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

这里要说的主要不是狠人，是狠人文化。狠人常有，狠人文化不常有。狠人过去哪里都有，未来也是。东北有，别的地方也有。不信你看看各地恶性犯罪新闻。

什么是狠人文化？我给个定义，就是鼓吹忽悠谁狠谁牛的文化。这是一种气氛，不一定是一种行动。街上几句口角掏出刀来把人捅了，十步杀一人，那叫玩命，不叫狠人文化——简直没文化到不像话。

20世纪9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是家里从哈尔滨支援大三线建设到贵州去的工厂子弟。他一次又一次对我们讲起他们厂区周围的贵阳郊区土著，如何凶狠对待到他们田里“搞破坏”的半大小子。他们手里拿着砍刀，边追边喊：“看老子砍断你脚杆！”

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听得气都屏起，似乎漫长的停顿后有人小声问：“真砍吗？”“咋不真砍！我一个同学就被砍了！大腿！”于是齐声叹，哀着眼神散了，心里种下了敬畏的秧苗。

很多人以为狠人文化是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并且还将千秋万代地传习下去。

大错特错。

东北人的性格面目更明晰，应该是20世纪初叶，大批内地移民闯关东后的事了。关东这样的地方，总体来说，培育的是一种宽厚、大度、与人为善的民风。我爷爷是20世纪30年代闯关东到东北的，我父亲就曾讲起他八九岁时，家里会收留生病的流浪盲人数月之久，免费吃住，直到天气转暖。

为什么我说得这么肯定？为什么那时候的东北没有狠人文化？

首先，你找不到需要那么“狠”的理由。经济那么多年都是好的，不愁吃穿，狠个什么劲呢？更重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除了若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小说，大部分东北的文学作品，包括当时一些在东北的传教士的记述，几乎找不到“狠人”存在的证据。

无论是萧红笔下的东北，还是骆宾基笔下的东北，都是如此。不僅没有这种狠人文化，反而大部分人物都有点过分老实巴交，文质彬彬了。东北作家王阿成写的《胡天胡地风骚》，笔端跨越上百年，但早期的东北，也没有这样的刀枪炮式人物。在街上横晃耍流氓的小痞子形象，都是70年代末后才有的。

所以东北的狠人文化，并不是一个早期传统，而是一个现代产物。其起点，就是70年代末，也就是传统计划经济开始全面崩塌转型的起点。

在当时，东北的城镇化程度在全国大区中首屈一指，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巨多。而在80年代初开始，由于体制松动，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半失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又带动了足够多的失学的半大小子。他们本来习惯了城镇聚集和组织化生存，现在出现有组织的打群架、斗殴，维持一点生存空间，也就很正常了。

还有一点，不管当时的各种街头冲突原因是什么，他们所争夺的往往是一种“公家财产”。我还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和同学随便到一些国企院子里捡点铜铁零件，就能卖个五元八元。那是1982年。

这种争夺，或者衍生下来的冲突，绝不会是一种为了保护私产才会有的“死磕”，大部分情况下，虚张声势的艺术比搏击能力重要，也足以获得想要的利益。当然，真正的狠人，也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额外的“荣耀”。

这就是孔二狗笔下《东北黑道二十年》的真实场景了。这也是我在80年代上学时常见的景象，手拿棍棒的社会人在校园和大街上呼啸来去，追逐和斗殴时有发生，但真正的命案，并不多见。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东北的狠人文化终于不可避免地衰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初支持这种狠人文化的大部分基础，都是时代性、短期性的。东北人没有任何额外的理由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狠。

《东北黑道二十年》中讲到，当初在街上混的狠人，后来都有了正经生意变文明变软弱了。整体上看，随着人口迁徙和交流不断深入，对东北人的刻板印象也在改变，其中包括东北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赵本山的《乡村爱情》中，一系列装疯卖傻的喜剧化“狠人”角色出现，“狠人”已不复当初之“狠人”。

而在2017年，随着一部分东北人在海南“偷菜”的视频流到网上，他们开始被戏谑地称为“瑞典人”。这当然也不是让人愉快的事，但毕竟，在“偷菜”视频中猥琐狡狯多于蛮横的东北人形象，彻底地消解了东北狠人文化。（本文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