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升

《读书作文谱》系清初文章学家、语文教育家唐彪所著，后与《父师善诱法》合刻为《家塾教学法》。该书详尽阐述了唐彪在读书、作文方面的经验和主张，蕴含着丰富的系统论思想，是一本弥足珍贵、可资借鉴的写作教育论著。《读书作文谱》的价值不只是对作文法的阐述，更在于为我们构建起了一个涵盖主体建构、训练路径、体式法度等方面内容，且初具规模、独立完整的写作教育体系，值得我们认真地开掘和探释。

一、养性修身、精选熟读的主体建构观

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主体修养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意义，不论是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是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不论是韩愈的“气盛言宜”说，还是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无不强调了修养才识、陶冶精神、涵养性情对于写作的“根基”作用。唐彪在承袭传统立德修身观的同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较前人更为具体、更具有操作性。

《读书作文谱》首卷便以《学基》和《文源》为题，专谈阅读和作文的《根本功夫》，系全书的总论。《学基》重荏谈“心理修养”，认为“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在唐彪看来，“涉世处事”与“读书穷理”都是写作的基石，“敬”和“静”是作者“修身”的两种“工夫”。他还特别强调了“静”在修身养性、读书作文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彻”。唐彪的“主静说”与刘勰“虚静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摒除杂念、明心养性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这对身处浮躁、功利社会中的现代人潜心阅读、静心写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潘新和就指出其“主静说”本末倒置，“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在苦思冥想中做学问”。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不够客观，因为唐彪毕竟注意到了“涉世处事”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脱离生活实际呢？至于《文源》，主要谈的是“道德修养”，包括思想、感情、识见、审美情趣、思维品质、道德观念等方面。唐彪主张通过“凝神”与“养气”来涵养性情，认为“修文之士，先务凝神”，主张“凡欲作文，须先养气”等。其实不论是敬慎、静心，还是凝神、养气，都是从不同角度强调立德修身、颐养心性之于作文的重要性，文章有了这个“根基”和“源泉”，才会像“石温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一样；否则，“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应该说，唐彪将修养身性视为治学之基、作文之源，不仅看到了良好的思想素养、身心修炼是写作活动的先决条件和主导力量，还意识到了作者思想境界、精神素养对文章格调的制约作用，不能简单等同于唯心思想。

除了修身养性，读书积学也是夯实写作“根基”的重要途径。唐彪超越了传统重读轻写、以读为本的“读写观”，把阅读与写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主张读中有写、写中有读、以写为本。他注意到了读对写的影响，强调写是读的运用，读的目的是写，所谓“士人所读之文精，庶几所作之文美”，所谓“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所谓“读文之时，实有所得，则作文之时自然有凭借矣”，等等。这较前人“就读论读”而很少“以写论读”有了很大的进步。基于对读写关系的认识，唐彪提出了读书的两个重要原则，即精选与熟读。所谓“精选”，就是把书籍分成几类，根据价值的高下和需求的不同区别对待，以便提高效率。唐彪不主张笼统地说精读博览，认为“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他把书分为当读、当熟读、当看、当再三细看、当备以资查考五等，以区别出当精读、当博览的内容。他同时主张“于应世文中，选其笔秀神妍者，去其笔过神浊者；于传世文中，选其机神顺利，辞句鲜润者，弃其機神强拗，辞句粗豪者”，强调“宜多向古今文中选择之，博中取约，庶得乎沙中之金矣”，这种“博中取约”、专攻目标的选择意识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不无积极的意义。分类精选的目的是要熟读深思，提高阅读质量。唐彪反对贪多不深的阅读，指出“凡读文贪多者，必不能深造”，“浅人不知深造之益，只务贪多”，认为“熟亦难言矣，但能背，未必即熟也”，主张读书“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强调“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在唐彪看来，“多读”就未必能达到“熟”的境界，关键要能融会贯通、水乳交融，进入一种“化境”，写作时文随意转，如泉之涌。很明显，唐彪主张的“熟读”重在写作门道的领悟，指向了“写”这个终极目标，体现了“以写为本”的阅读观。从写作学角度看，“熟读”不是单纯的理解内容，更在于对体式法度、规则技法的反复揣摩和消化吸收，唯有这样才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变化姿态”，达到措置裕如、举一反三的境地。

