻辑是“《水浒传》中的刺青等特异身体的书写，既表征了好汉的身份，又表征了反叛的主题”，即好汉的身份与反叛的主题是通过特异身体建构起来的，可是那三分之一强的天罡与《身》尚未统计的没有特异身体的地煞又是通过什么“既表征了好汉的身份，又表征了反叛的主题”呢？

运用何种方法，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统计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当它被运用于自然科学或社会学领域里的时候。而它运用在人文学领域里，一定要建立在意义理解之上，而不能教条地使用，更不能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闭上了眼睛看不见其他，支离破碎地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学中运用统计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虽然大都貌似客观、科学，其实都应予以审慎的接受，而不是盲目的迷信。

关于人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伽达默尔早已做过反思。他认为，精神科学应该“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原因就在于人们迷信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精神科学研究也被科学方法论控制。伽达默尔说：“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確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科学。”方法的运用，应该如同治病救人一样，一定要对症下药。人文学自有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即使是运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的方法，也一定要考虑到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

三、理论的价值在其“上手性”

理论的本义是看，见他人之未见或不能见；是对常识的质疑、反思和批判；是一种新的透视，疏明被遮蔽的真相。目前中国大陆所见到的理论著述，相当一部分是西方的理论及其译作。西方的理论是针对西方文化和气候土壤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反思。然而，当下有的学者不顾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西方理论的中文译作生吞活剥，还没有消化理解，仅仅停留在教科书导论的介绍层面上，一知半解，就生搬硬套，从而不是削足适履就是隔靴搔痒。

《身》直接引用了文化研究中的两个术语“表征”与“身份”，套用在要探讨的身体文化问题上，但水是水油是油，两张皮，无关乎所要探讨问题的分析。此类所谓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陈平原先生的做法值得借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叙事学的理论一直在场，虽然没有出场；且紧扣论题展开而没有为西方现成的理论所拘囿。如果不用西方的术语或理论就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又何必掉书袋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得云里雾里呢？如果西方的理论能够给予我们特别的看视，让我们看见新的方面（a new aspect），那为什么不积极使用呢？因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其“上手性”（海德格尔语）。

拙文《水浒人物身体叙事的文化阐释》在解题伊始就界定了身体仅限于自然身体，而作为身体的延伸诸如刺青、发饰、服装等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理论要求表述务必要清晰，概念划界务必要清楚，而不能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以己之昏昏，岂能使人昭昭？”然而，《身》却将刺青当作了水浒好汉的“特异身体”，它不仅出现在好汉特异身体统计表中，而且《身》总结说“《水浒传》中的刺青等特异身体的书写，既表征了好汉的身份，又表征了反叛的主题”。这就混淆了身体本体与身体相关的界限，以相关代指实体。

况且，刺青怎么就成为了水浒好汉的特异身体呢？人人皆可以文青，只要他愿意。好汉可以刺青，流氓无赖也可以刺青，强盗、亡命之徒都可以刺青，正人君子也可以刺青。传说中的岳飞不是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吗？历史上的八字军，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维护国家政权的朝廷正规军也可以刺青，如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下云：“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由此看来，张俊率领的刺青军由于“常从行在”，如同御林军，刺青与反叛有何必然的联系呢？

刺青，又称之为涅、刺、雕题、绣面、文面、涅刺、文身、纹身、雕青、镂身、镂臂、劄青、札刺、文刺、点青等。刺青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吴越之地就有“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的习俗。《汉书·匈奴传上》：“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释僧祗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黥。”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记载，作者幼时于温州、台州等处见明初有因雕青事发而充军者，不解雕青之意。一老者云：“此名刺花绣，即古所谓文身也。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从而可知，刺青既是潜水渔民的习俗，也是游牧民族的惯习，还曾受到佛教文化之影响，一度受到豪侠的青睐。可是，宋元刺青表征了豪侠子弟的身份，还是他们本身首先是豪侠而后刺青表征之？孰先孰后，这是个问题。

以刺青论证水浒好汉的反叛，其间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因为刺青的反叛者固然有之，然而作为统治阶级走狗鹰犬的亦有之；反叛朝廷的刺青者有之，不刺青者亦有之。即以水浒人物观之，亦然。《身》的论证逻辑是身体特异表征了水浒好汉的身份，然而，如前所述，牛二、蒋门神等身体也是特异的，为何他们没有构建好汉的身份呢？兀颜光、兀颜延寿等人也有特异的身体，可是它们为何没有表征好汉的身份呢？《水浒传》的作者本来就没有从身体塑造好汉的身份，“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好汉的身份是仅仅因为他们长得“特异”吗？

纵览中国古代文化史，特异的身体不仅表征《身》所谓的反叛，而且更多地表征和建构帝王贤圣的神圣性、非凡性（详参拙文《试论古代帝王贤圣的身体叙事》《法相与贵相——从明清小说中的“双手过膝”“耳垂过肩”等贵相说起》），以及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详参拙文《<三国志平话>中刘备的身体政治书写》），其间的事实便力证了《身》缺乏应有的理论意识，其论证没有逻辑性。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身》从李逵身体之“黑”论证色黑“同时生产着其好汉身份与作品的反叛主题”，就缺乏内在的应有的逻辑性。因为蒋门神蒋忠也是“一身紫肉横生”，他的身体之黑为何没有生产出好汉身份来呢？孝义黑宋江之黑，无论是如其所是的还是西方汉学家所认知为反讽的传统文化意义，为何没有生产出反叛主题来呢？相反，宋江之所以念念不忘受招安，就是因为他“忠心报国”“全忠仗义”。

身份仅仅是由一个人的身体特征所建构的吗？《身》认为特异的身体建构了好汉的身份，这与“以貌取人”一样肤廓；同时，也表明相关的理论著述没有进入其阅读的视野。梁山泊水浒好汉身份仅仅是因为他们长得怪异吗？所有的水浒好汉都长得怪异吗？有一些水浒好汉身体特征不“另类”，他们就不是好汉了吗？他们的好汉身份，主要是由他们的作为所建构的，如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如武松专打不明事理的人，如鲁达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梁山泊的替天行道、惩恶扬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所内含的道德伦理成就了他们的好汉身份。

综上简言之，《身》大胆质疑、反思成论，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偏颇的看法，这也很好，因为质疑、反思和批判是我们一直所提倡的。但是，认真读书、沉潜学问、追求真理、不哗众取宠却是为学之根柢。具体到论文的写作，《身》给我们的教训就是：阅读文献是治学的前提和基础，尽可能地通读相关文献资料是立论的安身立命之处；研究方法的运用一定要如同治病救人一样对症下药，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意义的理解，在方法论上万勿被科学方法论奴役；理论的价值在其“上手性”，缺乏内在逻辑的论证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是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