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达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作之一，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下册。其配套《语文教师用书》中关于《皇帝的新装》的“课文研讨和“教学建议”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批判分析和重新建构（涉及《语文教师用书》中关于《皇帝的新装》解析的文字只用引号引出，不加注释——笔者注）。本文尝试就此进行探析，期望引起更多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皇帝的新装》《语文教师用书》中“课文研讨”与“教学建议”的批判分析

通读《语文教师用书》中《皇帝的新装》的“课文研讨”，充斥其间的是苍白无力的阶级分析、简单肤浅的人性批判和暴露问题的问题意识；认真检视其教学建议，就会发现对童话文本内容本身过于偏执，而对儿童生活经验疏于关注。

1.关于《皇帝的新装》“课文研讨”的批判分析

（1）“整体把握”中的思想单调与逻辑不自洽

《皇帝的新装》“课文研讨”中“整体把握”仅四段话，其中第一段指出童话“揭露和讽刺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的丑行”；第三段提到“揭露了他们（指大臣和随员）的虚伪和自欺欺人的本质”；第四段述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虚伪、愚蠢、腐朽的本质”。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结合童话文本意义加以分析，就会洞察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语词使用的机械重复。“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反复出现，显现出编者的语词贫乏和遣词造句能力弱化。其次是偏重阶级分析和人性批判的单一性主题表达。难道仅仅因为牵涉到皇帝、大臣、随员和老百姓，就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说皇帝、大臣和随员是虚伪和自欺欺人的，那么骗子的行为呢？针对骗子的虚伪和自欺欺人在先，皇帝、大臣、随员和老百姓都纷纷坠入骗子设计好的陷阱，这种由被忽悠导致的虚伪和自欺欺人是否值得同情？最后是受骗者和揭骗人的双重遗漏。受骗者不仅包括皇帝、大臣和随员，还包括老百姓。由编者的逻辑自然推论出，童话也揭露和讽刺了老百姓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以及封建被统治阶级的虚伪、愚蠢、腐朽本质。这场骗局最后由一个小孩说出真相，是这则童话的关键所在，但“整体把握”中竟没有提及。

编者思想意图概是受译者叶君健先生的影响。叶先生认为安徒生的作品“分明地表现出他的爱和憎：对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残酷、虚伪，他的揭露和讽刺是无情的”。“由于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作品译介的制控，对其进行了‘改写，使得安徒生童话作品在中国的阐释下大大偏离了安徒生童话的原貌，这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时代变迁密切相关。”

（2）“问题研究”中有关想象运用的阐释是对童话想象力的限定甚至扼杀

这则童话富有非凡的想象力，主要包括骗局设计、受骗情节、受骗者心理活动和骗局被揭穿的一系列想象；而将它们完美结合起来的整体性想象，是这种非凡想象力的真正魅力所在。但编者将这一奇特想象所包含的艺术真实主要归因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专制制度的淫威”，显然是偏见和误读。有“专制制度的淫威”，骗子岂敢轻易行骗？皇帝又何必在意新衣的“不称职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特性？他还用得著顾及自己的尊严而委曲求全？

关于结局的想象，说皇帝意识到出丑，又生怕人说他不称职太愚蠢，他的内臣们私心重重，这没错，但指出“这帮腐朽的统治者是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权力而承认真理的”，则言过其实了。他们只是深陷骗局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已。这些关于想象运用的阐释，是对这则童话丰富想象力的限定甚至扼杀。这是“把自己有着明显局限性的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致使艺术作品常常在意蕴上超重、板结，既不能与形式取得协调，又无法使自己取得审美功能”。

（3）“问题研究”中有关问题设计与解答，是对童话寓意理解与把握的“雾里看花”

“问题研究”中提出四个问题，涉及骗子行骗手段、皇帝心理活动、不同的看新衣场面描写和小孩道出真相四个方面，过多纠缠于童话故事的显性意义层面，而对其整体隐喻性的隐性意义缺乏关注。

比较而言，骗子行骗手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骗术带来的戏剧性情节发展，与人物活动所彰显出的丰富人性意蕴。骗子和骗术本身显然只是一个引子和中介，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皇帝，而是包括皇帝、大臣、随员和老百姓在内的所有成人。织新衣本身是一个无，骗子压根儿就没有织新衣。

写皇帝的心理活动，编者用“自信而又心虚、愚蠢而又狡猾”来形容皇帝内心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不只是皇帝，所有得知这新衣特性的人去看之前都会有的。大臣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官员也自认为并不愚蠢。他们在没有看到新衣而表现出非常惊讶之余，都有一个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能让人知道”和“不能让人看出来”。而违心地赞美新衣后，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这个说不出的快乐就在于，他们都坚信别人是能看见新衣的，是聪明的和称职的，自己因看不见新衣的“不称职或愚蠢得不可救药”，没有被发现与揭穿。