二、勤练多写、频改深造的训练路径观

解决了主体学识修养的“根基”问题，还有个怎么训练、怎么提高的问题。唐彪承袭了“勤练多写”的传统训练观，但较前人论述得更深入、更透彻，还提出了“频改”和“深造”等独特的训练方法。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章惟多做始能精熟”，“读十篇，不如做一篇”，批评“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并分析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有畏难之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内无家学、外无师传”，在年幼读书时无人指点、空泛而读，没能夯实学识的根基；另一方面，“人之不乐多做者，大抵因艰难费力之故，不知艰难费力者，由于手笔不熟也”，也就是存在畏难隋绪。应该说，唐彪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也言中了今天作文教学的突出问题。如何消除这种畏难心理？唐彪认为“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亦难”，主张多写多做、越熟越易。当然，联系到前面关于精选精读的读书作文思想，唐彪主张的多做多写也绝非漫无目标地追求数量，而是强调围绕某个方向、专攻某一文体，正所谓“专一致功，连作文一二月，然后心窍开通，灵明焕发，文机增长，自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意思是要集中在一个时期，在作文某个方面下功夫，这样才能有所提高。唐彪还看到了作文训练的阶段性、过程性，认为“作文艰难，每日即一篇、半篇亦无不可，渐演至熟，自然易矣”。这也启示我们，要遵循作文训练的循序渐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过高要求学生，这样反而会造成心理压力，不利于文章的写作。

如果说，“勤练多做”是从大的方面着眼，那么倡导“频改”和“深造”则是唐彪作文训练观的独创做法。我国古代历来重视文章的修改润饰，但大多将修改作为写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来认识，强调修改对于文章完美的重要性。唐彪也主张“文章不能一作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文章全借改窜”。但他不只是将修改作为完善文章的工序来看，而是把修改上升到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认为“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到位，只有在反复的修改中，才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作者的思想也从中得到锻炼，语言受到磨砺，写作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具体到修改的方法，唐彪指出了修改的范围，即“理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须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音节有不叶处，须调之使叶”。但他更重视对文章词句的修改，如“锤炼而后精，不锤炼，未必能精也；淘洗而后洁，不淘洗，未必能洁也”，强调对文句应认真锤炼、再三淘洗，反复润色加工，以期臻于善境。

“深造”是唐彪读书作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带有精研细琢的意思。写成一篇好文章需要经过反复的思考、锤炼，“如文章一次做不佳，迟数月将此题再为之，必有胜境出矣；再作复不佳，迟数月又将此题为之，必有胜境出矣……改窜旧文，重作旧题，始能深造。每月六课文，止宜四次换题，其二次，必令其改窜旧作之有弊者，重作其旧题之全未得窍者，文必日进也”。这种“改窜旧文，重作旧题”的“深造”之法类似于今天的“一题多做”。在唐彪看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一日之间，文或不佳”而生“退怠之心”，“更不可将所作毁弃”，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起来，“迟数月，仍以其题再作，有一篇未是之文，反触其机，即有一佳文出焉”。这里其实触及了写作构思转换、孕育灵感的问题。从构思的角度讲，“用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徐悲鸿），当我们在写作中思路受阻、言泉干涸时，就要“看燕舞”“赏花开”，暂时搁置写作，将构思转入无意识，等到有了创作灵感，再“改窜旧文，重作旧题”，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因刻意构思行文而造成的痛苦煎熬，还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再从学习者的角度讲，让他们把有一定难度的题目搁置一段时间后再写，或让他们针对别人的修改意见“旧题重做”，他们会强化某文体的写作图式，巩固某一方面的写作能力。

三、高举“大法”、专注“细法”的体式法度观

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了坚实的学识修养基础和科学高效的训练路径，还必须“授之以渔”，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写作方法。《读书作文谱》花了很多笔墨探讨审题立意、布格谋篇、取材剪裁、行文表达、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宏观规则，也谈论了虚实深浅、纵横开阖、详略宾主、先后进退、正反抑扬等几十种微观技法，同時介绍了制艺、策问、经论、小序、碑文、祭文、杂论等文体的体式特征和法度规范。可以说，唐彪初步构建起了由宏观规则、微观技法、诸文体式组成的写作方法论体系，较之前人对写作文法的论述更为全面系统，也更加切合初学者的实际，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很强的体式法度意识和鲜明的教学法风格。学者安源将唐彪的写作方法分为“总体大法”和“具体细法”。“总体大法”是从写作程序上框定了作文的总体趋势和总的规范，“具体细法”则是充实完善文章的具体技巧和有效手段。这种概括方式虽然有失偏颇，比如没将深造之法和诸文体式等列进来，但也大体上反映了《读书作文谱》的方法论体系。

