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的适用

2018-01-22陈峥洁

法制博览 2018年16期

陈峥洁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 110036

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一次设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了“双倍赔偿”。《消法》是实施后，1995年，自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一副索尼耳机，并依据该条文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后，依据该条款索赔事件越来越多，且其中不乏以王海为典型的知假买假者，学界称之为“王海现象”。起初，职业打假人们获得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支持，索赔案件基本胜诉。但是1998年，局势发生逆转，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做出了不利于原告的终审判决，理由是原告“知假买假”、“职业打假”。到底应不应该支持像王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成为了学界一直难以解决的难题。

“王海现象”从出现至今已有十二年的时间了，立法者的左右动摇，学界的纷争不断，职业打假人的奋力维权，给实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本文追本溯源，用法经济学理论阐释说明，职业打假人应获得肯定，可适用《消法》第55条。

一、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古已有之，无论是中国的古代法律还是西方的法典，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始于英国，成熟于美国。

虽然美国法律采用实用主义的英美法立场，与我国所处的遵循公私法二元论原则的大陆法系截然不同，但是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发展深受美国学界影响。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一直被误认为是作为惩罚性质的制度加以使用。

美国理论界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得最为深刻，在理论愈益成熟的发展道路上，与之而来的争议也越多，争议主要集中于该制度的功能、阻碍经济科技发展、索赔的正当性来源等。而如今我国对于职业打假人的争议正与美国当年关于制度功能争议密不可分。目前美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共识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功能就是惩罚与遏制。或许是受到了制度较为成熟的美国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设计为惩罚与遏制。忽略了两国立法背景、立法初衷和实施实效的理论研究，直接效仿其研究成果，为至今“知假买假”的争议埋下隐患。

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立初衷和运行实效

(一)设立初衷

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理论影响，在民事赔偿领域一直奉行填平原则，其核心是以受害人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体现公平公正理念。惩罚性赔偿原则与填平原则大不相同，不仅要求赔偿受害人之损失，还需另赔偿金额。因此不存在正式文件对立法初衷进行详细的讲解。但我们可以从参与该项立法工作的学者论著及理论界、实务界的解读与运用，还原该制度的立法意图。

在谈起该制度的立法初衷时，学者指出，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反映了社会对于制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呼声，体现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其次，法律也鼓励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积极地维护自身权益，打击不法商家；最后，赔偿金对于违法经营者具有惩罚和警戒作用，对净化市场大有裨益。[1]

参与该法制定的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官员的河山指出，将‘缺一赔十’的法律武器交给广大消费者，动员亿万群众与伪假商品做斗争，消费者可得到赔偿，商家得到制裁，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性服务将无市场可容纳。[2]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其本身具有的多倍赔偿带有的惩罚性质不可否认，但是从其设置的主要功能来看，还是以鼓励消费者对抗违法行为、诉讼索赔为主的。

(二)运行实效

根据现行《消法》第55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来看，对经营者很难起到惩罚和遏制作用。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任何权利都有成本，权利利益的实现都需要有资源的支出。[3]作为一名理性消费者，当他遭遇不良商家时，他首要考虑的不是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而是如何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如果通过诉讼途径索赔，势必令其承担巨大的诉讼成本，其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从根本上抑制了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索赔的积极性。特别是在涉及商品、服务金额较小时，更为明显。当起诉的成本小于诉讼的预期收益时，原告方才会发起诉讼。[4]起诉的私人激励不足，真正愿意起诉的消费者自然少而又少。

在我国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维权能力受限、维权积极性不高的背景下，将《消法》中的三倍赔偿视为对经营者的惩罚与遏制，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