至于不同的看新衣场面描写，大臣、官员和皇帝都去看，都注定了是看不到的。“场面相同，但写法各不相同”，其本身是一个表达技巧问题，编者却将其与官僚虚伪、宫廷腐败、社会恶习联系起来，显得牵强附会。

提及小孩道出真相，编者也仅仅认为孩子“无所顾忌、直言不讳”，这种“天真又大胆”“率直又肯定”“符合孩子的身份”，“如果改由成人来说，反倒不真实”；并且认为这“代表了所有老百姓的意见”，也是隔靴搔痒。

2.关于《皇帝的新装》“教学建议”的批判分析

《语文教师用书》中《皇帝的新装》“教学建议”提到三点：一是想象，二是朗读，三是玩味。其中的想象多是对作者想象的接近甚至复制，且都是局部想象，没有涉及整体性寓意和角色隐喻，这种想象就降格为低层次和扁平化的。朗读特别是分角色朗读确有必要，但其本身只是为理解文本意义提供重要铺垫。玩味的确是朗读基础上的理解跃进，但玩味语句毕竟只是局部理解。

很多《皇帝的新装》教学，都是抓住“新装”和“骗局”的内在对应关系来开展，从故事情节发展人手理解课文，包括皇帝爱新装（引子）、骗子吹新装（开端）、大臣看新装（发展）、皇帝穿新装（高潮）和孩子揭新装（结局）；从人物角色作用人手理解骗局，包括骗子行骗、大臣助骗、百姓传骗、皇帝受骗和孩子揭骗，最后得出皇帝大臣虚伪愚蠢而孩子真诚聪明的结论。这或许都是受《语文教师用书》中对《皇帝的新装》的分析和建议影响而导致的。问题是，教师都立足于课文来实施教学，追求外在现成结论的灌输和接受，学生的自主思考和生活经验被消解和遮蔽了。这是典型的语文知识内容优先性，教师不能引导儿童就骗局隐喻意义、行骗受骗之道和防骗破骗之术加以讨论，没有开采出《皇帝的新装》一文的生活教育价值。

二、《皇帝的新装》文本意义新解

“文学作品的意义，应该是由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创造的，是在作者、作品文本和读者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动态流程中不断生成的。”“语言文本作为精神客观化物，是联系、沟通两个主体的中介”，“读者的阅读、解释和批评”“必定会有意义增值”。这样看来，把握《皇帝的新装》的文本意义，不仅包括理解作品文本和作者，也包括理解读者自己，此时的读者经验就体现出作品文本思想和作者思想参与建构而带来的积极转变。

1.生丝和衣服的有形且可见，与素质和品质的无形且难见，构成鲜明对比

骗子为了制作皇帝的新装要去了大量优质生丝，生丝和衣服无疑都是可见的。骗子将“不称职或愚蠢得不可救药”与“皇帝的新装”的特性联系起来，“不称职或愚蠢得不可救药”显然是一种看不见的素质或品质，只有通过做事表现出的低效甚至荒唐才能显现出来。与此同时，衣服本身并不具有一种识别能力，所谓的“看”其实还要依赖穿衣服人的眼睛。换言之，生丝和衣服是作为一种事物而存在的，“不称职或愚蠢得不可救药”一定与事件相关。这样，生丝和衣服的有形且可见，与素质和品质的无形且难见，构成鲜明对比。它明显包含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悖论：不称职只能通过做事表现出来，它必定与衣服无关。这种荒谬性悖论本身是一种障眼法，骗子就是要通过将两种看似关联实则毫不相干的情形强行扭结，制造出一种逼真的错觉，从而让人信以为真，这也正是所有骗局的根本共性所在。

2.儿童的无知无畏和成人的有知有畏，是决定骗局被揭穿和能得逞的关键所在

这则童话中对骗局的揭穿之所以由孩子来完成，并不主要是因为孩子“天真而大胆”“率直又肯定”，而是因为儿童的无知无畏。因为无知无畏，所以天真大胆、率真肯定。他只是凭着直觉说话，眼见为实。儿童无知无畏和成人有知有畏中的“知”，指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带有自私功利性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惜歪曲事实真相的思想认识；“畏”是指由于感悟和发现其中的利害关系得失而产生的害怕心理。正是因为无知无畏，才有孩子的无所顾忌和直言不讳；正是由于有知有畏，才有皇帝、大臣、随员、老百姓的虚伪和自欺欺人。其中的差异也是分明的：皇帝担心自己的威望丧失，大臣和随员忧虑自己的职位被免，老百姓则害怕受到虐待。他们因此无一例外地选择相信骗子，相信“皇帝的新装”真实存在，而其心理前提又无一例外地相信其他人都是能看见的，因此才会极力地去描绘衣服是多么华丽精致，才会有“皇帝的新装”这一骗局的意料之中的离奇情节发展。毫无疑问，成人遵循骗子的语言逻辑的背后，是关乎自身利益和形象受损的双重心理恐惧。