先说“总体大法”。安源将其概括细分为临题体认、布定格局、错综表述、修辞用字、改窜补正诸法，实为写作程序中必不可少的几个主要环节的处理方法，这里摘其一二略作介绍。比如“临文体认工夫”，唐彪写道：“凡一题到手，必不可轻易落笔，将通章之书，缓缓背过，细想神理，看其总意何在，分意何在，界限节次何在……思索已遍，然后定一稳当格局……然后举疾书，自然有结构，有剪裁，与他人逐段逐句经营者不同矣。”唐彪在这里强调了动笔前的审题构思十分重要，不仅要做到“细想神理”，还要“定一稳当格局”，这样的效果远非“逐段逐句经营”所能比。唐彪的“临文体认”和传统“意在笔先”说毫无二致，因为充分的构思不仅可以使文章条理通达、文从字顺，还可以提高写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修改，对提高写作效率、训练学生思维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注重文章修改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将修改的重心放在动笔前，让学生在临文体认中“修改”自己的构思设计。再如“布定格局”法，唐彪一方面注意到构思的关键要布局好结构，做到成竹在胸，即“必须先定一格，以为布置之准则”；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不能拘于定格，要善于变化，即“初时布置虽有定格，至于中间，离方就圆，生无化有，全要活法”，“不能拘初间一定之局”。这里的“不拘定格”不光指结构要灵活变化，还看到了构思的复杂性、多变性和调适性，所谓“初间定格，至中而变，固亦常事。但既变之后，亦须将反正、浅深、照应、关锁再斟酌定，然后为之”。面对行文中调整预构思路的现象，唐彪强调无论初定格局，还是中间变化，都要以题之纲领为衡定法则，实则揭示了“文以意为主”的行文规律。

再来说“具体细法”。《读书作文谱》中有相当的篇幅详尽阐述作文的诸多技巧和方法，内容丰赡不说，还能洞见微妙，常在平常处发惊人之见。唐彪的技法论多少受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小说评点中的文法论影响，但他没有停留在对技法的描述、鉴赏上，而是从“为作文”出发，侧重于探讨其操作技术，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其中的“虚实”“宾主”“衬贴”“关锁”“翻论”“推原”“附法”等，在今天仍然是常用的写作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唐彪能够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梳理分析写作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比如对浅深虚实、开合抑扬、先后进退、离合正反等方法的分析，均有精到的见解。如论“离合”：“离合相生者，谓将与题近，忽然风研；将与题远，又复掉转回顾是也；此文章离合法也。”唐彪还对文章美学法则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行文要富有变化，不可平铺直叙，如他这样论“抑扬”：“凡文欲发扬，先以数语束抑，令其气收敛。笔情屈曲，故谓之抑。抑后随以数语振发，乃谓之扬。使文章有气势，光焰逼人。”这些技法都是针对写作实际而提出的，便于把握、易于操作，在今天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另外，《读书作文谱》还阐述了“诸文体式”作法、“诸诗体式”作法，亦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他对八股文的认识：“凡诗文体格，皆随代变易，况云时艺，安得不日新月异乎？岂不大误？”由于当时科举的需要，写作教学不能不讲八股文。唐彪从“凡诗文体格，皆随代变易”的文体观出发，提出八股文“安得不日新月异”的观点，认为过分拘泥于八股体式不去变化，就会犯了大忌，这说明他对八股文凝固的结构模式并不执意追随，并且深谙其中的弊病。再如《经论篇》，唐彪不仅概括了“经论”——也即论说文的作法要领，言其结构有“论冒”“点题”“论之前半幅”“论之中半幅”“论之后幅”“论之结尾”等部分，还提出了“论贵圆转变化，忌方板雷同”的观点。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唐彪发展变化的文体思想，感受到强烈的辨体、尊体和变体、破体意识。

不可否认，唐彪的写作理论继承了我国古代文章学、写作学的理论，但就其体系的完备、系统而言，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