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文理学院艺术学院）

一、移民的移居背景及动机使得大理的村镇成了不二之选。

把移居大理的人群称之为“新移民”，这个词汇，最初我听到时心里倍感洋气。从2015年起，我有了移居国外的念头，去了国外，该被称为“移民”吧。辞海对移民的解释有：1.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2.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我想之所以称移居大理的人群为新移民是因为这两者的意义都不太匹配，所以，称之“新移民”。

匆忙中，我加入了新移民的队伍。

我的所图很简单，好的空气好的水，不去工作孩子自己教育自己陪伴，远离电子产品降低物质依赖。

我一直的工作是在大学教育别人家的孩子，在2018年的的4、5、6、7月份我平均每周在两个城市飞四趟，一般是凌晨到一个城市，然后7点去上课，下午5点下课后赶去机场，凌晨到家。我的奔波目的只有一个，亲力亲为的自己面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在有课的阶段我的月收入6000-7000元左右，月开支10，000元以上。我的身体在工作期的第三个月时会进入低谷，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开始生病，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彪悍可以扛得住这样的生活状态。当我的情绪开始比较烦躁，易怒易悲，怨怼之情常常让家里的长辈不知所措时，他们开始放弃式的妥协，常常在思考是在我工作忙时帮助我一起抚养孩子，还是索性不要再看我的脸色老两口安享晚年悠闲的生活。

其实，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6年……

之前我很乐于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教养，当他一天天长大，每一次我离开他去上课都让他难过不已，开始学会将小脑袋藏在我怀的悄悄的哭时，我发誓，不要再离开他一步了。管理爱护好我的孩子是我不可以推卸的责任！这种念头越迫切，就越压抑。

有一天我发现我花的比挣的多，我知道我有了可以自由选择生活轨迹的物质基础，我开始窃喜，也开始思考，下一步我该怎么走？

发现大理的移民村太偶然了。我在2018年7月底陪同儿子参加夏令营，作为义工我被大龄的孩子恶作剧摔伤了。本来计划8.1的内蒙古之行泡汤后，跑到移居大理的彩蓝家做披萨，又巧合地认识了在家教育孩子的三宝妈。

OK，大理银桥镇上银村这个地方让我被深深的吸引。8.23我落户银桥镇，正式成为新村民的一员。

银桥镇位于大理市中心地带，距里市中心（下关）20.5千米，距离大理古城9公里。面朝洱海，背靠苍山，南连大理，北接湾桥镇。它有8个村委会，32个自然村（我住在鹤阳村），总户数6824户，总人口30154人。我所居住的鹤阳村是“娃哈哈”水厂的供水基地。214国道及大丽公路横穿南北，镇村公路也是修缮完整，我家门口小车可以直接开到。银桥镇现在的新移民有100多户，在我的“银桥新移民”微信群有280多个好友。大家多是集中在上中下银这三个村子。这些新移民中有80%是为了孩子脱离体制在家教育而搬来的，在和10户左右家庭聊天后，我的最大疑惑被释放了。我问：“呆在村子里着急吗？想离开吗？“（家庭居住地背景：3户广州、1户深圳、1户北京、2户成都、1户上海、1户郑州、1户杭州）。他们最久的是Rocky范一家居近4年，他们来自广州。还有很多新村民于2010年始就已尝试非旅游的短居大理。大家的答案超乎的一致：“不着急哈，我们现在是不愿离开，我们已经不再适应不再喜欢城市的生活，太吵了。”

大家移民关键词是“子孙”，为孩儿而移！据资料显示中国的在家教育发源地、聚集地是大理。所以，我听完后立马就有了匍匐在地膜拜，抑或可以与他们相拥而哭的念头。这正是我想为自己和孩子甚至是父母寻求的生活生长环境！

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租院子呗。通过走访和村子里有名的王婆（村子里的人肉“58同城”）对接上后，我了解到大理银桥镇的院子一般租约都是以10年为基础，封顶20年。老院子基本在2万以内1年，新院子基本上1层楼2万元1年。我急于落户，用了前后不到15天的时间匆匆签下了1户深圳人改建的老院子，为期一年共计1.8万。在这一年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户1年1万租金以内的老院子，然后签一个上限年限（20年）投资改建（至少30万）。应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大理的村镇山好水好空气好，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自己养点小家禽小家宠什么的，我就此养老吧。

二、移民落户，文化背景的差异如何融合，又如何形成了移民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定义在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它（广泛的知识并将之活学活用与根植内心的修养culture）是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简单来说文化就是地区人类的生活要素形态的统称：即衣、冠、文、物、食、住、行等。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人类也一直众说不一。但东西方的辞书或百科中却有一个较为共同的解释和理解：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

是的，我要落户，前提的问题“如何和当地的人文化习俗习惯能够融合并建立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群体关系”。三宝妈告诉我：“基本上新移民是和新移民圈子里的人接触的，这里的白族人是很好的，人也朴实，对我们很好，但是基本不发生什么联系”。好吧，不建立人物关系，还要对方对自己好？！朋友阿龙，湖南人，今年34岁，从2009年起移居大理开客栈到今年是第8年。阿龙操着一口流利的大理话。为啥？被骗怕了呗。最初建院子盖楼，当地人说当地话买钉子只要一元钱一只，他买少于2.5元不卖。要去讲道理吗，当地人没人理会的。所以，阿龙是建立关系的，他学会了当地的方言。