3.批评成人固有的虚荣与倡导向儿童纯真的复归，是这则童话的整体性隐喻意义

作品借助骗子编织并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装”这个骗局，让皇帝、大臣、随员、老百姓和孩子一一登场亮相。总体看来，受骗和揭骗显现出成人与儿童在人性上的截然相反特征。这种荒唐的人生闹剧中隐含着作者委婉的批评和善意的忠告，批评成人固有的虚荣和忠告成人向儿童纯真的本真内心回归，是这则童话的整体性隐喻意义。“《皇帝的新装》表达了他们对于‘成年人的印象，是对‘虚荣这一人类固有和共有的人性弱点的发现，是安徒生为人类提供的一面镜子。”“在每个成年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本来都隐藏着皇帝、大臣、骗子、看客的精神元素。”

三、《皇帝的新装》教学重建

文本解读必然会影响到教学设计，对《皇帝的新装》文本意义进行僵硬的阶级分析自然没有教学感染力可言；更进一步，任何将《语文教师用书》的现成结论传递给学生的同质化语文教学都是不可取的。这种同质化教学“消解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思维创造价值”，包括“教师自身对知识的意义建构、教师对学生的思维导向以及学生的意义建构等三种思维建构过程”。童话教学自然不能只是关注童话文本意义本身，也要关注学生语文经验，积极作用于学生思维，追求学生语文素养的生动活泼发展。语文知识和学生经验并非强行植入与简单叠加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的。

1.从关注文本意义的他者性，走向关注文本意义的自我性

一些《皇帝的新装》教学倾向于向学生灌输《语文教师用书》上的现成结论，这只是关注了作者、编者和作品意义的他者维度，恰恰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自我维度。理解文本意义本身，是在与他者视野融合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视野拓展和意义建构。对《皇帝的新装》文本作出有意义探索的不乏其人，如有的强调文本与生活整合，将课文中的国王大臣和中国历史上的王公贵族乃至当下身边的校长班干部等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感悟“皇帝的新装”作为经典符号的教育意义；有的将“皇帝的新装”看成事实上的比喻，每个人都有“新装”即人性弱点，一旦不能认识并剔除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就只能上当受骗；以及在教学中联系打假卫士方舟子事件评论让学生谈自己的观点等。

2.从注重结论性的讲授教学，走向注重生成性的對话教学

教师向学生传授教师用书上的现成结论，不仅容易让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导致学生自主思维的压抑和自我经验的遮蔽，也陷入了孔子所批评的教学误区，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教师引导学生只关注知识结论本身，“就无异于看到水果摊上的水果”，却没有看到“它的生命过程中曾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教师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也就是不满足于看到和拾得水果摊上的知识水果，而是要学会质疑，感悟、体验和追寻知识水果从生根、发芽、开花到结果的整个生长过程，变他人思维的知识水果为自我思维的知识水果。

这就要求教师从关注知识讲授走向关注对话生成，发挥教师对学生思维的导向与援助作用。对话是为了开掘学生的语文思维空间，并促成学生学的主动性和自由充分化。教师可以设置让学生自由说的环节，设计问题安排学生讨论，关注课文文本与生活文本之间的互文和贯通，从而呈现出学生依据自身语文经验主动建构课文文本意义的生动图景。对话之中需要教师讲授，但教师讲授是为了开启与学生的对话。师生通过对话和感悟就会发现，体现在皇帝、大臣、随员、老百姓身上的虚伪和自欺欺人，有时也会体现在我们师生自己身上。爱慕虚荣，想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更好的自己，以至于装腔作势甚至撒谎欺骗。就像教师向学生振振有词地讲授教师用书上的现成观点，没有体现出自我思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装”般自欺欺人。

3.从强调童话的思想认识功能，走向强调童话的生活教育价值

历史文本与现实生活、他者解读、自我发现之间，是相互关联、整体融通和综合渗透的，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游戏趣味。一些《皇帝的新装》教学，重视分角色朗读、讲述故事情节与分析人物形象特征，并交代童话的主题意蕴，满足于让学生知道童话是什么，告诉了什么道理，过多强调童话的思想认识功能，却忽视了童话作品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教育意义。童话中骗子行骗和诸多成年人的受骗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大量存在的。骗子针对未成年人或缺乏防范意识的成年人进行诈骗并屡屡得逞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曾经发生的女大学生失联，轻信骗子冒充亲人而被骗钱财，误信虚假大学录取通知书而被骗学费，以及大量网络诈骗等案件，都鲜明体现出骗子的阴险狡诈和被骗者的头脑简单。因此，《皇帝的新装》不仅隐含着人性的批判与忠告，还暗示出生活并非总是阳光大道，也会有各种陷阱，需要人们加强防范并善于识破。因此，《皇帝的新装》的生活教育价值，语文教学不能遗忘，必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