和全国大部分的农村很相像，这里的村子有着独一无二的适合生活的优质的自然资源。银桥镇90%以上是白族，村间小道经常看到穿着民间服饰的阿孃，经典的搭配就是浅蓝色上衣配黑坎肩，统一扎有一条浅蓝色小围裙，头发基本全是盘起来的，经常有一只竹编背篓在身，步履蹒跚缓慢，若是重物必还有一条编织的很好的或麻或棉的头带分担重量，这里的老人家是还需要干很多活的。当然还会碰到很多长襟大褂的青年人,有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和禅意的满足，说着普通话抑或英文，基本可以判断是新移民了。村子历经10年的移民迁徙，但还是有着很突兀的文化差异，

还是回到之前的提问，若不是新移民和当地村民有文化的衔接和关系的建立，是利用还是扶贫？若要有文化的衔接和关系的建立，有成功的案例吗？还是说目前还在探索。因为移民比搞乡村建设更接近对方生活的实在，毕竟地理环境和历史是产生的人文精神的土壤。若是有着深入骨髓的文化接纳和生长，年轻的村民才会在意对传统的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新移民也不会在租来的老宅子里肆意改造豪无顾虑。可我作为新村民的一员，我和我的新村民们的迁徙动机，不是被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所吸引，我们建造的房屋，看似对老房子的修缮及保护，却在内部结构和使用功能做了颠覆性的改造。农家的正屋、猪棚和贮藏室及院子我们用现代的设计理念独特的设计手法及光影的使用表现出的是我们心中的乌托邦。也许只有在正屋的造型结构、材料使用及纹样能感受到历史和民俗的痕迹。但说到原汁原味的民族村落的再现，恐怕是新老村民都不想要的。我们的改造的老屋本该将本地自然、文化特色融入，进而生成留有原地气韵的宅子，代代相传。现在的老屋景象，却在今天你盖两层，明天我盖三层，盖出有权有势，有姿有色是最好的(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性导向)。

城里孩子的乌托邦，村里孩子的大户梦。双方都拿对方当“傻子”！

教育的落后，在毫无意识和局限的认知中，村子里的大部分有效劳动力出门挣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肩负着守护家园的人物。“他们”的村子人去楼空，“他们”去城市努力成为“北漂”、“上漂”、“深漂”的一员。而“北上广”这样的超一线或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石家庄、成都、西安等城市）恶劣的生存环境、恶劣的竞争压力让大批盛年的高学历中产阶级携家定居在空落落的村子，试问，这种行为算不算精准扶贫？还是移民赤裸裸地对有限资源占用和利用？

这让我想起了“温州模式”，在上世纪浙江省南部很是炙热，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贫困的村庄，却成为中国最有能量的加工制造中心。这个省份也成了中国最富裕的省份。贫是暂时扶了，但村民的心更饿了。若没有文化的共融和生长，建造有多少，破坏就有多少。

三、“临界空间”决定了移民的文化属性，更体现了移民的实际存在。

之前有阅读到大理大学社会学博士高瑜在2017年发表“临界空间的转变——云南大理古城的个案研究”一文,在文中提到的“新住民”、“临界空间”等信息点。

苏格兰人类学家victor turner（维克多·特纳，1920-1983）曾提到临界存在（liminality），即指“在此处又不在此处，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意指文化在和因商业发展而被迫产生交会的过渡地带，临界性形成，渗透并且定义新的都市空间。美国学者Sharon.zukin（雪伦.朱津）这就称之为临界空间，这类空间介于文化领域和商业领域之间，公共价值和个人利益之间。并且指出这不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状态，而是一个进一步的状态，在当代都市社会中它包含了经验感受的不同层次。并且因为这样的空间存在，使空间运作变得复杂，但它连接了转换的地景和地带。当大理古城发生了临界空间的改变，“从大理古城洋人街的兴起，到人民路的崛起，以至于到古城邻近的客栈、小区的开发，以及双廊古镇渔村的精品酒店等。这些地景的变貌，一则让人看到空间过程的变化，另则也突显出不同人群进入的轨迹。不论是本地人的投身参与异国料理，或是外来艺术家带来的波希米亚风，抑或是都会中产阶级所引入的资本，这些都说明了文化的异质性创造与市场化的作用力，如何交会在一个西南边陲小镇里。“当然，这些都是来自于外部的冲击，而本土的文化的融入显得极其被动，是没钱没见识没胆略闹的吗？

写到这里却有了一丝淡淡的哀伤。我热爱这片土地，我更想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我要移民，不是在这里去居住在另外一个北京、上海、成都……没有人文特质的土地只会被掠夺。所以，在国家提到精准扶贫更多的不该是受之鱼而改授之渔。了解和热爱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才是扶贫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